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范仲淹——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奋斗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河南商丘应天书院门口来了个年轻人。

这年轻人衣衫破旧，面有菜色，但眼神亮得吓人。他站在书院门口，看着那块“应天书院”的匾额，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他叫朱说，后来改名范仲淹。

范仲淹的身世，说起来有点惨。

他本是苏州人，父亲范墉当过小官，两岁那年父亲死了。母亲谢氏穷得活不下去，只好带着他改嫁到山东长山一户姓朱的人家。

从此他改名叫朱说，在朱家长大。

朱家是富户，不愁吃穿。可范仲淹从小就有个毛病——跟自己过不去。

二十一岁那年，他去附近山上的醴泉寺读书。每天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点韭菜末，加点盐，就算一顿饭。这就是后世传为美谈的“划粥断齑”。

僧人们早上起来，发现这小子还在读书；晚上睡觉，发现这小子还在读书。有人问他：“你不困吗？”

范仲淹说：“困啊。”

“困了不睡？”

“拿凉水浇把脸就好了。”

后来他在应天书院读书，更是变本加厉。整整五年，没脱衣服睡过觉——不是不想脱，是怕脱了睡得太舒服，起不来。困了就用凉水浇脸，饿了就喝粥。皇帝宋真宗路过商丘，全城轰动，书院的师生都跑去看热闹，只有范仲淹一个人坐在教室里不动。

有人问他：“皇帝来了，你怎么不去看看？”

范仲淹头也不抬：“将来再见也不晚。”

第二年，他果然见到了皇帝——因为他考中了进士。

那一年，他二十七岁。

范仲淹这人，有个特点：轴。

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认准的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改。

他当官之后，第一件事是把母亲接来奉养，然后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天圣七年（1029年），他在京城当秘阁校理，管皇家图书。那年冬至，皇帝宋仁宗准备率领百官给太后刘娥拜寿。

刘娥是谁？就是咱们上一章讲的那个垂帘听政的太后。当时仁宗十九岁，太后还在主持朝政。

范仲淹一看这安排，当场就炸了。

他上书说：皇帝有事奉亲长的道理，但没有给臣子行礼的道理！您要尽孝心，在后宫行家人礼就行，带着百官朝拜太后，这成何体统？

更绝的是，他接着又上了一道奏折，直接请求太后还政给皇帝。

这两道奏折递上去，满朝文武都替他捏把汗。

他的推荐人晏殊（就是写“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个）吓坏了，把他叫来骂了一顿：“你疯了？你想找死别连累我！”

范仲淹听完，慢条斯理地说：“晏公，我写信给您解释。”

他回去写了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信里说：“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晏殊看完，沉默了。

他知道，这小子不是轴，是硬。

结果呢？范仲淹被贬出京，去河中府当通判。

第一次被贬，范仲淹的名声反而更大了。

刘太后死后，仁宗亲政，把范仲淹召回京城，当了右司谏。

右司谏是干什么的？专门提意见的。

范仲淹干这个，简直是如鱼得水。

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大旱，蝗灾严重。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救灾，仁宗不理。范仲淹急了，当面质问：“如果宫中的人半日不吃饭，陛下会怎么样？”

仁宗这才醒悟，派他去赈灾。

范仲淹到了江淮，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回京的时候，他还带了一样东西——老百姓吃的野草，叫乌昧草。他把这草拿给仁宗看，让皇帝知道民间有多苦。

这事儿干得漂亮，可没过多久，他又被贬了。

这次是因为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这人，当宰相当了好多年，提拔了一堆亲信。范仲淹看不惯，画了一张《百官图》，指着图上的人说：“这个是宰相提拔的，那个是宰相的亲戚，这个是正常升迁的，那个是走后门上来的。”

吕夷简气得半死，反手就告了范仲淹一状。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去饶州当知州。

他出京那天，亲朋们一直送到都门外。有人安慰他：“此行尤其光荣！”

范仲淹笑了笑，没说话。

三次被贬，一次比一次远。可他的名望，一次比一次高。

宝元元年（1038年），西北出大事了。

党项族的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称帝，建立西夏。这哥们儿不满足于当大宋的臣子，要跟宋朝平起平坐。

宋仁宗当然不干。李元昊也不废话，直接开打。

打的结果是：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好水川之战，宋军又大败；定川寨之战，宋军全军覆没。

三年三战，三战三败。

消息传到开封，满朝震动。

这时候，有人想起了范仲淹。

康定元年（1040年），五十二岁的范仲淹被调到西北，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和韩琦一起主持边防。

范仲淹这辈子没打过仗。但他会看地图，会算账，会琢磨。

他到西北转了一圈，回来后提出一个战略：防守为主，缓图进取。

他说：咱们跟西夏打，不能着急。他们骑兵多，来去如风，咱们追不上。咱们要干的是：修城寨，驻军队，屯田种粮，把边境线一点点往前推。

有人笑话他：这不是缩头乌龟吗？

范仲淹不搭理。

他在延州（今陕西延安）整顿军队，把一万八千人的部队分成六支，每支三千人，轮番训练、轮番驻守。又修了一堆城寨，把防线织成一张网。

西夏人来打，发现攻不动。想绕过去，发现到处是城寨。想抢粮食，发现老百姓都搬进城寨里了，城外只有宋军的巡逻队。

李元昊后来看着范仲淹修的城堡，感叹了一句：“这个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肚子里有数万甲兵啊！”

边境上还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庆历四年（1044年），西夏撑不住了，主动求和。

范仲淹用四年时间，没打一场大仗，把西夏活活耗服了。

西北战事刚消停，范仲淹就被调回京城。

庆历三年（1043年），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和富弼、韩琦一起主持朝政。

宋仁宗对他寄予厚望。有一天，皇帝把他叫去，说：“范爱卿，国家现在问题很多，你有什么想法？”

