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回 强硬变法贻害无穷

第二十回 强硬变法贻害无穷

欧阳修担心的事情居然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发生了。宋神宗赵顼即位的第二年，任用王安石进行了“熙宁变法”。

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看似是个大玩笑，可就是这样的不经意间，铸就了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王安石曾一度被推崇为“法家”的典型代表，鲜亮一时。可真正静下心来分析，正是由于这次针对时弊的变革，由于操作者操之过急，态度和手段过于强硬，人为地制造出了“元祐派”和“元丰派”两个派系。随着变革的展开，这样的党派之争由道义和政见之争，逐步蜕变为私利、意气和权力之争，导致“君子之变”堕落为了“小人之争”。

自此，大宋帝国的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曾经是中国各朝代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巅峰，乃至在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裕、最发达的“有宋一代”，瞬间灰飞烟灭。

王安石变法是基于当时宋朝诸多制度已经暴露出了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加之边境上辽国和西夏虎视眈眈，几乎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为背景的。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因此，为了防止自己也被篡权，他在缔造大宋前期就“重文轻武”，这个作风一直贯穿了两宋。

可是，国内不发展军事，国外势力却在不断壮大，使得北宋对外一直处于劣势。为了防**阀割据、农民起义、抵御北方南侵，北宋虽然不断扩充军队的数量，但战斗力一直不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只能以人数来补全这部分缺陷，因之，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北宋的军费压力自然与日俱增，这便造成了“冗兵”的问题。

除了冗兵以外，北宋朝廷为了集中皇权、分化事权，一个位置安排好几个人负责管理。比如：过去的某些朝代，丞相职位一般由两人担任，分别是左右丞相，可是北宋却有很多人。

同时，为了分割丞相的军、政、财权，北宋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这样，机构臃肿、办事效率降低的弊端显露无疑，这便是“冗官”。

冗官、冗兵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宋朝廷财政支出增加，这便是“冗费”。

如果说“三冗”是上层决策造成的，历朝历代的“痼疾”在宋朝也愈演愈烈。

宋神宗时期，民间的土地兼并现象非常严重，富豪隐瞒土地，老百姓却没有土地可耕种。北宋初期，朝廷实行的政策名为“不抑兼并”，就是允许贵族和地主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而无需赋税。这就使得朝廷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财政危机随之而来。

“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宋仁宗赵祯时期，虽然局面稍有改善，但依然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

为了生计、摆脱压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批佃户不得不拿起武器、铤而走险。先后掀起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等。

所有这些，朝臣和皇帝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危局迫切需要改革，否则的话很有可能出现更大的危机，治理严重的“三冗”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最终在庆历二年金榜题名，又先后在淮南、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为过官，对北宋的底层现象更是知之甚详。

他认为，普遍性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因而造成“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局面。为此，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书，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

不过，王安石的上书虽然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称赞，却没有产生任何的社会效应。到了宋神宗赵顼即位后，便立刻命王安石入京、推行变法。

王安石首先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用以统筹财政，为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主要工作是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制定财政收支政策。

三司颁行了市易法，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很好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做到了“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同年，王安石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类似于商鞅变法时期的“什伍制度”。农民平时在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这样，既能防止农民的反抗，又能节省军费。

税负方面的政策主要是“方田税”和“青苗法”。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等原则，节省劳费、去消重敛，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方田均税法还清除了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将土地再度分给了农民，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

青苗法则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可以申请向朝廷借贷，既保障了农民能够“赴时趋事”，又让老百姓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虽然青苗法有利百姓，但在后世的争议也很大。

水利设施方面，王安石将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纳入了政策之中，由受益人出资兴修，若是其中的资金不足，可以向官府借贷“青苗钱”，事后再还钱。青苗法还纳入了官吏的政绩考核。

对于军队的改革，首先就是裁兵。新法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以此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减少了军费的开支。

另有“置将法”又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设置将领二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至于战马，王安石允许民间养马，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但因百姓技术不成熟，所以很快就停止了。

兵器则由新设立的“军器监”制造，以改良、提高武器的杀伤力。

科举实施“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这就是最早的“班级教学”。

同时，王安石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殿试的诗、赋、论三题还改成了试时务策，具有很大的时代意义。当然，这也就使得科举考试更难，一些没有真材实学的贵族子弟，很难考上科举。

