次日辰时,沈砚带着两份文书去了旧目录房。
昨夜雨水未尽,院中石板缝里积着薄薄一层水。旧目录房的门槛高,门前却没有铺设挡水的木板,进门时鞋底难免带进湿泥。守柜书吏正在擦拭靠门的一排木架,见沈砚出示查阅文书,先核对了印记,又取来一册登记簿,逐项登记查阅缘由、所查册名与归还时限。
这次申请的范围不大,却比寻常查阅多了一项限制:沈砚不仅要查看旧目录的原始编目簿,还要查明那条“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的摘要究竟依据什么写成。
守柜书吏看完文书,问道:“只查原始编目簿,还是连当时的编目底稿也要调?”
“若有底稿,一并查阅。但原簿与底稿须分开登记。”
“底稿有些已经并入杂项,不一定还在。”
“那就先查现存目录,按原有收存号调取。没有编号的,不必临时拼成一册。”
守柜书吏应了一声,带他到里间。
旧目录房与目录房相隔不远,屋内陈设却更旧。墙边高柜分成六列,柜门上依次贴着“总目”“旧目”“杂项”“移置”“修补”“待核”等标签。标签有的墨色深,有的已经泛黄,部分柜门上还留着旧标签撕去后的浅痕。
里间靠墙放着一张长案,案上摆着几册待核簿。守柜书吏先从“旧目”柜中取出一册原始编目簿,又从“总目”柜中取出一本后来的目录汇编,分别放在案子两侧。
“原始编目簿在左,目录汇编在右。两册都可查,但不能互相拆页。若要比较,另用抄纸记录。”
沈砚点头。
他先看原始编目簿的封面与扉页。
扉页写着编目范围,涉及旧目清点、修补收存、杂项归并三类事项。封底则注明:“本簿依现存原簿、工单及旧目摘录编次。原件未见者,仍记所据未明。”
这与后来目录汇编中的用语相似,却没有完全相同。
沈砚没有急着翻到那条摘要所在的页次,而是先查编目簿前面的凡例。
凡例共有六条,主要说明编目方法。
第一条,原簿、工单与摘录分别登记,不得以摘录代替原簿。
第二条,原件缺失而仅存转抄者,应在所据栏注明。
第三条,后补事项附于相关条目之后,不另立总目。
第四条,同一事项若见于不同簿册,先按各自出处分别登记,待核明后再作互见。
第五条,未逐件清点的物件,不得按总数推定单件去向。
第六条,旧目名称可以沿用,但不得据此认定原件已核。
沈砚看完,将第三条和第四条抄下。
它们与他此前查到的许多记录相合,却也提醒他,后来的目录编者本应把不同来源的记录分别保留。若那条摘要将数份材料概括成一段完整叙述,就必须进一步查明编者究竟依据了什么。
他翻到目录汇编所标的页次。
那条摘要位于编目簿后半部,夹在两项修补记录之间。正文先记“修补后纸件一批,暂入杂项待核”,随后是“可辨旧目抄页,另列”,末尾另起一行:“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
这行字的笔迹比上文略小,墨色也浅一些。
沈砚没有立即判断它是后补文字。他先检查该行是否与前后文字共用同一条目编号。
前两项分别有编号,末尾那行却没有独立编号,只在行首画了一道短线,像是补充说明。
短线的形式并不特殊,其他条目中也有类似标记。有时用于补充来源,有时用于表示同一事项的附注,不能据此认定这一行是在编目后才添加。
他继续往下看。
这一条目的所据栏写着:“修补簿、杂项收存簿。”
没有具体页码,也没有工单编号。
而在正文旁边,另有一处小字:“原页缺,依旧目摘记补录。”
沈砚停住了。
这行字与摘要末尾的内容直接相关,却仍然没有说清“原页”是哪一页。
它可能指编目时所依据的原始收存簿缺页,也可能指一张曾附在修补簿后的纸页缺失。若是前者,摘要中的那句话可能来自旧目摘记;若是后者,摘要便可能是根据某份残存的原始记录转录而来。
无论哪一种,都不能把摘要直接当作原始收存簿的原文。
沈砚将整条记录抄录下来,包括编号、所据栏、旁注与前后条目的名称。他没有只摘取“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一句。
随后,他查看原始编目簿后面的附页。
附页中有几张旧纸,分别标着“补录”“互见”“缺页说明”。其中一张写着:
“原页缺失,所据不明者,不据旁项补齐。”
下面另有一行:
“摘录与原簿文字不合时,分别留存,不强并。”
沈砚将这张附页的内容记入查阅记录。
这条规则意味着,编目簿的编者并非不知道原件缺失可能带来的问题。相反,他们明确要求保留原文与摘录之间的差异,不得根据旁项把缺失部分补齐。
那么,摘要中的那行小字究竟从哪里来,便更值得追查。
若编者手中确有一份旧目摘记,能够证明“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曾被记下,那么这句话就不只是后来编目者的推断;但若摘记本身也只是转抄,且所据不明,它仍不能证明当时确有一张独立清单。
沈砚把两种可能写在抄件边上,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种。
他转向守柜书吏。
“这册编目簿后面,是否另有一份旧目摘记?”
