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租界里的警棍

梧桐叶儿蜷缩起碧绿的身躯，像一只只握紧的拳头。夹竹桃花儿也失去了往日的娇艳，耷拉着脑袋，花瓣边缘卷曲发黄。

“叮当！叮当！”

一辆黄包车沿着上海外滩大马路缓缓驶来。那车铃声在水泥路面上回荡，既疲惫又单调，像这个城市里无数挣扎求生的声音一样，刚发出来就被吞没了。

车夫身材瘦小，个头矮矮的，头戴一顶又黑又破的草帽，帽檐软塌塌地垂下来，遮不住脖子上不断滚落的汗珠。他身上仅穿着一条灰色的短裤叉，赤裸的背脊在阳光下泛着黑亮的光——那是多少年的汗水和尘土混合在一起，被太阳烤出来的颜色。他的脚板踩在滚烫的柏油路上，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湿湿的印子，又很快被蒸发掉。

车上坐着一个外国女人。

史沫特莱把身子微微前倾，好让视野更开阔些。她有一头银灰色的短发，修剪得很利落，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她一年四季的穿戴都离不开红色——今天，深蓝色的麻布上衣领口别着一朵红色康乃馨，帽子上缀着一只红色的小鸟，像是随时要飞起来。这抹红色在灰扑扑的街头格外醒目，像一团火。

来中国四个多月了，她在东北的煤矿里见过饿殍，在华北的乡村里见过逃荒的人流，在北平的胡同里见过拉骆驼的苦力。但上海是第一次来。

她放眼打量四周，不由得微微眯起眼睛。

这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城市。不，应该说是一座高楼的森林——英国式的庄重典雅，花岗岩的墙面厚重沉稳；法国式的浪漫精致，雕花的阳台和圆弧的窗户透着巴黎的气息；意大利式的华丽宏伟，廊柱和拱券在阳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各种风格的建筑交相辉映，像一场无声的万国博览会。

街道两旁的招牌琳琅满目。英国的大英银行、怡和洋行，美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荷兰的荷兰银行，法国的中法实业银行……世界各国的名字汇聚于此，还有那形态各异的国旗随风飘扬，米字旗、星条旗、三色旗，在蓝天下招展，仿佛在宣告：这里不属于中国。

史沫特莱看着那些旗帜，眉头微微皱起。

突然，一阵低沉而凄苦的号子声从黄浦江畔传来。

“吭唷——吭唷——”

那声音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闷闷的，沉沉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和疲惫。史沫特莱抬头望去，只见一队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粗糙的棕绳，在烈日下艰难地拖拽着满载货物的木板车。

他们的身体弯曲成弓形，仿佛随时都会被压垮。粗糙的棕绳紧紧勒进肩胛的皮肉，勒出一道道深沟，有的已经磨破了皮，露出粉色的肉，绳子一使劲，血就渗出来。他们光着上身，皮肤晒得黝黑发亮，肋骨一根根清晰地凸出来，像是刻在身上的苦难。

工头跟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根皮鞭，不时在空中甩出一声脆响。

“快！快！磨蹭什么！”

工人的汗珠像断线的珠子，不停地滚落下来。

史沫特莱攥紧了手里的皮包。她想下车，想走过去，想做点什么。但她知道，她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她只能看着，只能记住。

“嘟嘟嘟——”

一阵刺耳的喇叭声从前面传来。一辆高级黑色小轿车迎面驶来，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那声音尖锐霸道，像一把刀子划开空气。车内坐着一个英国人，神气活现地将头伸出车外，大声喊着：“哈啰，哈啰！让开！让开！”

就在这时，不知从何处冲出一名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的印度巡捕。他头上缠着红色的头巾，穿着卡其色的制服，腰间别着警棍。他急忙跑到小轿车前，立正站好，恭恭敬敬地向车内的英国人敬了一个礼：

“对不起，先生！”

然后，他转过身，奔向那些拉板车的工人。他抡起手中的木棒，凶狠地朝那些来不及让路的码头工人背上砸去，大声吼叫着：

“快让路！快让路！没长眼睛吗！”

一个码头工人被警棍击倒在地。他瘦骨嶙峋的身体扑倒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肩膀上的绳子松开了，板车歪在一边，货物差点翻下来。他挣扎着想爬起来，但背上又挨了一棍。

史沫特莱的车夫也没能幸免。那个印度巡捕从他身边跑过时，顺手抡起木棒，朝他背上重重地击了两下。

“啊——”车夫惨叫一声，身体猛地往前一倾，差点摔倒。他黑亮的背脊上瞬间出现了两条红痕，皮肉翻起来，像两条蜈蚣爬在上面。不一会儿，血丝便渗了出来，顺着背脊往下流。

但他没有停。他甚至不敢停。他咬紧牙关，死死握住车把，继续往前跑。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后面的板车就会撞上来，他会被骂，会被打，会被扣工钱。他只能跑。

史沫特莱全身一震。

那一瞬间，仿佛那警棍是打在自己身上一般。她的血往上涌，脸涨得通红，心跳得像擂鼓。她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来不及想，猛地跳下车。

“停车！”她喊了一声，但车夫已经跑出去好几步，她几乎是跳下来的，落地时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她站稳身子，怒不可遏地冲向那个印度巡捕。

印度巡捕正举着木棒准备再打下一个工人，忽然感觉身后一阵风扑来，还没来得及回头，手里的木棍就被一股力量夺走了。

他猛地转身，正要发作——却看见夺他木棒的竟是一个满脸怒气的洋太太。那洋太太一头银灰色短发，眼睛像两团蓝色的火焰，正死死盯着他。她把那根木棍狠狠扔在地上，木棍弹跳了两下，滚到路边。

“住手！”史沫特莱愤怒地呵斥道，“你凭什么打人？”