王安石变法开始后，新法令增加了北宋政府财政收入，军队的战斗力也得以提高，似乎减轻了农民负担。

可是，王安石侧重谋求开辟财源，尽可能多地为朝廷增加财政税收，却导致了老百姓越来越贫困。

因为“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初衷，在实际操作中完全变了味儿。

如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其初衷被扭曲，反倒成为地主套利的工具，导致变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此外，土地改革自然损害了部分旧族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一项新政策的颁布就同一种新药的研制，最先考虑的应该是无害，其次才是有效。同样，改革旧制最先考虑的是不会出问题，其次才是有没有效果。一项政策出台之前需要反复研究，找一个地方试点，看看效果后才能推广。

然而，王安石变法就是拍脑袋政策，故而政策极易被扭曲利用，结果在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他还脾气倔强、认死理，根本不打算对新政有所变化，更无从谈起应对危机的准备，变法带来的只能是巨大的危害。

青苗法初衷是提供一项低息贷款，解决老百姓“青黄不济”的问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变为了地主套利的工具，他们用两分利息贷款，然后转手五分放出去，两分还给朝廷，剩下三分与官家三七开分赃。

史载：“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这种套利是极其常见的，不过，最可怕的是强行“抄家”。

朝廷规定二分利，但是地方上却是五分利，而且还是强行摊派给那些不需要贷款的人。假如到期还不上摊派“贷款”，便强行抄家，以敛夺民财。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政策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比如“市易法”。其初衷是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农”，以均衡市场物价的一项政策。但是，却演变成了奸商的“囤货居奇”，导致大量中小商户破产，因此百姓深受其害。

尤其可怕的是，对于这些扭曲，做为改革主导者，王安石却浑然不知，反倒“乐在其中”。

朝廷每年赚千万两，皇帝能多娶几个老婆，王安石的官位又能往上升两个台阶。可是，无数百姓跌落“债务陷阱”之中，沦为赤贫、流民。大量的中小商户破产，社会危机加重。

因而，就有了著名的《北宋流民图》。

最终，罢黜王安石并不是司马光搞的鬼，而是宋神宗亲自罢黜的。究其主因，是因为天下流民四起，再不解决主要问题，将会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

王安石初衷应该是好的，可他的初衷怎样才能变为现实，就应该听取司马光等不同政见者的建议了。谨慎而探讨性地逐步改革，也许才是实现宏伟蓝图之光明正道。

自宋神宗以后，历朝历代无不抨击王安石huoguo殃民。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如此鲁莽，草草改革带来的结局一定是草草收场，百姓被连累的流离失所，鲁莽的王安石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含恨下台、众叛亲离。

做为“靖康之难”的根植者，王安石的以上“失误”还只是“皮毛”，真正的过失是，他是“党争”激化的罪魁祸首。

王安石的绰号叫“拗相公”。

变法之前，北宋虽然已经出现党争端倪，但是还处在萌芽状态，双方之间的斗争仍比较含蓄，并未走向明面，斗争也仅仅限于有限的手段，并没下多少狠手。

但是，王安石“赞则用，反则贬”的强硬作风，使得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彻底公开化，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手段也越来越激烈。

司马光就是其一。因为反对新法，表示过于激烈，被王安石逼迫，不得不罢官著书。正如他给皇帝的奏折所言：“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缠慝。”

党争自然导致任人唯亲而不唯德、唯才，导致小人得志。

王安石选人用人，只看是否支持自己变法，并不在乎这个人品德是否良好，是否真心为国为民。他这种盲目推行变法的态度，使得变法派素质良莠不齐，政治投机分子便利用他这种以“变法为尊”的态度，趁机赚取政治资本。由他直接或者间接举荐起家的蔡卞、蔡京、吕惠卿、章惇等这些人，很多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奸臣。

双方的党争局面直接扰乱了北宋的政治生态，使得之后的新法，时而废除又时而恢复。政府政令朝夕相左，北宋社会秩序越来越加混乱。

正是王安石变法，被别有用心的奸佞小人当作晋升台阶，使得变法成了这些人的敛财工具和攻击政敌的道具，直接导致朝堂混乱、贪污盛行、党争激烈、百姓困苦。所以可以说，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对之后的“靖康之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司马光排除异己，就来自王安石的这种“遗传”。

