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天下不太平（十五）

团练团练，说白了就是允许地主建立自己的武装，而要建立武装，就必须要人要有钱，曾国藩此时是光杆一个，啥也没有，幸好经另一个办团练的生员（类似今天的基层公务员，由公家给生活费，比秀才好一些）罗泽南同意，直接从罗泽南编练的团练中挑选士兵，并最终取得了这只部队的最高指挥权，没办法，谁叫曾国藩是中央的副部长呢。这个罗泽南（1808年生）是个大儒，少年就怀有大志，和曾国藩一样喜欢研读程朱理学，一边专研理学义理之时，又十分讲究经世致用，“究心水利、边防、河患等书”，对“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是湖南理学经世派的主要人物，十九岁那年，由于考试没考上，他就回到家中教授讲学，这一讲就是28年，当然他不仅仅教学生们四书五经应付考试，同时也教他们礼乐射御书数和经世致用之学，弟子云集，先后培养了王鑫、李续宾、刘腾鸿、曾国葆等诸多人物，这些学生成了最早的湘军指挥班底。

回到办团练的事情，读书出身的曾国藩是打心眼里看不上长沙城内的地皮流氓以及游手好闲之辈，反而对在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耕作的农民倍感亲切。在他看来，农民老实巴交，憨厚淳朴，容易控制，花花肠子没有。曾国藩跟罗泽南说过，你教这些农民操练枪炮半年足以，但要改变地皮流氓的习性，即便是孔子降世，三年都难成功。打起仗来，最先溜的，往往就是这些游手好闲、贪生怕死之辈。湘军的军官，大多数都是曾国藩、罗泽南自己的学生以及富有“忠义血性”的湘籍儒生，这些读书人，脑子里奉行的是忠君报国的思想和精神，这些知识分子在打仗中常常暴发出远超常人一般的勇气，常常奋不顾身、舍身忘死，而在战后之余也能探讨钻研学问，教人读书写字，有的甚至还能吟诗作赋，让你不佩服都不行。也因此，在这一选兵的原则下，湘军士兵大部分都是深山寒苦贫苦的农民。其后，本着“兵自己选，将自己挑”的要诀，曾国藩亲自挑选可以担任自己的统兵之将者，比如此时还是绿营都司（相当于营长）的塔齐布以及罗泽南，然后让这些将领自己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营官，然后营官再去挑自己信得过的士兵。总而言之，士兵的标准是这样的。“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录用”。另外，为了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将同县同乡的或者关系是父子兄弟的编在一起，这样大家都互相认识，而且每营官兵只听命于营官，而各营又都只听命于曾国藩，就这样，一环扣一环，曾国藩有了一支以人身依附为纽带的私人军队。

兵是有了，军饷该从哪里来呢？曾国藩效仿明代戚继光在部队里面实行厚饷制度，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湘军士兵拿到的军饷比一个绿营兵的军饷要高出2到3倍。这也有其合理性，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谁愿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干这个刀尖上舔血的营生呢。但你定2倍工资或者3倍工资也好，银子呢。为了解决军饷的问题，我们的曾部长想了四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以保卫家乡的名义向有钱的地主乡绅摊派，要求大家捐钱，不过通过这种方法所得不多，人家愿意给也就给了，人家不愿意给你也不不能打劫是不。第二个办法是向咸丰帝要了几千张清朝的最高学历“监生”和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然后明码标价出售。比如说陕甘替补总督一职五十万两白银。这个不得了，这个诱惑对南方有钱人来说特别大，放在现在，你想想，一个清华北大的博士生真实文凭和一个候补的某省省委书记，只需要花些钱就能搞到手，还是货真价实的，谁不稀罕，有钱人不就想要有权吗。于是靠着这种卖官鬻爵的方法，曾国藩搞到了很多很多钱。利用这些钱从广州买了很多的洋枪洋炮。不过呢，军队嘛，是个烧钱机器，有句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军费上，曾国藩可是没少动脑子，除了前面二个办法，第三个是后来发明的，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在官道上武力设卡，向过往商旅和行人所携物品收过路费——厘金，直接靠着暴力机器抢劫了。第四个办法就不是开源了，而是放在了节流上，即在军饷发放上，曾国藩打起了歪心思。现代社会上的黑心工厂有工资发一半押一半的习惯，曾国藩也搞这一套，他规定，饷银先发一半，如果国家不需要你（被遣散或者请假回家）时再一并补给你，但是如果你中途自己逃跑或者嘎了（嘎了是笔者猜的，毕竟不好放在台面上讲，但实际这么操作也是有可能的），那对不起，押金一半不退。碰到这么个主，除非是真的你赶我走，否则谁都不想留一半工资不要就走人。

