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缺页有边

赵谦离开时，天色已经暗了。

目录房里的灯一盏接一盏点起来，灯芯燃得不稳，偶尔爆出一声细响。沈砚没有立刻收拾案上的纸。他把今日查阅的几份记录分成三叠，最左边是修补簿、杂项收存簿与旧目摘记的核对结果，中间是关于“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的来源分析，最右边则是赵谦刚送来的外署回文。

三叠纸之间留着空隙，没有重叠。

这是他近来养成的习惯。

查到的材料越来越多，真正能彼此印证的却并不多。若将所有字面相似的记录放在一处，乍看之下，许多原本没有联系的事情都会显得像是同一件事。可一旦把它们拆开，分别追问时间、来源、经手人和实际物件，往往又会发现中间缺了几层。

他眼下追查的那份旧目抄页清单，便是如此。

有记录说它曾附在旧目清点簿后，有记录说可辨的旧目抄页另列，还有一条来源不明的摘要称，另列清单应当随清点簿复核。

这些话单独看，都说得通。

但它们能否指向同一份纸件，仍没有答案。

沈砚拿起最右边的回文，又读了一遍。

外署在十一月中旬曾经借阅旧式回执样式，后来只留下“样式归还，内容未核”的摘录。原簿缺页，借阅人与归还人不明。除此之外，没有旧目抄页清单的名称，也没有修补后纸件的收存编号。

他在回文边上写了八个字：

“另案存查，不与并论。”

写完，他把回文装回纸袋，封口处盖上目录房的查阅印记。

随后，他吹熄案边一盏灯，走出门去。

院门外已经没有多少人。远处巡夜的梆声隔着几道墙传来，间隔均匀。沈砚沿着廊下往住处走，经过修补房时，听见里面还有人说话。

一个声音压得很低。

“……缺页若是旧年留下的，照旧例记缺就是。若是后来不见的，才要查经手。”

另一个声音答道：“可谁能说清是哪一年？”

“所以才不能先定。”

沈砚停了一瞬。

修补房的门没有关严，里面透出一线灯光。他本不打算打扰，可那句“缺页若是旧年留下的，照旧例记缺就是”让他想起今日查到的杂项收存簿。

他抬手敲了敲门。

里面的说话声顿时停住。

“谁？”

“沈砚。”

门开了一半，修补房的老书吏梁守成站在门后。他已近五十，常年整理旧册，手指关节粗大，指甲边缘留着洗不净的墨痕。屋内还有一名年轻学徒，正蹲在案边收拾细绳与裁纸刀。

梁守成看见沈砚，脸上没有多少意外。

“沈书吏还没回去？”

“刚从目录房出来，听见二位说缺页，想起一件事，便来问问。”

梁守成让开门。

“进来说。”

修补房不大，中央摆着两张长案，一张用来拆装旧册，一张用来晾干补纸。靠墙的木架上挂着不同粗细的针线，另有几只小匣，分别存放旧纸边、断线头和脱落的封签。那些东西单独看都不起眼，但若是原册破损后仍有残留，有时便能作为修补记录的附属物留下。

沈砚没有碰案上的物件，只在门边坐下。

“方才听梁先生说，若是旧年留下的缺页，照旧例记缺便是；若是后来不见的，才要查经手。”

“是。”

“那如何判断缺页属于哪一种？”

梁守成看了他一眼，似乎知道他问的不是寻常修补之事。

“先看原册，再看旧记录。若原册缺页处有撕裂、断线、残边，或前后页码不接，可以判断它确实缺过一页。但这些只能说明册子缺页，不能说明何时缺的。若旧目录早已记明缺页，便能知道至少在那条记录形成之前，缺页已经存在。至于更早还是更晚，仍要看别的凭据。”

“若页码连续呢？”

“页码连续不等于没有缺页。有的册子先编页码，后来才装订；有的只按每张纸的正面编号，缺去一整张，后面还可能重新编次。也有些簿子根本不逐页编号，只记每一条事项的序次。”

“那若是缺页处没有明显撕痕？”