王安石“一言堂”的做派，导致守旧派不得不被迫采用更为激烈的手段进行反制。两党从理念之争，慢慢上升到“为反对而反对”的纯粹党争。

对于司马光，王安石本人给出了一个高度评价：“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司马光也曾评价王安石道：“介甫无他,唯执拗耳”。

王安石“执拗”这一性格缺陷进而导致变法阵营内部分裂,原本支持变法的人随之渐渐退出。

他讲究激进变法，但司马光却主张稳健政治，在对待政治问题上，两人一个大刀阔斧，一个四平八稳，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自然会产生矛盾。

接着，宋朝进入司马光的执政时期，他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响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击战，“熙宁变法”的所有变法内容被尽数废改。

与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不同，司马光认为财富是有限的，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朝廷一旦拿多了，老百姓就减少了。故而，他反对王安石通过金融手段向农民放贷，来解决财政问题的做法。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侵害了几乎除了佃农之外的所有人的利益，其反对阶层太过强大，动摇了国家的统治基础。

司马光更担心的是，变法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不稳定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他不愿重蹈王安石覆辙。

然而，司马光完全接受了王安石排除异己的“遗产”，同样留下一些北宋的灭亡祸根。

为了阻止新政派变法，他还重用并提拔上来了蔡京等一批奸佞。

最过分的是，司马光不惜迫害忠良，罗织罪名处置改革派人士，这根本就不是为了大宋朝廷，而是按照个人恩怨宣泄自己的不满。

病床上的王安石知道后心中悲痛万分，不久后抑郁而亡。即便是曾极力驳斥变法的苏轼，知道后，也气的怒骂司马光“司马牛”。

或者是觉得不够解气，司马光开始迫害新政派，即便是对变法产生同情的“中立派”也在打击的范围内。

苏轼因为仗义执言，认为变法有可取之处，就被贬官走人。

一切新政派，都是司马光眼中的敌人。不管好坏，不管对错，也不管你是不是官，是不是百姓，是不是功臣，是不是权贵，都列在了司马光的迫害名单中。

新政党过去一家独大，现在受到了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极力打压。于是，北宋王朝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党争”。

司马光除了搞山头，还将宋神宗时期“熙河开边”，已经是宋朝疆土的土地，都送还了西夏。

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些土地乃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地方，也是一些产马地。可为了报复新政党，司马光全然不顾这一切。

因此，很多人都将司马光看作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他去世后不到十年，都险被开棺戮尸，他苦心编纂多年的《资治通鉴》也差点被毁，朝廷所赐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治大国如烹小鲜”，如何掌握“火候”，需要谨慎耐心、远虑持重、举轻若重。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需要变革时，也须先试再行、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如欧阳修所言：“渐行方能见远”。

通过王安石变法，可以窥见北宋帝国政策制度体系是怎样的此起彼伏、朝令夕改、波诡云谲和政潮叠起。

每翻覆一次，帝国的元气便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这就是让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汉民族，至今熟知并痛心的“靖康之难”。

公元1127年，金国军队攻入了北宋国都汴梁的皇城，随着北方席卷而至的一番暴风骤雨，“靖康之变”使北宋帝国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此可见，但凡王安石吸取哪怕一顶点儿教训，他都不会失败。有句话一针见血：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因而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就是苏轼苏子瞻。

苏轼上疏《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事出王安石要改革科举，罢废诗赋、明经取士之途，在进士级别的考试里改以策论、经义取士，并且采取大力兴办学校等各项措施，苏轼对此持全面的反对态度。

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言道，庆历年间就已经兴办过学校，到今天变成了徒有其名的形式主义。如果要大动干戈，势必扰民伤财；倘若只是小修小补，就和庆历新政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主张在学校规模制度等方面仍然保持旧有制度。在科举方面，苏轼以为朝廷要改动的无非几个方向：或是稍重乡里察举德行而稍抑文辞之分量；或是专以策论取士而罢废诗赋；或是兼采其人名誉声望而罢废试卷封弥糊名的制度；或是让考生不再做帖经、墨义这样死记硬背的考试题目而罢废明经，专考经之义理。