1852年，太平军攻长沙不克，转身就北上了，但是太平军却给长沙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各自五花八门的党会都开始起义，曾国藩很是看不起省城内的“无赖之民”，特别担心他们跟外面的会党来个里应外合，所以为了杜绝这种情况，曾国藩开始在长沙城内实行严打政策，凡是碰到寻衅滋事等治安问题就把犯人拉到军中进行审讯，从重从快，1852年底到1853年半年下来砍了二百多人，并且常常是在地方官员还未审讯之前就把人砍了，俨然他才是地方首长，曾国藩这一举动让长沙的地方官员很是生气，因为他们本来可以从原告被告身上捞点油水的，曾国藩这么一搞，无疑是断了人家财路。

不仅地方官员对他有意见，长沙城内的绿营对他们也有意见。因为曾国藩不仅抢了他们的人（塔齐布），还得罪了他们的领导。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时候，他们的领导长沙协副将清德临阵脱逃，被曾国藩参了一本，虽然清德被革职查办，但是奈何人家关系背景硬的不要不要的，不仅跟提督（司令）关系好，还跟巡抚（省长）关系好，这不是打了军政两位领导的脸嘛。量变引起质变，1853年8月，塔齐布手下的士兵跟绿营兵因赌钱发生冲突，自己的兵在没有还手的情况下被绿营兵打成重伤，曾国藩不服气，这帮狗娘养的，内斗起来一个比一个狠，打起太平军来各个就跟怂包一样。他立即给提督鲍起豹发公文要求提督严惩肇事者。鲍老头二话不说叫人把那个打人的绿营兵绑起来送到曾公馆，美其名曰，交由曾国藩处置。同时暗地里怂恿一大帮绿营兵持枪带棍包围了曾公馆，看事不嫌热闹大。曾国藩一看这架势，你杀吧，肯定要引起绿营兵兵变，不杀吧，自己的颜面何存。正当曾国藩思索对策之际，门外的绿营兵不管不顾直接冲进了曾国藩的办公室，吓得他赶紧跑到隔壁巡抚骆秉章那求救，巡抚骆秉章早就了解此事，不无揶揄道，你不是喜欢打小报告嘛，要不曾公您再...再禀告皇上？在命都要没了的情况下，面子值几个钱。曾国藩这个道理懂得，他叹了口气道，时势危急，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内乱，怎么还敢拿这种事去让皇上烦心呢。他终于想明白了，是自己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动了长沙城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这个长沙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了。

1853年8月，曾国藩以剿匪为由率领四千湘军转驻衡阳。没有了长沙官场的掣肘，曾国藩的湘军在衡阳得以迅速发展壮大，部队很快就扩充到了一万余人，适逢太平军西征，由于清军在长江并没有水师，太平军凭借着水运一路势如破竹直接打到了南昌城，曾国藩适时向咸丰皇帝提出要另外再建立一支水师，咸丰帝看了奏折很高兴，立即批准，就这样，曾国藩在衡阳、湘潭两地造船，陆陆续续从广州买枪买炮。截止1854年2月，湘军已经拥有水陆两师共二十个营，一万七千人，战船三百六十一艘,而且都装配了大量的洋炮，火力不容小觑。

在此之前，由于太平军北伐、西征两路开花，绿营八旗不堪重用，咸丰帝急病乱投医，四次要求还在练兵备战的曾国藩尽早出山救火，言辞切切，我们来看看咸丰帝的原话，“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皇帝想表达的意思是，我很生气，你曾国藩平常不是觉得自己很牛逼嘛，朕现在给你机会，让你带兵救火，你倒畏葸不前，你的那股牛逼劲呢？面对咸丰的颇有微词和怒火的批示，曾国藩岿然不动，甚至他的好友江忠源去庐州的时候找他借兵，他也说兵尚未练成，去就是送死，不给！这是曾国藩做人的高明的地方，面对最大boss的训斥和嘲讽，曾国藩丝毫没有动心动气，他答复道：

“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现在匆忙出战，战则必败，为此我宁愿受畏葸不前之罪。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他要么不出战，出战就必须做到最好，否则他将一无是处。

如今（1854年2月）湘军已初具规模，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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