“也不能说它从未缺过。旧纸薄，拆页时若沿着原有针孔解开，未必留下很显眼的痕迹。修补时再把散页重新装回去，也会改变纸边与线孔的状态。”

沈砚听完，问道：“如果一本簿子在修补时曾经拆缀，修补记录又写着‘附纸未逐件核验’，后来另一份目录说‘随册附纸另置待核’，能否据此认定附纸中有一份清单？”

梁守成没有立即回答。

他把案边一卷细绳放下，走到木架前，取下一册封皮脱落的旧簿。那册簿子不厚，书脊已经开裂，前后两张封纸的颜色也不一致。

“你看这册。”

沈砚起身走近。

梁守成将簿子平放在案上，翻开封底。

封底内侧贴着一层薄纸，薄纸的边缘有几处翘起，露出下面的旧纸纤维。靠近书脊的位置还压着两道浅痕，像是曾有纸张夹在其中，时间久了，压力透过封底留下印记。

“这册去年修补时，封底夹着一张散纸。纸上只写了半条收存记录，没有标题，也没有页码。拆缀时，我们把它取下来，另放在修补案旁。”

“后来呢？”

“后来查明，那张散纸是别册抄件，便归入杂项。原册只补封底，重新装订。”

“那修补记录怎么写？”

梁守成从架子另一侧取出一本修补登记簿，翻到其中一页。

上面写着：“封底补缀，夹纸一张，另置待核。后查非本册原页，转杂项。”

沈砚仔细看了看。

“这条记录有原件吗？”

“原件就是这册修补簿。”

“另置的那张散纸呢？”

“还在杂项柜里，但已经没有单独编号。”

“那它最初夹在封底里，是否就能说明它属于这册？”

“不能。”梁守成说，“它夹在封底里，只能说明修补时它在那里。可能是原先附进去的，也可能是后来有人临时塞进去，甚至可能是另一册散页整理时误夹的。要看纸张内容、旧记录和收存过程，不能只凭位置。”

他说着，将旧簿合上。

“沈书吏，你现在查的，大概也是这样一件事？”

沈砚没有隐瞒。

“旧目清点簿修补时，记录说册内附纸未逐件核验，另有纸件暂存修补案旁。后来有目录摘要说，修补后纸件中可辨旧目抄页，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可现存修补簿和杂项收存簿都没有这句完整的话，只有一本编目簿记了它，旁注还说原页缺。”

梁守成听完，眉头慢慢皱起。

“那你现在要查的，不只是清单，还包括那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正是。”

“那就不能先问清单有没有被取走。得先问那句话形成时，编目的人手里究竟有几份东西。”

沈砚心中微动。

这正是他今日反复核对，却还没有彻底展开的一层。

他此前一直沿着那条摘要追查原始所据，默认它可能来自某份旧收存记录。可若编目者手中同时有修补簿、杂项收存簿和一张来源不明的旧目摘记，那么摘要也可能是将几份材料合并后写成的。

这种合并未必出于恶意。

编目者可能只是想把分散的信息整理清楚，将“修补后纸件一批”“可辨旧目抄页另列”和“未核不并”的管理要求写在同一条目下。若是如此，末尾那句话可能并非某份原始记录的原文，而是编目时根据规程补充的说明。

但也不能反过来认定它只是编目者的归纳。

它仍有可能来自一份后来散失的底稿。

沈砚问道：“若编目者根据规程补写说明，通常会如何标记？”

“各处做法不同。有的会写‘按例’，有的会写‘依旧规’，有的干脆不另注明。但若编目簿凡例要求原簿与摘录分别登记，照理说，编目者若是自行补充，最好注明是编者按语，至少不能让后人误以为它来自原簿。”

“若没有注明呢？”

“那就只能查其他材料，或查编目簿本身的编次与笔迹。若连这些都不能确定，就应当保留疑问。”

梁守成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但笔迹也不能单独定案。同一个人可以先抄正文，再补旁注；不同的人也可能用相近的笔。除非有可靠的对照样本，否则只能说有差异，不能说一定不是同一人。”

