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杀头也要跟着共产党

父亲说，爷爷的父亲是有些土地的富农。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人像是拿了一个大口袋把整个中国给包了起来，然后用力地挤压，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个口袋里嚎叫、挣扎，但是谁也跑不出去，就等着有人从这口袋上划开一个口子，口袋里那些强壮的人先跑出来打跑外面的鬼子，解放那些在口袋里快要被闷死的中国人。1937年这一年，我的爷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跟我说，爷爷告诉他，那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非常厉害，对共产党的反面宣传渗透到了中国的角角落落，共产党三个字像瘟疫一样，没人敢说，更没人敢入。老人们说，那时谁家有共产党，那是全家要一起被拉去杀头的。爷爷其实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用了几年的时间，在与敌人周旋和斗争的过程中，渐渐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缝隙里毅然举起了紧握的拳头，发出了他的铮铮誓言。而这之后的几十年中，他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些誓言。

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那时爷爷因为脑溢血已经反复住院多次了。父亲带着我去医院伺候，我进了病房就像进了城，翻箱倒柜找吃的。我在爷爷病床旁边的柜子里翻出一个墨绿色的铁罐子，巴掌大小的铁罐子上画着几只明艳艳的麻雀，格外的好看。罐子上写着三个大字：山楂丸。当然，那时我还不识字。我打开铁罐子，里面有七八颗用半透明的白纸包着的黑乎乎的圆球儿。虽然长的丑，但是一打开罐子就有一股子清香扑面而来。爷爷跟我说，汝汝，快吃，这是好东西，可好吃了。我看着这乌漆嘛黑的药丸儿，总是没敢下口。爷爷又说，咩榭快吃（“咩榭”吕梁方言里就是“我的孩子”的 意思），哥哥姐姐们来了就没有你吃的了。我吃了一颗之后，发现这真是人间美味，于是一口气儿全吃完了。吃完了怎么办？当然是继续要。但是，爷爷没有了。

我摇着爷爷的胳膊，撒泼耍赖要吃黑药丸儿。爷爷被我摇得脑壳疼，父亲搀着爷爷躺回床上，我自然不能就此善罢甘休。爷爷经不住我的糖衣炮弹攻势，叹了一口气，用他还扎着输液管儿、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右手，颤颤悠悠地够到了床边的摇铃，我知道，他只要摇那铃铛，护士就会第一时间冲过来。这次冲过来的不是护士，而是爷爷的主治医生。这医生姐姐身姿妖娆，肤如凝脂，跟我见过的姐姐阿姨们都不一样。北方的寒风，比起刀子来，也毫不逊色。吕梁山一带，很少能见到这样皮肤细嫩，身姿苗条的姑娘。大多是皮肤有些粗糙，因为以面食为主食，所以身材也大多略宽壮些。

这医生姐姐柔声细气地弯下腰问爷爷：“领导，您找我有事吗？”。爷爷吞吞吐吐地说：“汝子，你…能不能…帮我…开上一盒…山楂丸嘞？”我从这医生姐姐挑起的眉毛看得出，她很是惊讶。她连忙说：“没问题，没问题，您还需要开点啥药么？医院有新到的西洋参，要不要也开点儿？”爷爷的表情立即严肃了起来，我看那眉宇间的怒气和他憋涨着有些发红的脸，就知道大事不妙，爷爷要发火了。这医生姐姐见这场面，也见好就收，连忙说，那我先去帮您拿山楂丸，然后就踉踉跄跄地退了出去。

不一会儿，医生姐姐拿了一张纸让爷爷签字。爷爷签字的时候，犹犹豫豫的，手有些颤抖，犹豫了一下子，最后还是签上了“李池之”三个字。山楂丸很快就被我干掉了，但是那纸上写下的三个大字却成了爷爷一生的“污点”。父亲跟我说，爷爷到去世之前，还念念不忘他违背了共产党的纪律，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他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后来，我才知道，我狼吞虎咽的那一罐子黑药丸儿，就是爷爷一生唯一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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