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青少年：流连于颍水之上

袁世凯是近百年被全盘否定的历史人物。中国的史作者有个特点：要否定某人就从头到脚、从小到死地彻底否定。说袁世凯出生在“恶霸”之家，自幼就是个“胡天胡地的恶少”，结识的也尽是“市井无赖少年”。

青年袁世凯。袁世凯出身名将仕宦之家，他自幼就是有志少年。而历史的真实是，袁世凯出身名将仕宦之家，他自幼便是有志少年。

袁世凯出生于19世纪中期。中国一方面遭受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面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和捻军起义。是清政府内忧外患当头的乱世。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地处豫皖两省之交，是捻军起义的中心地带。

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把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当做“心腹之患”，集中力量剿灭之。由于这次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所以战争的残酷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仅是中国人口的消亡就很可观。

袁氏家族的高官还是产生于镇压近代农民起义的战争中。

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叔祖父袁甲三、袁重三、袁凤三，都是耕读为生。其中甲三成就最大，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军屡败，军饷告罄，清政府只好命地方兴办地主武装，即团练，以抵御太平军和淮河流域崛起的捻军。湘军、淮军都是这时编练成军的团练武装。许多文官和大批知识分子都弃笔从戎，参加镇压起义的地方部队。

袁氏家族的全部成年男子都投入到地方武装之中。袁甲三由兵科给事中回乡办团练，被清廷命为帮办团练大臣，驻军安徽临淮关以攻捻。他的长子袁保恒，进士出身，为翰林院编修，也投入甲三的军营。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同时弃文随父征战。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因是长房长子，未允离家出征，也在家乡以同知（县）衔，举办团练。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也同时随袁甲三剿捻。保中和保庆是袁树三的两个儿子，因保庆无子，把袁世凯过继为嗣子，保庆即为世凯的嗣父。

在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的过程中，袁世凯父子叔侄皆因战功晋升。袁甲三由一个五品京官直升为督办皖、豫、苏三省军务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为地方一品封疆大员（清廷地方一品大员称为八督，共八缺；十二个省级长官为二品称为十二抚，共十二缺，统称为八督十二抚，是地方20个封疆大吏），漕运总督职掌清廷的漕粮征调运输，并统领及制江北的镇道各官，是清政府极为重视的一品大员。

袁甲三于同治二年（1863年）病死，死后被皇帝赐谥“端敏”，即端正聪敏。清政府时“端敏”公的态度，是袁氏家族极大的荣耀，成为袁氏世世代代的楷模。　　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也因军功升迁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为朝中的二品大员，与巡抚（省长）同级。　　 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也因军功升至二品官。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以军功历住济南候补知府、江南盐运道等重要官职。袁氏家族出了这么多高官，是典型的高门显族，即是所谓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在河南那个穷地方，在大众眼里，俨然一个小王朝了。　　 袁世凯生于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其生父袁保中生有五子，袁世凯在世字辈里排行是老四（并非保中的四子）。其叔父袁保庆曾生一子，出生不久夭折。保庆妻牛氏非常喜爱世凯，自幼为之哺乳，视如己出。时任济南候补知府的袁保庆年过四十，以为无望生子，便向哥哥讨来世凯作为过继儿子。

时年七岁的袁世凯遂跟着嗣父至济南、扬州、江南（治所在南京）等任所。自幼受官场陶冶，大城市的繁华，使幼年的袁世凯眼界大开。高门显族，军功世家，尤其祖父袁甲三国战功得高官的荣耀，成为幼年袁世凯的奋斗目标，决心如祖父一样，做八面威风的大将军。

捻军失败后，时局趋近和平，国家进入建设年代。嗣父袁保庆企图让世凯走科举正途，在济南府任所请名师为之启蒙；至南京后更延聘文武兼资的老师对他进行严格教育。

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幼年异常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但却表现出不愿死读经书，对拳脚武功尤为喜好。那个文武兼备的塾师便教他习练武学，自幼随军征战的袁保庆见儿子偏好武功，也把自己多年的领兵战斗心得，编为《自轶琐言》一书，亲自向世凯演讲。

世凯不愿走科场旧途，学汉代班超，立下投笔从戎之志。“柳林春试马，虎帐夜谈兵”，他苦读兵书，学习骑射。他经常去南京郊外习练骑术。一次不慎从马背上摔下，伤了脚踝骨，怕嗣父责怪担心，不让他再练骑术，自己偷着让走方郎中医治，结果伤虽医好，但断骨未接好，使他终生留下残疾，走路有些微瘸。

同治十二年（1873年），嗣父因患霍乱，在南京弃世，十四岁的袁世凯与嗣母牛氏扶柩还乡。次年，在西北左宗棠处帮办军务的堂叔袁保恒又带他去左氏军营历练行伍。后来，保恒调任刑部侍郎，也把他带在身边。

袁保恒出身两代进士，也想好好培养世凯，曾延请进士张星炳等名师为之课读。但是，时任内阁中书的堂叔袁保龄则认为世凯资质虽堪造就，但其好动的性格，不易培养成文才。

光绪三年（1877年），袁保恒奉命去河南开封赈灾，袁世凯随行。此时世凯已十八岁，袁保恒让他“参佐一切”，发现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

