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京上海找工作，却有了幻听幻觉

1999年暑假，我怀揣四百元前去了上海，利用暑假去找工作。以前我就对人说，我要学美国人，在中国的一个城市打工一年就再换另一个城市，为了旅游，也是流浪，我的心已经狂野，也许是为了自由。大学毕业我就想去深圳，野心勃勃，觉得自己有能力。但是我是家里唯一考学出来的人，家里人说滨海县就不错了，还能有个正式工作。风不着，雨不着。我为了家人，妥协了。但是现在折腾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大学时期的那样的对象，所以现在我决定去大城市去试试，真不行，暑假开学后再回邹城市。

这样我就坐火车去了上海。到了上海火车站的时候我觉得有个人在跟踪。更为严重的是，我在上海的七天里，每走一步，道路上身边的人都用话暗示我，意思让我不要轻举枉动。当时我下了火车，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花50元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床后，我到了火车站广场买了张上海市区交通地图，首先找到希尔顿大酒店在地图上的位置，然后坐了公交车直奔那里。我想看看富贵的人们，上流社会的人们出门住的地方究竟如何富贵豪华。我到那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王安忆的小说《我爱美元》里写到上海的一个女子与一个老外恋爱后被抛弃，那女子就到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里来，专门与老外搭讪，后来卖淫，再后来被劳教。我想看看那个地方。我坐公交车到了希尔顿饭店后，就推门进去，一楼有人在弹钢琴。一楼的大厅我觉得还不如滨海市矿务局三星宾馆的一楼大厅气派，但是希尔顿一楼大厅里有鲜花丛。然后我到了二楼，二楼更没有什么，只不过有一些休息的座椅。房间里豪华不豪华我是不知道了，因为不能随便进入，不过我想，不比我家里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宽绰哪里去。家里有卫生间，有客厅，有卧室，有阳台，还有沙发，桌椅，还有大酒店所没有的厨房。人生有个三室一厅的家也就不错了。但是在邹城市实验中学整天上课备课回家吃饭睡觉，没有多少的机会接触到优秀的能钟情的人儿。上海开放，人来人往，交流频繁，找钟情的人应该机会多多吧？所以我趁学校放暑假的时间来上海，找找工作试试，找到工作后其他的慢慢地再说。

从希尔顿饭店出来，我又去了金茂大厦，进去在一楼大厅里坐了一会。出来的时候，在金茂大厦附近路上遇见了一个极为标致的年轻美人。

我买了上海的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我去了浦东的一家广告公司，负责招聘的人给我交谈，我谈写作，谈文学，很是谈得来，对方很高兴。说让我等消息。

我又去了海景花园那地方的另一家招聘的广告公司。一个青年给我面试，还让我即兴写一个关于光明乳业的推广广告，我写了，自己觉得满意，那青年看了，对我说ok。

也是让我等消息。我又去了几家招聘的公司。但是因为我只带了四百元钱。留下回邹城市买火车票的钱，剩下的钱花不几天。那是夏天，晚上我没钱住旅馆，就住了一次人民公园，另外几次就睡在公园外的木椅子上。

1999年的上海，它密布的高耸入云的大厦震惊了我。它江南风格的公园别致可爱。上海女子穿着新潮、大胆、给人新鲜的感觉。浦东街道上人烟稀少，都在写字楼内。它缺少绿化，给我不舒服的感觉。被人叫出名的南京路淮海路和北京的王府井一样，见了也不过如此。

从上海回来后，我觉得没有人跟踪自己跟得那么紧了。但是我觉得学校校长在组织领导和老师在用潜规则整治我。在学校里人们都在疏远我，在家属院，当我晚上复习考研的那些天，楼上有人在用电钻钻东西，噪音让我难以忍受，楼上好几家把他们自己家的房间的门摔得震天响。我怒不可遏，常常把我手里的东西摔出去。我气得摔碎了几个碗，摔弯了勺子，摔扁了炒锅，摔坏了房间的木门。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呆不下去了，于是我去校长那里请假，手里拿着在岱庄医院医生给我看病的病例给校长看。病例上写着我是迟发性心理障碍。我对校长说我有心理障碍，在学校呆得难受，想出去一段时间散散心。校长批准了。

我与我表弟和我表弟的女朋友一起去了济南。临走之前，我在楼下边离开边骂到：“关上你妈的这个门！关上你妈的那个门吧！”

我到了济南，我的表弟忙着申请开公司。我则跑遍济南找工作。一个月后，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我带了几百块钱，坐火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住到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青年公寓地下室 。我住的地下室的房间的空间很小，仅容下一张单人床。我住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象一只穴居的动物。过了几天，我的地下室的门上倒贴了一个红色大福字，福字上印刷着青岛海尔四个字。看到青岛二字，我想到了乔虹。乔虹这就是我的福到了！想到这里，我躺在床上哭了起来，越哭越想哭。