沈砚将这些话记在心里。

他正要告辞，梁守成忽然问：“你查的那本旧目清点簿，封底补缀是不是没有逐件核验附纸？”

“是。”

“那册子修补时，原先的线孔有没有全部沿用？”

“有旧孔，也有新孔，次序不明。”

梁守成沉思片刻。

“如果旧孔没有完全沿用，可能是修补时重新穿缀，也可能是更早修补过一次。你若要判断某张纸是否曾夹在封底，最好找修补前的外观记录。没有外观记录，单凭现在的孔位很难定。”

“旧册的外观记录通常存在哪里？”

“若当时只做日常修补，未必有专门记录。大修时有时会画封面、书脊和缺损位置，也可能只在工单上写几句。你已经查过修补簿，若没有图样，就得找那一批修补案的收件清单。”

沈砚问：“修补案旁暂存纸件，是否通常会另立清单？”

“按理应当。但‘按理’不等于每次都做。有时只是几张无名散纸，暂放在修补案旁，等原册补好后再分辨。若经手人以为当天就能处理完，可能只在工单上写‘纸件若干’。拖得久了，原来的经手人调走，便容易只剩一个总类。”

“那纸件被转入杂项后，是否还会保留修补案号？”

“有些会，有些不会。若原收存记录没有编号，后面的人可能只按内容分类。尤其是旧目录里的纸件，名称相近，数量又不清，转抄几次后，便容易只剩下‘旧目相关纸件’这样笼统的称呼。”

沈砚站起身。

“多谢梁先生。”

梁守成摆了摆手。

“我说的都是常例，不是你那册的实情。你写记录时，也得分清。”

“我明白。”

走出修补房时，沈砚已经有了新的查核方向。

他不再只追问那句末尾说明是否见于某份原始收存簿，而是准备反过来查编目簿的形成过程：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编成，编目者当时能够接触到哪些材料，哪些条目是逐字转录，哪些条目可能经过归纳，以及编目簿的旁注是否有其他同类用法。

如果能找到同一编目者处理其他缺页事项的例子，也许便能判断那句末尾说明更像原文转抄，还是编目时补入的管理说明。

不过，这仍然只是调查方法，不能先定结论。

翌日清晨，沈砚将查阅申请送到旧目录房。

申请中列了三项。

第一，查阅原始编目簿的编成日期、编目人员及审核记录。

第二，查阅同一编目者处理其他缺页、待核事项时的条目样式，重点核对是否有无编号的补充说明。

第三，查阅杂项收存簿缺页前后相关底稿，以及旧目摘记入柜之前的收存记录。

他没有申请调阅所有旧目录，也没有要求查所有修补案。

范围太大，既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阻碍，也会让证据彼此混杂。他要先找到能直接检验现有假设的材料。

申请递交后，旧目录房的管事没有立即批复，而是将他叫到内间。

管事姓杜，平日负责协调旧册调阅与移交。沈砚此前见过他几次，知道此人办事谨慎，不喜欢在手续上留下模糊之处。

杜管事把申请放在案上。

“你要查编目者的审核记录？”

“是。”

“理由呢？”

“目前有一条来源未明的摘要，现存修补簿、杂项收存簿与旧目摘记均未见完整对应原文。摘要旁注又记‘原页缺，依旧目摘记补录’。我需要确认编目簿的形成过程，以及这类补录说明通常如何标记。”

杜管事看着他。

“你怀疑编目者补写了那句话？”

“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没有证据证明就是编目者补写。因此才申请查审核记录与同类条目。”

杜管事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翻看了沈砚附上的核查抄件。

“这句话若是编目者补写，也不一定有问题。编目本来就有归纳整理的职责。”

“是。但如果它被写成原始记录的内容，就会影响后续判断。尤其这句话涉及一份清单是否存在、是否曾附在清点簿后，以及是否已经复核。”

“你觉得后人会把它当作原文？”

“目前已经有人引用这条摘要，作为另列清单曾经存在的依据。若不查明所据，便无法判断这种引用是否可靠。”

