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派出所的煤炉与未拆的糖

边防战士把杨小龙带到派出所时，值班室的煤炉正烧得旺，橘红色的火苗舔着炉壁，把屋子烘得暖融融的。一个穿警服的中年人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看到浑身湿透的杨小龙，赶紧起身拿了条干毛巾：“来，擦擦水，别冻着。”

毛巾带着肥皂的淡香，杨小龙裹着毛巾坐在煤炉旁的小板凳上，手指还在无意识地攥着那块黏糊糊的水果糖。战士简单说了情况，中年人点点头：“你放心，我们会帮他找家人的。”战士走后，中年人给杨小龙倒了杯热水，“我姓王，你叫我王警官就行。饿不饿？我给你下碗面条。”

杨小龙点点头，没说话。他看着煤炉里跳动的火苗，想起上海家里的煤气灶，母亲总在那里煮他爱吃的阳春面，面条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点葱花，香得能让他多吃半碗。王警官很快煮好了面条，端过来时，碗里果然卧着个荷包蛋，热气腾腾的香气飘进鼻子，他的肚子忍不住“咕咕”叫了起来。

他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吃着。面条很烫，却暖到了心里，眼泪又差点掉下来——这是他从车站走失后，第一次吃到热乎东西。王警官坐在对面，看着他吃，轻声问：“小龙，你还记得爸妈的名字吗？家里是上海哪个区的？”

杨小龙的动作顿了顿，嘴里的面条突然没了味道。他只记得父亲总被人叫“老杨”，母亲叫什么，他想不起来；上海的家在一条老巷子里，门口有棵梧桐树，可具体是哪个区，他也说不上来。他低下头，声音有些发颤：“我……我不记得了。”

王警官没再追问，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关系，慢慢想。我们已经联系了车站广播，明天再去车站附近问问，说不定能找到你爸妈的线索。”那天晚上，杨小龙睡在派出所的长椅上，盖着王警官的军大衣。军大衣上有股淡淡的樟脑味，像父亲帆布包的味道，他抱着大衣，终于睡了个安稳觉，梦里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母亲递过来的米糕，甜得发腻。

第二天一早，王警官带着他去了车站。雨已经停了，阳光透过车站的窗户照进来，落在昨天他蹲过的水泥柱上。王警官拿着他的照片，问遍了车站的商贩、挑夫和工作人员，可没人见过他的父母。米糕摊的老板想了想，说：“昨天确实有个穿红塑料袋的女人来买米糕，后来好像跟着一群人往口岸方向走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妈妈。”

杨小龙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口岸？我妈妈去口岸了吗？”王警官摇摇头：“不一定，可能只是路过。咱们先回派出所，再想想别的办法。”回去的路上，杨小龙一直盯着车窗外，希望能看到母亲的红塑料袋，可直到回到派出所，也没看到熟悉的身影。

接下来的几天，王警官每天都带着他去车站和口岸附近打听，可始终没有父母的消息。杨小龙的话越来越少，每天吃完晚饭，就坐在煤炉旁，手里攥着那块没拆开的水果糖——糖纸已经干了，皱巴巴的，却还是舍不得扔。王警官看在眼里，偶尔会跟他说些派出所的趣事，比如“昨天抓了个偷香蕉的猴子”“隔壁阿婆送了袋芒果”，想让他开心点。

有天晚上，杨小龙在煤炉旁剥水果糖。糖纸黏在糖上，他剥了半天，才把糖剥出来。糖已经有点化了，黏在指尖，他舔了舔，甜得发苦。王警官走过来，看到他的样子，叹了口气：“要是想爸妈了，就跟我说说话，别憋在心里。”

杨小龙抬起头，眼泪掉了下来：“王警官，我爸妈是不是不要我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来找我？”王警官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不会的，你爸妈肯定在找你，说不定他们也在着急。咱们再等等，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那天晚上，杨小龙把剥好的水果糖分成两半，一半自己吃了，另一半递给王警官：“王警官，你也吃，甜的。”王警官接过糖，放进嘴里，甜香在嘴里散开，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儿子，和杨小龙差不多大，每天放学都会扑过来要糖吃。

又过了半个月，还是没有父母的消息。王警官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上海的派出所打来的，说他们查到杨小龙的父母在他走失后，去了缅甸找亲戚，可能暂时回不来。王警官没把这个消息告诉杨小龙，只是跟他说：“你爸妈可能去别的地方办事了，暂时回不来，你先在派出所住下，等他们回来。”

杨小龙点点头，没说话。他知道王警官在安慰他，可他还是抱着希望，每天坐在煤炉旁，手里攥着新的水果糖——王警官每天都会给他买一块，说“等你爸妈来了，让他们看看你攒了这么多糖”。他把糖纸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个旧盒子里，盒子里的糖越来越多，他的希望却越来越小。

有天下午，一个穿碎花衬衫的女人来派出所办事。杨小龙看到她，一下子站起来，以为是母亲，跑过去拉她的衣角：“妈妈！”女人愣了愣，随即笑了：“小朋友，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妈妈。”杨小龙的手僵在半空，眼泪又掉了下来。王警官走过来，把他拉到身边，小声说：“没关系，咱们再找，总会找到的。”

那天晚上，杨小龙把盒子里的糖纸都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糖纸上，泛着细碎的光。他想起母亲的红塑料袋、父亲的蓝衬衫、车站的水泥柱，还有没吃到的米糕和菠萝蜜，眼泪打在糖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不知道，父母是否真的在找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要在派出所住多久，可他手里的糖还在，心里的希望，就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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