因为王安石好谈经义，且当时有人指称他自比颜回、孟子。于是苏轼在奏议里用王衍好老庄而中原蒙难；晋室南渡之典和王维的弟弟，宰相王缙好佛，结果大历之政至今为人所笑等典故史事，来影射当今的王安石及其新法。苏轼明言，关于性命之学，子贡就曾说万物之本性与天道，却没有听孔子说过。现在的学者居然夸夸其谈，以不谈性命为耻。如今士大夫把佛祖、老子当成圣人，真是因为他们超然物外吗？不过是因为一般人的本性，都是安于放逸罢了。即便他们真是和庄子一样能齐生死，看破一切，那么，陛下怎么还用**、爵禄来勉励他们治国为民呢？何况这些人都是欺世盗名之徒！

神宗皇帝读了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后，颇为感动，决定召见苏轼。

于是，苏轼当面给皇帝上起课来，说如果陛下想兴天下道德之风，就要选取真正优秀正直的人才。皇帝自己也必须首先修身格物，以身作则以正天下风俗，如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如果只是设科立名去取士，那就明明在教天下人，一个接一个地去装模作样地表演，去做伪君子。例如，陛下若以孝道取士，胆子大的人就割肉侍养双亲了，胆子小的也会煞有介事地日夜住在父母的坟莹边。若陛下以廉洁取士，那大家为了做官就会故意乘破败的马车，骑羸弱瘦削的病马，甚至穿粗布衣服，吃粗恶之食。只要可以迎合陛下意思的，天下人自然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话，德行之败坏就极其可怕了。

苏轼甚至言道：“故臣以为，消谗慧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苏轼认为，要罢黜奸佞的臣子以让朝廷上下团结，不再异论汹汹，四分五裂；要恢复百姓对朝廷的信任，消除他们的埋怨从而安定国家的根本，要做到以上这些必须罢废制置王安石的三司条例司。换而言之，苏轼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全面否定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态度。

苏轼又进一步说明理由，以及他自己理想中的大国宰相治理国家的方式：“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这就是说，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所图谋的事情，贵在不留痕迹。西汉的文帝、景帝，他们在史书的本纪上并没有多少可以表彰的治国方针；唐太宗时，人称“房谋杜断”的两位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在史书的列传里也没有记载什么治国的具体功劳。但是，天下人说起治理国家的贤明君主总是说“文景之治”，谈论贤良的宰相总是说“房谋杜断”。这就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伟大的事业，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成就功业却无人知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将军，甚至没有煊赫的功绩。

苏轼接着提出了振作国家经济的办法：“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

这就明言，如果陛下确实谋求国家富强，可以拣选盐铁、户部、度支三司的官员和漕运长官与副手。而陛下和二三大臣孜孜不倦地商量研讨，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国家积累下来的种种弊端就会消除不见，而百姓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惊动，大家甚至不能知觉。

谈到王安石新法中的农田水利法，苏轼以为：“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

苏轼从汉唐兵制的总结中，提出对于军事的看法，认为军队不可无事而聚、无事而食。他觉得可以优待郡县之厢军土兵，令其萌生感恩戴德、愿效死力之心，并加以训练，逐渐取代禁军的职能。进而在扈从天子和拱卫皇城之外，渐次裁撤，使得军队数量可以减少下来，从而大为减轻冗兵带来的财政压力。

苏轼对于免役法，有自己的见解：“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谈到青苗法的问题，《上神宗皇帝书》里，苏轼写道：“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

苏轼认为，青苗贷不许强行摊派只是一纸空文，而且原来朝廷有的“常平法”已经非常到位了。假如一个地方有万户人家，常平仓内有一千斛粮食，到了粮谷价格涨的时候，把这一千斛粮食投放进市场，粮价自然会降下来。

《上神宗皇帝书》一个月，等来的却是毫无音讯，因此苏轼心急如焚，他自觉有为国为民进谏的责任，于是又写了一份奏议，在历史上被称为《再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直抒胸臆，怅然写道：“《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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