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引渡

陈建国在瑞士被关了一个月。那边的监狱比国内的干净，但铁窗是一样的。方卫国每天打电话问进度，国际刑警说快了，在走程序。瑞士那边说要核实证据，要开听证会，要保证引渡后不会判死刑。陈建国的律师很厉害，一个条款一个条款地抠，拖了又拖。

赵凯每次打电话都问：“林队，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快了，说了几十遍，他还没回来。

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省城宿舍的天花板没有水渍，但我总觉得有一块蝴蝶形状的霉斑，翅膀张开，像要飞起来。它飞不起来，被困在水泥里。就像陈建国，被困在瑞士，被困在那些法律条款里，但他迟早要回来。

方卫国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里透着疲惫。“林峰，听证会开了三次，律师每次都提出新的异议。瑞士那边开始不耐烦了。”

“他们想放人？”

“不是放人，是拖。拖到陈建国年纪大了，身体垮了，再引渡回来，判个几年，保外就医，等于没判。”

“不能让他拖。”

“我知道。但我们说了不算。”

陈建国被关在瑞士的第二个月，事情有了转机。

不是好消息。方卫国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很沉。

“林峰，陈建国在监狱里自杀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慢慢收紧。

“死了？”

“没有。被救过来了。他割腕，用碎玻璃。狱警发现得早，送到医院抢救，活过来了。”

“他为什么要自杀？”

“他说他不想回国。回国就是死，不如死在瑞士。”

“他怕了？”

“他怕了。”

陈建国没死成。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又被送回监狱。瑞士那边加强了监管，没收了所有可能自伤的物品。他坐在牢房里，看着天花板，等着被引渡的那一天。

方卫国说，国际刑警加快了程序。陈建国的自杀让瑞士方面意识到，这个人不能再拖了，拖下去可能会死在监狱里，到时候引渡就成了一场空。

听证会开第四次的时候，瑞士法官问陈建国：“你愿意回国接受审判吗？”陈建国沉默了很久，说：“不愿意。”法官又问：“你怕什么？”他抬起头，看着旁听席。那里坐着方卫国派去的人，没有我。他说：“我怕那个人。”法官问：“哪个人？”他不说了。

那个人是谁？是他的上线，还是他的下线？还是另一个——比所有人都高的人？

陈建国被引渡回来的那天，北京在下雨。

我和方卫国在首都机场等着。国际刑警的飞机降落在专机坪，一辆黑色面包车开到舷梯下面。陈建国被带下来，穿着灰色的运动服，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走路的时候腿在抖。

他看到我，停了一下。

“林峰，你来了。”

“来了。”

他看着我，眼眶红了。“你赢了。”

“不是我赢了。是法律赢了。”

他没说话，被押上了面包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的东西——不甘，愤怒，还有一丝说不清的释然。

方卫国站在我旁边，点了一支烟。

“林峰，你觉得他会判多久？”

“无期。或者死缓。”

“他年纪大了，判了也出不来了。”

“出不来也要判。为了那些死了的人。”

陈建国被关进了省城看守所。不是监狱，是看守所。等判决。他的律师很厉害，一个条款一个条款地抠，拖了又拖。方卫国说，审判可能要等半年。

等半年，我等得起。但那些死了的人等不及。他们在坟墓里，等着正义。

我开始清理积案。那些陈年老案，有的已经过了追诉期，有的嫌疑人已经死了，有的卷宗都发霉了。我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看那些死者的照片，看那些家属的眼泪，看那些警察的笔记。有些案子，破了。有些案子，没破。有些案子，破了一半。

那天下午，我翻到一个案子。二十年前，滨州一起抢劫杀人案，死者是个出租车司机，被乘客用刀捅死的。案子没破，嫌疑人没抓到。卷宗里有一份目击者的证词，说看到嫌疑人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牌号记不全，只记得后几位是“988”。988。李维民的车牌号是988，李维国的也是988，陈建国的也是988。

我拿起电话，拨了方卫国的号码。“方组长，你能帮我查一下二十年前那个出租车司机案子的卷宗吗？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指纹。”

“那个案子过了追诉期，查不了了。”

“查不了也要查。为了那个死去的出租车司机。”

方卫国沉默了一会儿。“林峰，你这个人，太犟。”