我是2002年四月到的北京，十月回的滨海市，总共在北京过了六个月，吃喝住行花了六千元，挣了三千。找到好的工作我就不回滨海市了，我这样想。来到北京我先找的工作就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房介公司，他们让我交二百元的押金，然后让我跑北京的某片区域，让我画上街道、小区、小区里的每座楼。说是这样为了熟悉地里和房源的情况，便于以后带领想租房子的人找到房子。于是我买了辆自行车，在北京的朝阳区按照他们说的去跑小区。我跑了一个月，熟悉了情况，画好了图纸，交到公司负责人手里。这个房介公司的负责人看了后说，把我安排到属下的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另一个房介公司。到了那个公司，负责人又说让我熟悉西城区。我没有再跑，觉得再跑很累很冤，这是骗人押金的公司。每天都有许多人去应聘，交押金。他们每天都收到几千甚至更多的押金钱。等到我回头再去要押金的时候，他们推三阻四，编造这谎言那谎言，让我一次次地为了二百块钱押金跑。

去北京带的几百元钱很快花完了。我就给济宁广播电台的同学周青打电话，问他的弟弟在北京的什么单位工作。我知道他弟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但是在哪个单位工作我还不知道。周青在电话里告诉了我，说他弟弟在海关总署工作。我到了海关总署，找到了他弟弟周春。在周春的办公室，我问他能不能帮忙找个工作。他说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公务员，还没有能力做到。我过了一会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周春塞给我100元钱，我不要。他说北京人才济济，工作很难找，不行就坐火车回家吧，毕竟家里的工作也不错，可不能丢了。

可是我还想再试试，认为自己写东西还可以。下一步可以试试找广告公司的工作。但是钱不多了。于是我找到在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的五矿集团工作的高中同学周中红，想问他借钱。周中红说赵明给他打电话了，说知道我在北京找工作。周中红还说你回家去吧，北京像样的工作很难找。于是周中红借给我了400元。然后我又去财政部，想找在那里的工交司当处长的高中同学姚松。在财政部大院外的接待室我等了好长时间，后来来了一个青年，说他们处长正在开会，差他把200元交给我。

在一家报纸上，我发现了一个招聘文案的广告公司。我虽然没有在广告文案方面工作过，但我觉得写文案应该与文笔有关系吧。为了显示我的文笔，我给这个广告公司写了一篇《我关于广告的一点感想》。具体内容如下：

“在某些层面上，优秀的广告如同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雷同重复、毫无色彩的广告只能使人熟视无覩。优秀的广告必须具有抓人魂魄的力量，一下子把人击中，令人难以忘怀。

“有人说：文学创作与广告文案写作相去甚远，但是，谁能说优秀的广告文案没有文学渗透其中呢？象文学一样打动人心，这也许是广告的一种理想状态。

“生活永远深邃宽广。广告不仅与艺术，而且与生活也必定具有相通之处，应该寻找三者之间的切合点，比如：运用文学性语言，利用生活中令人感动的情愫和场景。广告必须持续不断地从生活中寻找和挖掘。

“好的广告应该有特立独行的张扬个性，好的广告人也应该有，这种不媚俗、不趋众、富有灵性的个性不仅指外形、可见的方面，而且是骨子里的，是与生俱来难以泯灭的。

“没有思维独特、思想丰富、性情率真、个性张扬的广告人，就不会有特立独行、个性张扬的广告。

可南 2002年7月。”

我觉得自己写得不错，对广告有深刻独特的见解。发信后我等了几天，然后直接去广告公司，广告公司没有录用我。我很茫然。自己差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我不自知，也不懂广告，是这样吗？

2002年从北京回到滨海市之后，我的幻听就严重了。这之前主要是幻想。幻想是从在实验中学门口见到那个妓女开始的，那个我在西门口曾经嫖过的妓女。我认为她到了学校门口，把我嫖娼的事情传给学校，校长又告诉给了当时还当人大主任的李娜的爸爸，李娜的爸爸派公安调查我的事情，还派人跟踪我。

在北京，我也觉得有警察跟踪，这次不象在上海那样不作声张。在北京我骂了我背后我觉得是警察的人一句：“跟在后面吃屎啊！”然后我觉得警察找人骂我。在蓟门桥附近我住的地下室，我听到隔壁一个男青年一连几天地骂娘，我忍无可忍，拿着一条皮腰带出来骂。隔壁的两男一女出来问我骂谁，我说我骂那个骂我的人。看到我怒不可遏的样子，他们三个人进屋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隔壁骂人的声音。在我上班的这个电话联系业务的公司也是这样，我听到与老板一起从东北来的那个老业务员骂娘，我在他的隔壁办公室也回敬了一句，我骂的声音不小，老板肯定听见了，于是老板找我谈话，说我不适合这个工作,把我辞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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