杜管事将抄件放下。

“你说得有道理。但编目簿的审核记录不全，有些年份只有编目人签押，没有审核人。有些条目也没有单独的编目底稿。即使查了，未必能找到答案。”

“若没有，我会如实记录。”

杜管事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在申请上批了“准查”。

“先查同一册编目簿的编成记录。若涉及其他柜的底稿，再另行申请。还有一点——你查到的内容，只能按现存材料写入核查记录。没有证据的地方，不要用‘伪造’‘删改’之类的字眼。”

沈砚接过申请。

“我不会先定性。”

“那就好。”

杜管事的语气并不严厉，却带着提醒。

“这几个月，你查的旧目、回执、修补纸件，彼此之间确实有些相似之处。但相似的东西多了，也最容易把人带偏。你要记得，账册上的字能说明有人曾经这样记录，却未必能说明实际发生了什么。”

沈砚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他知道杜管事并非要阻止他调查，而是提醒他不要把记录本身当作事件本身。

这也是他眼下最需要守住的界限。

当日午后，编目簿的编成记录被调了出来。

记录并不完整。

现存部分只有一张编目工作分派表，列出数册旧目录的整理任务，其中包括“旧目清点及修补收存事项”。分派日期只能确定在冬月下旬，具体日子已经模糊。负责整理的人名有两个，一人姓许，一人姓陆；审核栏里只留着一个印记，无法辨认姓名。

沈砚没有因为出现了“陆”姓便联想到陆文秀，也没有因为“许”姓便联想到其他已出现的人物。

同姓不能证明同一人，尤其在文书往来频繁的衙署里，姓氏相同并不少见。

他将分派表抄录下来，又查同一册编目簿中其他条目的写法。

在几条普通记录里，他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有些条目只转录原簿文字，所据栏写得十分具体，例如“据修补簿某页”“据杂项收存簿某页”。

另一些条目则是归纳后的简写，所据栏只写“据旧目摘录”或“据现存目录”，没有具体页码。

还有几条涉及缺页的事项，正文后面附有无编号的小字。

其中一条写着：

“旧簿一册，原页缺，暂依目录存目。”

旁注：“缺页未见，不据目录补录内容。”

另一条写着：

“旧册附纸若干，未逐件核验，暂列待核。”

旁注：“后核明者另行补目。”

这两条旁注都没有独立编号，也没有明确标记为编者按语。

它们与那句“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有相似之处。

这说明无编号的补充说明确实出现在同一册编目簿中，而且并不罕见。

但它仍不能证明那句说明一定是编目者自行添加的。

因为同一册编目簿也可能把原始底稿中的旁注一并抄入，而抄录时没有保留原有的编号与出处。

沈砚把这两条同类记录抄下来，又查它们各自的所据栏。

第一条所据写着“据旧目目录”，第二条写着“据修补簿及现存附纸记录”。

两条都没有单独的底稿编号。

他继续查编目人员的分工。

分派表上没有说明哪一人负责哪一类事项，也没有标明最终由谁誊录。现存几页的笔迹有细微差异，但没有可靠样本能将其对应到许姓或陆姓书吏。

至于审核印记，也没有找到能够确认姓名的对照页。

因此，编目簿的形成过程只能确认到一个范围：它是在冬月下旬整理旧目清点与修补收存事项时编成的，至少有两名书吏参与，审核记录不完整；部分条目直接引用现存簿册，部分条目依据目录或摘录归纳，旁注有时不另编号。

这足以说明编目簿不是单纯的逐字抄录本。

却不足以认定那句末尾说明就是后来补写。

沈砚在核查簿中将这两点分开写明。

写完后，他又将今日查到的同类条目与那条摘要摆在一起。

他反复读了几遍。

“后核明者另行补目。”

“缺页未见，不据目录补录内容。”

