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天空中的黑点

向东的路，是直的。不是比喻，是真的直。

公路像一把尺子，从西边的地平线画到东边的地平线，中间没有任何弯曲。两侧是荒漠，灰黄色的，一望无际，偶尔有一丛骆驼刺，偶尔有一块被风蚀的岩石。太阳挂在头顶偏西的位置，把路面的柏油晒得发软。空气在公路上方扭曲，远处的景物像在水里晃动。

我骑了大约一个小时，没有遇到一辆车。世界好像被清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辆摩托车，和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不是引擎声，不是风声，是另一种声音——高亢的、尖锐的、从头顶传来的声音。

飞机。

我抬头。天空很蓝，没有云，太阳刺得眼睛疼。我眯着眼睛，在蓝色的天幕中搜索。然后我看到了它——一个小黑点，在很高的地方，拖着一条白色的尾迹。尾迹在风中扩散，变成一条模糊的白线，把天空分成两半。

不是客机。客机不会飞这种航线。不是侦察机——侦察机不会拉尾迹。

是战斗机。

我不知道是美国的、以色列的，还是伊朗的。但它在我头顶飞过，带着死亡的可能性，像一把悬在空中的刀。

我没有停。继续骑。

小黑点越来越远，尾迹渐渐消散。天空又恢复了空旷的蓝色，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我知道，它来过。

下午四点，我到了一个岔路口。没有路牌，没有标志，只有两条土路从公路分岔出去，一条向北，一条向南。北边的土路通向一片低矮的山丘，山丘上有一些白色的点，像是房屋。南边的土路通向一片椰枣林，林子不大，但看起来很密。

我在路口停下来，拿出手机看地图。信号只有一格，地图加载不出来。我试图判断方向，但太阳在西方，影子指向东方——我只能分清东西，分不清南北。

“需要帮忙吗？”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头，一个老人站在公路边，手里拿着一把锄头。他穿着灰色的袍子，头上戴着一顶旧毡帽，脸上全是皱纹，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色。

“Salam,”我说，“English?”

他摇头。但他指了指北边的土路，竖起大拇指，又指了指南边的土路，摆了摆手。

北边，好。南边，不好。

“为什么？”我问。

他听不懂。但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动作——手在胸前划了一个弧线，然后指向天空，然后手掌摊开，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

飞机。炸弹。南边有轰炸。

“谢谢，”我用波斯语说。

他点点头，扛着锄头走了。

我拐进了北边的土路。

土路坑坑洼洼，摩托车颠簸得厉害。我骑得很慢，时速不到二十。路两侧是干涸的农田，田里的土裂开了口子，像一张张干渴的嘴。田埂上长着野草，草是枯黄的，在风中瑟瑟发抖。

骑了大约十五分钟，我到了那个村子。

村子不大，十几户人家，房子是土坯的，有些已经塌了，有些还立着。村口有一棵大桑树，树冠很大，遮住了一片空地。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在聊天。他们看到我，停止了说话，齐刷刷地看着我。

我把摩托车停在桑树下，摘了头盔。

“Salam,”我说。

老人们互相看了看，然后一个年纪最大的——胡子全白了，牙齿几乎掉光了——用英语说：“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中国？”他想了想，“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中国人。修铁路的。”

“那很久了。”

“很久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他叫马苏德，是这个村子里最年长的人，八十七岁。他记得两伊战争，记得伊斯兰革命，记得国王的时代。他记得很多事。

“战争又来了，”他说，“美国人。”

“你怕吗？”

“不怕。我活了八十七年，见过太多战争。战争就像冬天。你知道它会来，你也知道它会走。来了就忍着，走了就活着。”

“但冬天不会炸死人。”

他笑了。“你是对的。冬天不炸死人。冬天只冻死人。冻死和炸死，都是死。但活着的那些人，还是要活。”

他让一个年轻人——他的孙子，叫阿里——带我去找住的地方。村子没有旅馆，但有一间空房子，是马苏德的儿子一家搬到城里后留下的。房子不大，两间房，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树上挂着几个青色的石榴。

“你住这里，”阿里说，“不要钱。”

“谢谢。”

“你吃饭了吗？”

“还没有。”

“我去拿。”

他跑走了。几分钟后，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馕、酸奶、一碟核桃、一壶茶。馕是刚烤的，还烫手。酸奶是自制的，很酸，很稠，上面漂着一层黄色的奶皮。

“吃，”他说。

我坐在石榴树下，吃馕，喝酸奶。酸奶太酸了，我皱了皱眉，阿里笑了。

“酸的好，”他说，“对胃好。”

“太酸了。”

“你是中国人，你们不吃酸的吗？”

“我们吃酸的。但这个太酸了。”

他笑得更厉害了。他蹲在我旁边，看着我吃，好像在看一个稀有动物。

“你骑摩托车从哪里来？”他问。

“中国。”

“中国很远。”

“很远。”

“为什么来这里？”

“想看伊朗。”

“现在看到了。战争也看到了。”

“看到了。”

“你还想看吗？”

“想。我想看完。”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是疯子。”

“很多人都这么说。”

吃完饭，天快黑了。阿里的奶奶——马苏德的妻子——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盏煤油灯。村里停电了，不是被炸的，是正常停电。在伊朗的乡村，停电是常事。

她把煤油灯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波斯语，然后转身走了。阿里翻译：“她说，早点睡。明天还要赶路。”

“谢谢她。”

阿里走了。院子里只剩下我和煤油灯。灯芯在燃烧，发出轻微的滋滋声，火焰在风中摇曳，把石榴树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像一幅不断晃动的画。

我掏出日记本，在煤油灯下写道：

“第1126天。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马苏德的家。

今天又听到了飞机的轰鸣。抬头看，一个小黑点，拖着白线，在很高的地方。不知道是哪国的，不知道要去炸哪里。

老人马苏德说，战争就像冬天。来了就忍着，走了就活着。

他八十七岁。经历过很多冬天。还活着。

他的孙子阿里说，我是疯子。

也许是。但疯子有疯子的路。

戴维被带走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知道，如果他还活着，他在想他的母亲。

我也想我的母亲。

邢台在远方。我在伊朗。母亲在等我回去。

我会回去的。”

合上日记本，我吹灭了煤油灯。

院子里黑了。只有天上的星星在发光，很亮，很多，像是有人在天空中撒了一把碎银子。

我躺在石榴树下，盖着毯子，看着星星。

风从山那边吹来，带着干燥的土味和一点点煤油灯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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