守柜书吏查了收存目录。
“有一份旧目摘记,另立编号。不过目录只写‘旧目修补及杂项归并摘记’,没有具体内容。”
“现存吗?”
“目录显示在待核柜。”
沈砚请他调取。
守柜书吏离开里间,过了一刻钟才回来。他手里拿着一只窄纸匣,封签写着“旧目摘记一份,原属未明”。
封签没有日期,右下角有一个收存印记。印记边缘已经模糊,无法看清具体编号。
守柜书吏先核对匣上的收存号,再当着沈砚的面拆开封签。
纸匣中只有一张折叠的旧纸。
纸张比一般抄件厚,折痕明显,左侧有三个旧针孔。纸面上写着数条修补与归并事项,其中一条是:
“修补后纸件一批,暂入杂项待核。可辨旧目抄页,另列。”
这与编目簿中的前两句基本相同。
但摘记到此便结束了。
没有“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这一行。
沈砚将摘记与编目簿逐字对照。
两者的前两句在用词、顺序上基本一致,只是摘记中的“可辨旧目抄页”后面有一个停顿记号,编目簿中没有。摘记的纸面下缘还留着半行淡墨,像是曾有其他文字,但现存字迹无法辨认。
沈砚没有立刻把它当作编目簿的直接底稿。
他先检查摘记的来源说明。
纸匣封签写“原属未明”,纸张本身没有日期,也没有作者姓名。它的折痕和针孔说明它曾被折叠或穿缀收存,却无法判断它原本属于哪一册。
更重要的是,摘记并没有“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这句话。
这意味着,编目簿中的末尾一行不是从这张摘记上直接抄来的,至少不能从现存部分证明这一点。
沈砚把两份材料分开放好。
“这张摘记的收存时间能查到吗?”他问。
“只能查到它被并入待核柜的日期,不能查到它最初形成的时间。”守柜书吏答道,“当时清点时,因没有原属说明,便单独装匣。”
“装匣前,它是否曾经附在某册之后?”
“没有记录。”
“封签是谁写的?”
“收存簿上只记了一名当值书吏的姓,名字看不清。”
沈砚点头。
他让书吏将纸匣的现存状态、封签、纸张折痕与针孔都记入查阅单,又在摘记的内容旁写明:“仅见修补后纸件一批及可辨旧目抄页另列,未见清单随册复核之句。”
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却能防止日后有人把编目簿与摘记的内容混在一起,误以为那行末尾说明原本就在摘记中。
接下来,沈砚开始查编目簿旁注中所说的“原页缺”。
他先核对编目簿的页码。
正文页码连续,未见整页撕除的明显痕迹。几处附页没有编号,但均在后面的附页目录中留有记录。那条摘要所在的页次也没有缺页说明。
因此,“原页缺”未必指编目簿本身缺页。
它可能指编目时所依据的原始收存簿缺页,也可能指某份更早的摘记缺页。
沈砚将编目簿所据栏里的“修补簿、杂项收存簿”逐一核对。
修补簿现存部分有“纸件若干,暂存修补案旁”的记录,也有“封底补缀后归原柜”的记录,但没有“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这一句。
杂项收存簿现存部分则有“修补后纸件一批,暂入杂项待核”与“可辨旧目抄页,另列”,同样没有末尾那句。
两册的现存文字都不能直接支持摘要末尾的说明。
然而,杂项收存簿确有缺页。
缺页位置在一条“旧目录散页若干,暂归杂项待核”之后,下一条“无主封签三张,另存”之前。缺失部分有多长,无法确定。现存页码没有中断,因为当时的簿册只在每页边角标记顺序号,缺页处连同页角一起不见了。
这使“原页缺”有了一个可能的指向。
但它仍然只是可能。
缺失部分也许包含那句末尾说明,也许只是其他日常收存记录。现存目录没有给出缺页所记事项的名称。
沈砚将这一发现记下,接着查看杂项收存簿的旧目录。
目录只记录每页首条事项,缺失页对应的目录栏里写着:
“修补后杂项,待核。”
没有其他说明。
这一项不能证明缺页中有清单,但它与编目簿所据栏里的“杂项收存簿”相合,至少说明编目者可能曾依据过这册收存簿的相关内容。
沈砚把缺页前后的记录抄下,又将目录中的“修补后杂项,待核”一并附上。
他没有在抄件标题上写“清单失踪处”,而是写“杂项收存簿缺页位置核查”。
这才是目前能够确认的内容。
午时将近,守柜书吏送来一碗热水,提醒沈砚查阅时限快到。沈砚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把原始编目簿与旧目摘记重新摆好,做最后一次对照。
原始编目簿记:
“修补后纸件一批,暂入杂项待核。可辨旧目抄页,另列。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
旧目摘记记:
“修补后纸件一批,暂入杂项待核。可辨旧目抄页,另列。”
杂项收存簿现存部分记:
“修补后纸件一批,暂入杂项待核。”
“可辨旧目抄页,另列。”