“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

三句话的语气相近，都是针对待核事项提出的处理要求。

第一句明确指向后续补目，第二句明确禁止根据目录补出缺失内容，第三句则规定清单应随清点簿复核。

如果第三句来自原始记录，它说明当时有人曾明确提出这一要求；如果它是编目者根据相关规程整理而来，则它只能说明编目者认为这类清单应当怎样处理。

两者的意义完全不同。

前者可能成为追查清单去向的线索，后者则只能说明当时的管理方式或编目者的理解。

沈砚没有把它们混为一谈。

他在第三句话旁边画了一条细线，写下：“形成方式待核。”

这时，赵谦从外面回来，手里带着一张新抄来的收存记录。

“你要的缺页前后底稿，有一部分找到了。”赵谦说，“但不是原件，是旧目录房根据几册日常收存簿抄出的月内事项表。”

沈砚接过来。

事项表按日期排列，记录了冬月下旬几批旧册与散纸的收存、移置和归并。它没有独立页码，抄写时间也不明，表尾只写“据现存簿册汇录”。

其中有一条：

“修补案旁纸件若干，归杂项待核。可辨旧目抄页，另列。”

下一条：

“旧目清点簿附纸，原属未明，待复核。”

再下一条：

“待核纸件归并后，另列者并入杂项，未另编号。”

三条记录相邻，却没有共同编号。

沈砚看了一遍，先问：“这份事项表是按原簿顺序抄的，还是按日期重排的？”

赵谦摇头。

“表上没写。只说据现存簿册汇录。”

“那三条的日期呢？”

“第一条只标冬月下旬，第二条没有日期，第三条标在月末。具体先后不能确定。”

沈砚将纸放平。

这份事项表的价值在于，它让原本分散在不同册中的几条记录出现在同一张纸上。

但它的风险也正是如此。

一旦被汇编到同一张表里，读者很容易认为三条记录属于同一批纸件，甚至认为它们依次记录了某一份清单从修补案旁转入杂项、再被归并的过程。

实际上，事项表没有给出任何共同编号，也没有证明三条记录来自同一原簿。它甚至没有说明日期是抄录日期、事项发生日期，还是编目者根据前后文推定的时间。

沈砚将三条记录分别抄入核查簿，没有沿用事项表的排列顺序。

“这份表原来放在哪里？”他问。

“在旧目录房的汇录册里。因为没有独立编号，平日不单独调阅。”

“汇录册的编成时间呢？”

“也不明。”

沈砚点头。

他将事项表与此前的旧目摘记并排放置，逐字比较。

旧目摘记的前两句与事项表第一条相同；事项表第二条出现了“旧目清点簿附纸，原属未明，待复核”；第三条则写“待核纸件归并后，另列者并入杂项，未另编号”。

这些内容似乎能够拼出一条完整的流转路径。

修补案旁的纸件先归入杂项待核，其中可辨旧目抄页另列；随后清点簿附纸因原属未明而待复核；最终待核纸件归并杂项，另列者也并入杂项，且没有另立编号。

然而，沈砚越看，越觉得不能轻易将它们连成一条线。

第一条提到“修补案旁纸件”，第二条提到“旧目清点簿附纸”，第三条提到“待核纸件”。三者的称呼不同，来源也不明确。

它们可能指向同一批物件。

也可能分别来自不同的收存记录，只是被编目者按事项类型放在一起。

尤其第三条中的“另列者并入杂项，未另编号”，并没有说明被并入的是哪一种“另列者”。它可能是可辨旧目抄页，也可能是其他原本单独列出的纸件。

沈砚在事项表的空白处写下：

“同表相邻不等于同批；同类名称不等于同件。”

赵谦看见这句话，低声道：“若是这样，查这些汇录表，未必能比原簿更接近实情。”

“有时能。”沈砚说，“汇录表能告诉我们，后来的编目者曾经把哪些事项放在一起看。它不能替代原簿，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原簿之间的关系。”

“若编目者自己也弄错了呢？”

“那就更要看它的所据。”

赵谦沉默了一会儿。

“你查了这么久，似乎每条线索都能通向下一条，却没有哪条能真正落到那张纸上。”

沈砚没有否认。

“因为我们现在追的是两件不同的事。”