范仲淹回去想了想，写了一份奏折，叫《答手诏条陈十事》。

十条建议，核心是四件事：

第一，整顿吏治。官员的升迁要凭政绩，不能凭资历。恩荫制度要收紧——恩荫就是高级官员可以保送子孙当官，范仲淹觉得这个太滥了，得砍。

第二，改革科举。考进士不能光会写诗赋，得考策论，看看这人有没有真本事。

第三，发展农业。修水利，减赋税，让老百姓能吃饱饭。

第四，加强武备。府兵制废了这么多年，得想办法恢复一点。

仁宗看完，当场拍板：行！就这么办！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

可新政刚推行一年多，问题就来了。

问题出在第一条——整顿吏治。

范仲淹让各路转运使考察下属官员，把不合格的名字报上来。他拿着名单，一个个勾掉。

同僚富弼在旁边看着，劝他：“您这一笔勾下去，被罢免的人全家都要哭啊。”

范仲淹头也不抬，说：“一家哭，总比一路（一个地区）的人哭好。”

这话说得硬气。

可那些被“勾”掉的人，背后都有关系网。他们的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开始四处活动，造谣中伤，说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

“结朋的党”，是皇帝最怕的。

庆历五年（1045年），仁宗顶不住压力，下诏废除新政。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出知邠州。

新政推行了一年零几个月，宣告失败。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今河南邓州）当知州。

这一年他五十八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新政失败，远离朝堂，按理说该消沉了。可他没闲着——在邓州兴修水利，创办花洲书院，亲自给学生讲课。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

信是老朋友滕子京写来的。滕子京当时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当知州，重修了岳阳楼，想请范仲淹写篇文章记下来。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幅《洞庭晚秋图》。

范仲淹摊开画卷，看着图上的洞庭湖，陷入了沉思。

他没去过岳阳楼。可他七八岁的时候，跟着继父在湖南安乡住过几年，见过洞庭湖的风浪。那记忆，隔着五十年的岁月，依然清晰。

他还想起了滕子京。这人跟他同一年中进士，是多年的老友。当年在西北打仗，滕子京守泾州，被诬告贪墨，差点下狱。范仲淹拼死保他，才保下一命，最后还是被贬到岳州。

两个同年进士，两个被贬在外的人，隔着千里之遥，以一篇楼记对话。

范仲淹提起笔，写道：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

他写洞庭湖的阴晴变幻，写迁客骚人的悲喜无常。写到一半，笔锋一转：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最后，他写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篇《岳阳楼记》，范仲淹没用一天就写完了。

写完，他放下笔，长出一口气。

他知道，这篇文章，是写给滕子京的，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辗转了好几个地方：邓州、杭州、青州。

皇祐元年（1049年），他在杭州当知州，做了一件大事：创办范氏义庄。

什么叫义庄？就是拿出一笔田产，用田租收入来赡养同族的穷人。

范仲淹把自己积攒的钱，在苏州买了上千亩地，办了这个义庄。他定了一套规矩：族人每天能领多少米，冬天能领多少布，婚丧嫁娶能领多少钱，都写得清清楚楚。还规定，义庄的管理人必须请外姓人，不能让自家人管钱。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族慈善基金会。

有人问他：“您自己一辈子省吃俭用，怎么舍得拿出这么多钱？”

范仲淹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我现在有能力了，不能看着族人再挨饿。”

他还写过一篇《百字家训》，最后几句是：

“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奉祖神。”

范家的子孙，果然争气。

他的四个儿子，个个成才。二儿子范纯仁后来当了宰相，三儿子范纯礼也当了副宰相。范氏家族，从北宋到南宋，出了进士二十二个，名臣无数。

钱穆、钱学森、钱三强、钱钟书，都出自这个“钱”家？不对，那是吴越钱氏。但范氏也不差——后来那些“先忧后乐”的读书人，都把自己当成范仲淹的精神传人。

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六十四岁。

这一年，朝廷下诏调他去颍州（今安徽阜阳）。他那时候已经病了，可还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

走到徐州，病情突然加重。

五月二十日，范仲淹躺在徐州的一家驿馆里，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把儿子们叫到床边，说：

“我死后，丧事从简，不要请风水先生，不要惊动乡里。”

说完，闭上眼睛，走了。

消息传到京城，宋仁宗唏嘘不已。他亲手题写了墓碑的碑额——“褒贤之碑”。

朝廷追赠范仲淹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

“文正”这个谥号，是文人最高的荣誉。宋朝三百多年，得到这个谥号的，只有九个人。

范仲淹死后，人们翻他的遗物，发现这位当了几十年大官的人，家里几乎没有积蓄。

他的钱去哪儿了？

一部分给了义庄。一部分送给了穷学生。一部分，在灾年拿出来买了粮食，分给灾民。

有人说他傻。他不解释。

范仲淹这辈子，干过很多事：修过海堤，教过学生，打过仗，变过法，写过文章。可后人记住的，只有那两句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两句话，不是口号，是他的一辈子。

两岁丧父，随母改嫁，被人嘲笑过。划粥断齑，寒窗苦读，熬出来过。三次被贬，越贬越远，不后悔过。西北戍边，白发苍苍，拼过命。庆历新政，不到两年就失败，不气馁过。

他这辈子，运气不算好。可他活成了一道光。

后来有个叫朱熹的人，说他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再后来，元明清三代，读书人都把他当偶像。就连皇帝，也把他当榜样。

范仲淹死了九百多年，可“先忧后乐”这四个字，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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