方卫国帮我调了卷宗。二十年前的案子，卷宗发黄了，纸边都脆了。我戴上手套，一页一页地翻。现场勘查记录、尸检报告、目击者证词、物证清单。物证清单里有一把刀，是凶器，上面提取到了指纹。但那个指纹没有比对成功，数据库里没有。

“方组长，那把刀还在吗？”

“在。证物室。”

“能再查一下指纹吗？”

“能。但数据库里没有，查了也白查。”

“现在有了。陈建国、李维民、李维国的指纹，都在数据库里。”

方卫国沉默了一会儿。“林峰，你怀疑是他们中的一个？”

“也许。”

“但他们三兄弟的指纹，不一定和刀上的匹配。”

“比对了才知道。”

方卫国申请了对那把刀重新做指纹鉴定。技术组的人从证物室找出那把刀，刀身已经生锈了，但刀刃上的指纹还在。技术员小心翼翼地提取，放在显微镜下比对。

我等了三天。第三天下午，方卫国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在抖。

“林峰，比对结果出来了。”

“谁的？”

“陈建国的。刀上的指纹，是陈建国的。”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抖。

“你确定？”

“确定。比对了三次，都是他的。”

陈建国涉嫌抢劫杀人。二十年前，他还在基层工作，还不是副部级。他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牌号988，经过滨州，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起了歹念，用刀捅死了他。他以为没人看到，但有一个老人看到了，记下了车牌号后几位。他以为那个老人不敢作证，他以为案子会石沉大海。但卷宗还在，刀还在，指纹还在。

方卫国说，陈建国的案子要重新审理。不是受贿，是杀人。不是副部级，是杀人犯。不是引渡回来，是抓回来。他跑不掉了。

“方组长，他什么时候开庭？”

“下个月。省城中级人民法院。”

“我能去旁听吗？”

“能。你是证人。”

开庭那天，省城下着雨。法院门口围了很多记者，闪光灯啪啪地闪。我穿着便装，从侧门进去，坐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

陈建国被带上来的时候，头发全白了，比上次见他更瘦了。他穿着号服，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脚镣。他走过旁听席的时候，看到了我，停了一下。

“林峰，你来了。”

“来了。”

他看着我，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认命。

“你赢了。”

“不是我赢了。是法律赢了。”

他没说话，被带到了被告席上。

法官宣读了起诉书：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杀人罪。三罪并罚，建议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陈建国的律师做了辩护。他说陈建国年事已高，有自首情节，有立功表现，希望从轻处罚。检察官说，陈建国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杀人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建议判处死刑。

法官问陈建国：“被告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建国站起来，看着旁听席。他的目光扫过人群，在我脸上停了一下。

“我没什么要说的。我只想对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家属说一声对不起。”

旁听席上坐着一个女人，四十多岁，是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女儿。她站起来，哭着喊：“我不接受你的道歉！你还我爸爸！”

法警把她按住了。陈建国低下头，肩膀在抖。

法官敲了法槌：“休庭，择日宣判。”

陈建国被判了死缓。不是死刑，是死缓。他老了，也许死在监狱里，也许死在外面。但他出不来了。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女儿听到判决，哭得瘫在地上。我扶她起来，她抓着我的手。

“林警官，谢谢你。”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陈建国的案子结了。锦程加油站的案子也结了。所有涉案人员，都付出了代价。张磊、陈阳、林晓、王强，他们的死，终于有了交代。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少了人，是少了答案。那个匿名举报的人——他到底是谁？老刘说不是他，方卫国说他不知道，赵凯说他没写。所有人都不是，那个人到底是谁？

那天下午，我收到一个快递。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姓名，没有地址。我拆开，里面是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你一直在找我？我就在你身边。你猜猜我是谁。”

字迹潦草，像是怕被人认出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就在我身边。是谁？赵凯？老刘？方卫国？还是——每天在走廊里擦肩而过的同事？每一个都像，又都不像。他帮了我那么多次，从不露面，不求回报。他到底是谁？

我拿起手机，拨了那个号码。关机。发短信，不回。他不想让我知道他是谁。

我把纸条装进口袋，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第三十二章完）

> 他就在我身边。他帮了我那么多次，从不露面，不求回报。他到底是谁？

> 匿名信又来了，这次让我猜。我猜不到，也不想猜。因为我知道，他还会在下一个案子里帮我。

> 有些人在暗处帮你，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他们看不惯坏人。他们不露面，不求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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