“哪两件？”

“第一，是否曾经有一份名为‘旧目抄页清单’的纸件。第二，如果有，它是否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份清单，是否曾附在旧目清点簿后，又是否包含我们一直追查的栏名拟议抄页。”

赵谦皱眉。

“先前不是已经有记录说清单附在清点簿后暂存？”

“有一条后来的目录记录这样写。但那条记录没有说明清单的具体内容，也没有独立编号。它可以支持曾有一份清单被这样登记，却不能证明它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份，更不能证明其中包含栏名拟议抄页。”

“那第一件事，是否已经可以确定？”

“还不能完全确定。”沈砚道，“因为我们见到的仍是目录记录与摘要。它们可能依据过一份真实纸件，也可能在后续归并中将不同的旧目抄页和清单合并称呼。要确认它们是不是同一份东西，最好找到实物、原始清单，或者至少找到能明确记录其内容的原始底稿。”

赵谦听完，没有再问。

他看向案上那几份抄件，过了片刻才说：“那我们接下来该查什么？”

沈砚把旧目摘记、编目簿的核查抄件和事项表分成三叠。

“先查事项表的汇录依据。既然它把几条不同来源的记录并在一起，就必须知道它从哪些簿册抄来。若能确认每条的出处，我们才能判断哪些关系是原簿本身已有的，哪些关系只是汇录时形成的。”

“旧目录房已经说过，事项表是据现存簿册汇录。”

“那只是总的说明，不是每一条的具体来源。”

“若具体来源已经不存在呢？”

“那就记录所据未明，不再往前推。”

赵谦轻轻叹了口气。

“你这查法，慢得很。”

“快也可以。”沈砚把核查簿合上，“只要肯把几个相似的名字当成同一件东西，把后来的摘要当成原始记录，再把一条没写明经手人的转存记录当作完整交接，半日就能写出一份结论。”

赵谦看着他，没忍住笑了一声。

“若真这么写，倒是省事。”

“省下来的时间，日后还得用来解释错在哪里。”

两人正说着，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

来人是目录房的一名年轻书吏，姓程，平日负责整理旧目录的收存索引。他进门后先向沈砚行礼，随后将一张折叠的纸放在案上。

“沈书吏，杜管事让我送来的。旧目录房刚核过事项表的存放记录，发现它并不是独立编成的册子，而是从几张零散抄页装订而成。原先的散页编号不全，有两张没有编号。”

沈砚立刻展开纸。

这是一张简短的核查说明，列出事项表现存页数、装订方式与缺失情况。

事项表共存五页，其中三页有连续的页角编号，另两页没有编号。现存目录只记录了五页汇录表的总名，没有逐页记录来源。装订时使用了旧线，无法确定它们原先是否属于同一份底稿。

最下面还有一条附注：

“原有散页是否齐全，未见清点记录。现存页次不作原始顺序认定。”

沈砚将说明读了两遍。

这意味着，他此前看到的三条相邻记录，很可能只是后人汇录后排在同一张事项表上的结果。它们在汇录表中相邻，并不代表在原始簿册里相邻，也不代表它们发生在连续的时间内。

更重要的是，事项表本身可能缺页。

但缺页不等于丢失了与旧目抄页清单有关的记录。缺失的两张无编号散页可能记载其他事项，也可能只是重复摘录。没有原始目录，无法确定。

沈砚将核查说明抄入案卷，随后请程书吏稍候。

“事项表装订时，有没有留下装订记录？”

程书吏摇头。

“没有找到。只是现存汇录册中有一条总目，写着‘旧目杂项汇录五页，暂附目录后’。但这条总目也没有日期。”

“是谁把它附在目录后？”

“不明。”

“总目里的‘五页’，是原有页数，还是现存页数？”

“也无法确定。”

沈砚点头，让程书吏在说明上确认所查范围，随后将他送出门。

屋里重新安静下来。

赵谦把那张核查说明推到沈砚面前。

“现在连事项表的顺序都不能信了。”

