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章

汪德贵在十一月三日晚上把邮政所里那枚老式的橡皮印章从抽屉里翻了出来。

他五十九岁，在安徽金寨县汪家冲邮政所干了三十七年，是整个所里唯一的投递员，也是所长、营业员和清洁工。邮政所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平房，墙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绿牌子，柜台上摆着一台二十年前的称重秤和一支用铁链拴着的圆珠笔。停电的第六天整个大别山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恢复，县城里的电视早就看不了了，村子里的老人每天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轮流猜外面出了什么事，猜来猜去没有一个人猜对，也没有一个人能确认自己在外打工的儿女是不是平安。

这个县有几十万人，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就有十几万，在深圳东莞上海苏州的工厂里，和家里隔着一千多公里。停电之前每天都有电话和视频，一断就是六天，老人们开始往邮政所跑，一个一个站在柜台前攥着一张写满了电话号码的纸，问汪师傅你能不能帮我给我儿子捎个信。他每次都说能，可是他知道一封信从汪家冲寄到深圳要走十几天，铁路公路都瘫着，有没有人愿意送还不一定。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所里，对着一摞积压了四十多年的旧明信片发呆。那是一九九八年邮政局统一印的贺年卡，红底金字印着新年快乐四个大字，一共五千多张，因为样式过时一直堆在仓库里，每年清点的时候要划掉一些，却始终没有人下令销毁。他随手翻开一张，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小块地址栏和一个邮票格。他看着那块空白想了很久，忽然站起身拉开抽屉，取出一枚方形的橡皮印章。木柄被几十年的手汗浸得油亮，章面刻着两个字，平安，是十几年前省里的邮政宣传活动发下来的，用过一次就扔在了抽屉最底下。他把它在印泥盒里按了按，对着一张明信片的左上角盖了下去。红色的两个字清清楚楚地落在新年快乐的上面，像一个人在一片喜庆的红里轻轻按了一下手印。

第二天早晨他骑着那辆绿色的邮政自行车去了村里，挨家挨户通知，说从今天起邮政所免费发平安卡，每家来领，家里有几个在外打工的就领几张，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报给我，收件人那栏不会填的我来帮着填，你们只管在背面写一句话，不用多，写完交给我，我送到县里，县里发往各地。有人问免费吗，他说免费，有人问能到吗，他说我会沿着邮路追着问，有消息就告诉你们，有人问为什么盖这两个字，他说，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两个字。

那天夜里所里挤满了人。他把五千多张旧贺年卡摊在柜台上一张一张盖章，右手握着印章，左手按着卡片，每盖一下发出一声很轻的噗，红色的平安两个字就印上去一张。他盖得很快，一张接一张，盖到午夜手腕酸得抬不起来。邻居家的孩子站在旁边看着，忽然说汪爷爷我来帮你。他把印章递给那个十岁的小男孩，教他怎么按印泥，怎么对准左上角，怎么用力均匀地压下去，男孩学得很快，几个年纪稍大的孩子也来了，围着柜台排成一圈，一人一张卡一个印泥盖。没有那么多章，就由大人用土豆、橡皮擦和萝卜刻，各种各样的平安两个字大大小小歪歪扭扭，在旧贺年卡的红底上盖成了一片红色的田野。

老人们坐在门外的长凳上，一边晒着没有电的月亮一边在卡片背面写字。他们大多不识字，就让孙子孙女代写，一句一句念一句一句写。有人写妈在家好你在外面好不好，有人写猪养肥了等你回来过年，有人写你爸的腿好多了不用惦记。一位八十岁的老奶奶让孙子写了整整十七行，写到最后一行她说还有一句，你就写，奶奶想你。

这样的卡片三天里一共盖了四千一百七十二张。十一月六日汪德贵把它们装进四个麻袋，用自行车一趟一趟驮到县城的邮局，在那里被装上一辆军绿色的货车，走了三百公里的盘山公路，在一个叫宣城的小站换了一趟货运列车，一路往南往东，往一个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他站在县邮局门口看着货车的尾灯消失在山路拐弯的地方，忽然觉得腿有些软，蹲了下去用手背擦了擦脸。

第九天电来了。整个汪家冲同时亮起了灯，村口老槐树下坐着的老人们抬头看着一盏一盏重新亮起来的窗户，没有人欢呼，只有一个孩子在远处喊了一声亮了。汪德贵坐在邮政所里对着那盏一闪一闪的日光灯看了很久，转身去拨座机，一个一个往外打，打给深圳的东莞的苏州的亲戚，一个也没有通。信号塔还在修，线路还在抢，他放下电话坐回柜台后面，什么也没有做。

十一月十二日中午第一张回信到了。那是一张同样的旧贺年卡，红底金字新年快乐，左上角盖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平安，是用萝卜刻的，边缘有一点毛。卡片背面是一个很少写字的人用力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字，笔画很粗，只有三个字，没有标点：娘我好。

收件人是汪家冲十二组的吴婆婆，七十八岁，那天下午被邻居用一辆板车拉到邮政所，坐在长凳上，一手握着那张卡片一手捏着自己的衣角，眼睛一直盯着那三个字好像怕它们跑掉。汪德贵站在她身边不敢出声，过了很久吴婆婆抬起头问汪师傅这字是我儿子写的吗，他说是，东莞来的，邮戳上有。吴婆婆说他不太会写字，他说这几笔他写得很用力。是不是他的笔迹，您最认得。

吴婆婆低下头又看了一遍，用手指肚一字一句地摸过去，摸到最后一个好字手指停在上面不动了。她的肩膀轻轻地抖，没有声音，眼泪从布满皱纹的脸上一道一道流下来，滴在那张红色的卡片上把三个字晕开了一小片。她说他在外面七年了，每年只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瘦，我一直觉得他不想我，现在才知道他是这样想我。

后来的一个星期里回信一封一封地到了，一共两千九百三十一张，有的写得很多有的只有一个字，有的是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一只小鸟，一个很大的笑脸。邮戳来自全国各地，深圳东莞佛山苏州杭州温州，每一张的左上角都有两个字，平安。有的是盖的，有的是写的，还有人借了口红描出红色的笔画。汪德贵把它们一张一张分发给村里的人，走完了十一个组，骑坏了一只脚踏。

那一年年底全国邮政系统的内部通报里有一篇很短的文章，写的是金寨县汪家冲一位普通的投递员在灾后用旧贺年卡发出四千多张平安卡的事，结尾写着：此做法成本极低覆盖广泛，建议全国推广。 第二年春天国家发布了新的《重大灾害应急邮政预案》，其中新增了一项，平安卡每个邮政所须常备五百张并配发一枚统一的章。那枚章是方形的，木柄，章面刻着两个字，和汪德贵从抽屉里翻出来的那一枚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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