修补簿现存部分记:
“册内附纸未逐件核验。”
“纸件若干,暂存修补案旁。”
归存清单记:
“修补案旁暂存纸件,另归杂项待核。”
这些记录可以互相照应,却没有一条现存原文完整包含编目簿中的末尾说明。
因此,沈砚在核查记录中写下:
“编目簿所记‘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现存修补簿、杂项收存簿及旧目摘记均未见对应原文。该句可能出自杂项收存簿缺页,也可能来自另有其本的旧目摘记;其所据尚未查明。”
他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又请守柜书吏确认所查材料的册名与页次。
书吏核对无误后,在查阅单上盖了收存印记。
沈砚这才将原始编目簿与旧目摘记交还。
离开旧目录房前,他又申请了一项新的查阅。
他要查的不是清点簿,也不是修补簿,而是杂项收存簿缺页前后所依据的日常收存底稿。
因为若那句末尾说明确实来自杂项收存簿缺页,底稿也许还留有同一事项的副记;若它来自另一份旧目摘记,则需要找到那份摘记的目录来源。
这项申请没有立即获准。
守柜书吏告诉他,日常收存底稿分散在几个柜中,其中一部分只按月份归类,没有独立编号。若要查找,需要先由旧目录房列出可供检索的范围,再由目录房核对是否与现存杂项底稿重复。
沈砚没有要求当日便将所有底稿调来。
他只请对方先核查两个范围:一是杂项收存簿缺页前后数日的底稿,二是旧目摘记入柜前曾经经过的收存记录。
若两处都找不到,他再扩大范围。
回到目录房时,雨已经停了。
沈砚把今日的查阅结果摊在案上,重新审视那条“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
这句话仍然没有找到原始出处。
但调查已经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确认了编目簿的正文与一张旧目摘记并不完全相同;确认了摘记只记“可辨旧目抄页,另列”,没有提到清单随册复核;也确认了编目簿所据的杂项收存簿存在缺页,缺失部分的内容尚未查明。
这使他不能再把那行末尾说明视作一条已经得到原始记录支持的事实。
它仍可能有真实来源。
也可能是编目者根据未见原件的旧目摘记补入的说明。
还有一种可能:编目者曾经见过一份如今已经不存的底稿,而这份底稿的文字后来被概括成了那一行。
三种可能都还存在。
沈砚将它们分别写进核查簿,最后在下面加上一条限制:
“在找到所据原页前,不得以编目簿摘要反证原始清单存在。”
他合上核查簿,正准备将今日抄件归袋,赵谦却从门外走了进来。
赵谦手里拿着一份新送来的目录房回文,神情比平时凝重。
“外署那边回了你前些日子问的旧式样式借阅记录。”他说,“他们没有找到借阅人,也没有找到正式借条。但有一条旧目录摘录,记着十一月中旬曾将旧式回执样式归入‘参考阅看’,后来又补了一句‘样式归还,内容未核’。”
沈砚接过回文。
“原件在哪里?”
“外署只送了摘录,没有送原簿。回文说,原簿现存部分缺了一页,缺页前后都没有具体日期。”
沈砚将回文放到案上,没有马上与今日的修补记录放在一起。
他先问:“这条摘录有没有提到旧目抄页清单?”
“没有。只写旧式回执样式。”
“有没有写清借阅人、归还人或经手人?”
“没有。”
“那就单独登记。”
赵谦看着他,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道:“我知道。你不会把它当成同一件事。”
沈砚将回文装入新的纸袋,封面写着“旧式回执样式参考阅看记录,原簿未见”。
随后,他回到今日的核查记录。
一边是修补后纸件与旧目抄页的归并记录,另一边是十一月中旬旧式回执样式的参考阅看记录。
两者都存在缺页,都没有完整的经手人记录,也都出现了“未核”之类的用语。
但相似之处仅限于记录形式和工作环境。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借看的旧式回执样式就是后来归入杂项的那批纸件;也没有证据表明,旧目抄页清单曾经被借去核对旧号用法。
沈砚把两个纸袋分别放入待核柜的不同格子。
今日他仍未找到那份清单。
但他终于弄清了一件事:此前反复被引用的“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目前只能追溯到一条来源未明的编目摘要。它的原始所据可能藏在杂项收存簿的缺页中,也可能另有底稿。
在找到所据之前,这句话不能成为证明清单存在的依据。
而那份清单是否真的存在过,仍需由其他证据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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