“不是不能信。”沈砚说，“是不能把它的顺序当作原始事件的顺序。”

他把事项表重新摊开。

五页汇录表中，前三页有连续页码，后两页无编号。此前那三条记录分布在第二页与第四页之间，原本就不是连续抄写。它们之所以在他面前显得像一条完整的流转路径，只是因为汇录者将相似事项编在了一起。

这并不意味着汇录者有意误导。

也许他只是想让后来的查阅者更方便地检索旧目相关事项；也许他认为这些事项都属于修补后纸件，因而归在同一类目下；也许他手中还有如今不存的底稿，知道它们之间的联系。

但在没有编成记录与所据说明之前，这些可能都不能被当作事实。

沈砚将今日发现的内容分成三项，写入核查簿。

第一，现存事项表为零散抄页装订而成，原始顺序不明，部分散页无编号，原有页数不明。

第二，事项表中有关修补后纸件、旧目清点簿附纸及待核纸件归并的三条记录，未见共同编号，不能仅凭汇录后的相邻关系认定为同一批物件。

第三，事项表不能直接作为“另列清单随清点簿复核，未核不并”的原始依据；该句目前仍仅见于旧目录编目簿中的一条来源未明的摘要。

写到这里，他停笔片刻。

然后，他在末尾补了一句：

“下一步，应查汇录表所据原簿及缺页前后底稿；若无法找到，则该句来源仍记未明，不以相邻记录补足。”

赵谦看完，问道：“若最后始终找不到呢？”

沈砚将笔搁下。

“那就把它留作未明。”

“这不是等于查不出结果？”

“查不出它的原始来源，是一种结果。它至少能告诉我们，现有证据不足以用这句话证明那份清单的具体去向。”

窗外的天色渐渐沉下去。

目录房的灯火透过窗纸，在案上落下几块模糊的亮斑。沈砚把今日查阅的纸件依次装袋，分别标明来源、存放处与核验状态。最后，他将那张事项表单独放在一旁，没有把它并入旧目清点簿的案卷。

赵谦看着他的动作，忽然说：“若那份清单确实存在过，它也许早就被当作普通散纸并入杂项了。后来的人只见到‘旧目抄页二张’，便以为清单也在其中。”

沈砚没有立刻回答。

这是一个合理的可能。

但“旧目抄页二张”与“旧目抄页清单一纸”本来就是不同的名称。前者可能指两张旧目录抄页，后者可能指一张列出旧目录抄页的清单。它们有可能同时存在，也有可能在后续归并中被混为一谈。

如果把两张抄页当作清单，便会少掉一层对象差异；如果把清单当作两张抄页中的一张，又会改变记录所说的数量。

沈砚道：“所以我们不能只查它们是否都被归入杂项，还要查当时的记录究竟如何区分它们。”

“那得查到什么时候？”

“查到能回答问题，或者查到现存材料已经不足以回答为止。”

赵谦没有再说话。

沈砚将灯芯拨亮，重新翻开核查簿，在今日最后一页写下新的查核事项：

“核查‘旧目抄页二张’与‘旧目抄页清单一纸’是否分别登记，及其后续归并时是否仍保留不同名称。”

这一次，他没有写“追查清单去向”。

因为在弄清这些名称是否指向同一对象之前，连要追的究竟是哪一件纸件，都还不能完全确定。

案上的几份记录被重新分开。

一份证明有人曾登记两张旧目抄页。

一份证明后来目录中出现过一纸旧目抄页清单。

一份说明修补后纸件中曾有可辨的旧目抄页被另列。

还有一份来源不明的摘要，记着那句要求清单随清点簿复核的说明。

它们之间有联系的可能，却还没有形成一条能够闭合的证据链。

沈砚将核查簿合上，吹熄灯火。

明日，他要先去查“旧目抄页二张”的原始登记。

只有先弄清这两张纸在最初被记录时究竟是什么，才能判断后来出现的那一纸清单，是另一件独立的文书，还是某次归并过程中被重新命名的旧物。

在此之前，任何关于清单去向的结论，都还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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