印度巡捕愣住了。

他在这条街上干了十几年，见过无数洋人——有趾高气扬的，有颐指气使的，有傲慢冷漠的，有视若无睹的。但从来没见过一个洋太太，会为了几个中国苦力，冲上来夺他的警棍。

他本能地立正站好，但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有些不知所措。他张了张嘴，结结巴巴地说：

“夫人……他们……他们挡了道！”

“挡了道？”史沫特莱怒目圆睁，手指直指他的鼻子，“这条路是你们的吗？”

印度巡捕低下头，不敢看她的眼睛。他小声嘟囔着：“这儿……这儿是租界。”

“租界？”史沫特莱冷笑一声，声音更高了，“不！这儿是中国的土地！”

印度巡捕抬起头，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他看看史沫特莱，又看看那边的小轿车，再看看那些蜷缩在地上的工人，一时语塞。

“你——？”他支吾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史沫特莱不再理他，快步走到被打倒的码头工人面前。那个工人还趴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身体微微发抖，像是在等待下一棍子。史沫特莱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扶住他的胳膊：

“起来，快起来。”

工人抬起头，看见一个洋太太正俯身看着他，吓得浑身一抖。他本能地往后缩，嘴里嘟囔着什么——也许是求饶，也许是感谢，也许只是恐惧的本能反应。史沫特莱听不懂，但她看见那双眼睛里的恐惧，看见那瘦骨嶙峋的身体上的伤痕，看见那渗着血的伤口。

她轻轻地、但坚定地把他扶了起来。

就在这时，轿车门被推开了。

一个衣着华丽的英国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身材矮胖，穿着一套笔挺的白色西装，领结打得一丝不苟，头上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的脸圆圆的，红红的，被太阳晒得有些发亮，像一只煮熟了的虾。

他朝史沫特莱走过来，脸上带着一种傲慢的、居高临下的笑容。他耸了耸肩膀，用一种优雅的、拖长的声调说：

“太太，我对您刚才的话表示深深的遗憾。您的言论严重损害了我们大英帝国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史沫特莱直起身，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

“友好关系？”她一字一句地反问，“你们所谓的友好，难道是靠警棍来维系的吗？”

英国人一愣，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没想到她会这样毫不留情地反驳他。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嘴角浮起一丝嘲讽的笑：

“太太，您恐怕不是纯粹的白种人吧？”

这句话是赤裸裸的侮辱。意思是：真正的白人不会站在苦力一边，不会质疑大英帝国的权威，不会做出这样“有失身份”的事。

史沫特莱紧紧盯着他，忽然冷笑一声。

“先生，”她不慌不忙地说，“您倒是十足的纯种白种人啊！”

英国人一听，脸上立刻露出得意的神色。他把头微微扬起，用手整理了一下领结，傲慢地说：

“啊！太太真是好眼力！想必是从我高雅的风度上察觉的吧？”

史沫特莱摇摇头，嘴角的冷笑更深了。

“不，”她慢慢地说，“我是从您的体型上看出来的。因为纯种的猪，总是长得肥胖无比！”

话音刚落，周围响起一阵压抑的笑声。那些原本躲得远远的围观的人群，那些站在路边的黄包车夫，那些刚从商店里走出来的路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连那个印度巡捕也低下头，拼命忍着笑。

英国人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他的嘴唇哆嗦着，手指着史沫特莱，厉声质问：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史沫特莱昂首挺胸，一字一句地答道：

“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派驻中国的特派记者。”

“特派记者？”英国人微微一怔，脸上的怒气还没消，但眼睛里闪过一丝警觉。

史沫特莱继续说，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力：

“我对你们的恶劣行径感到极度愤慨！我将会把你们的恶行公之于众，让全世界都知晓！让全世界的读者都看看，号称文明的大英帝国，在上海的租界里，是怎么用警棍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的！”

英国人的脸色变了。他张了张嘴，试图威胁：

“我……我认为你不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史沫特莱冷笑一声，忽然想起什么，迅速取下肩上背着的照相机，“你别动，我要拍下你那‘尊贵’的容颜！”

她举起相机，对准那个英国人。

英国人看见那个黑洞洞的镜头，吓得脸色煞白。他本能地用手挡住脸，慌忙转身，几乎是用逃的速度钻进汽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发动机轰鸣起来，黑色小轿车一溜烟地冲了出去，消失在远处的车流里。

围观的人们见此情景，忍不住哄笑起来。

“哈哈哈——”

笑声在街头回荡。那几个被打的工人也抬起头，眼睛里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有感激，有惊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他们看着这个替他们出头的洋太太，不知道该说什么。

史沫特莱放下相机，转过身，走到那个车夫面前。

车夫还站在黄包车旁边，背上的红痕已经凝成了暗红色的血痂，在阳光下格外刺目。他看见史沫特莱走过来，本能地弯下腰，嘴里说着什么——大概是“谢谢太太”之类的话。

史沫特莱轻轻摇了摇头。她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进车夫的手里。

“你的伤，”她说，“去看医生。”

车夫看着手里的钱，愣住了。他想说什么，但嘴张了张，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的眼眶红了，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史沫特莱转身离去。

她没坐车。她沿着外滩慢慢地走着，走过那些巍峨的高楼，走过那些飘扬的各国国旗，走过那些在烈日下继续劳作的码头工人。

她想起刚才那个英国人说的话——“您恐怕不是纯粹的白种人吧？”

她笑了笑。

也许他说对了。也许她真的不是那种“纯粹的白种人”。那种人，就像她刚才讽刺的那样，把自己关在高楼里，关在轿车里，关在租界里，用警棍和皮鞭维持着所谓的“秩序”，然后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用别人的血汗换来的舒适生活。

她不是那种人。她永远也不会是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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