光绪四年（1878年），袁保恒染上时疫，不幸病死开封任上。袁世凯从此失去长辈庇护，返回项城老家。此年，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世凯继承了袁保庆分得的一份丰厚家产。十九岁的袁世凯独立门户，成为一家之主。两年前，他曾回河南参加乡试，考举人未第完婚娶妻于氏。

袁世凯自幼受着将门熏陶，冲龄随叔辈去济南、南京、西北、北京，足迹及江南塞北，官场、兵戎历练，已成为胸有壮志，身怀阅历，出类拔萃的干练青年，绝非史书千篇一律记述的“恶少”、“混混”。

袁世凯幼年立定从军的戎志，以祖父辈为榜样，做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因此，对科场时文极无兴致。

然而，这并非说明他的文墨荒凉，一窍不通。他毕竟经过众多良师教育，文史功底也很深厚。改革开放后，由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出版的《袁世凯奏议》（原名《养寿园奏议》，养寿园是袁世凯寓居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别墅名），共四十四卷、三巨册、110多万字，即是袁世凯一生文墨的大部分。

读读袁世凯的原墨，即可知其文字和知识功底。可惜辱骂、否定袁世凯的那些大小作品，怕是都没见过袁世凯的原墨，胡写乱骂而已。

袁世凯娶妻生子，又分得丰厚的财产，生父也早于1875年病死，他独门立户，家居三年。　　袁家是高门显族，他本人是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公子，史科记述他“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该书记述袁世凯前期生平）。　　这自然不是否定他的著作说的“胡天胡地的恶少”，而是“负一郡望”正义之士的主心骨，文人学士的食主。犹如春秋时期的平原、春申、信陵、孟尝四君子，宽厚爱人、尊贤重士，以揽英才。

这几年，他的身边也的确聚集了一大批文武学子。他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他主持其事，出资供给食用一切。

袁世凯主持的文社无大内容，无非对诗饮酒、议论文章；同时也驰骋讲武，习练武技。

光绪五年（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受命办理河南赈捐，委他专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异常出色，“集款独巨”。这一方面说明他办事干练；另一方面说明他在地方影响很大，才能令绅商捐款。从而说明，《容庵弟子记》中“士绅推戴，负一郡望”的记述不虚。

为此，张向宸把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袁世凯捐了一个七品的中书科中书，表示对他奖励。对于此事，否定袁世凯的作品，到袁世凯从军时报了中书七品，以为是袁世凯投机谎报。实际上晚清的捐官，已成制度，并非见不得人的丑事。官吏中出现“科班”与“捐班”两种，从清廷角度是卖官以补财政；而客观上是向商人开放政治，打破了长期轻商抑商的局面，许多民族资本家捐了官衔，其社会地位便发生了改变。

胡雪岩因经商而资助左宗棠西征，为西征军安排饷械，得到了一品官位，被称为“红顶商人”，在前清封闭政治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事。

同年，袁世凯又与他主持的文社多人参加了乡试。榜发、文社有两人中举，他再次榜上无名。尽管他并不热衷科举，但既然参加了考试而未被取中，也是很丢面子的事。这次失败，促成他彻底丢弃科考，投笔从戎的决心。据记载，他“倾箧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明耶！’”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随后，他便收拾行装，北上京都，谋求安身立命的途径。他家居的几年，因慷慨好施，家产大半荡尽。他不惜毁家借贷，筹借了川资，北上京师。

但是，他到了京城后，虽然那里有不少祖辈父辈的门生故旧，因自己的先人多已凋零，故无人问及。不仅没寻到建功立业的机会，连返乡的路费也花得精光。

完全落拓的袁世凯何去何从，史书记载有了多种说法。大致正确的说法是，他先是出京到了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正在天津李鸿章督署做幕宾。由同做李鸿章幕僚的周馥为袁世凯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入李氏的幕府。他认为李鸿章手下有的是人才，自己去了难有出头之日，便放弃投奔李鸿章的机会，继续寻觅机会。

此后，堂叔袁保龄给了他四十两银子，让他返回河南。但他认为开弓没有回头箭，便拿上这四十两银子，乘轮直去上海，到那里去找寻机会。

上海虽然繁华，但同样无机会可寻。袁世凯逆旅寂寞，在烟花场上遇到苏州籍的妓女沈氏。二人情好日密，沈氏愿资助他川资，劝他赶快离开上海，去寻求男子的事业。袁世凯甚为感动，行前立誓，富贵后绝不相负。这个沈氏，便是袁世凯后来的第一位妾，或称如夫人。

此时，袁世凯再度下决心弃文从武，去山东登州投奔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

由上海去登州的途中，又知交了阮忠柩，又由阮氏馈送部分路费，才直奔登州，投奔吴长庆。一些史书记载（如陶菊隐：《袁世凯真相》）袁世凯去登州时率领了一批市井无赖少年；或说带领家乡旧部几十人（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因此吴长庆见了甚为不满。实则袁世凯本人落拓，连往来路费都要由别人馈送，他何来金钱供这么多人食用？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第174辑，第125~126页。

袁世凯在人生道路的抉择方面，选择了他的正确方向，是他成功的先决条件。他在当时的战乱年代，不习章句而从军行伍，是快速成功的最优途境。当时的湘、淮大将，本来是没有官级只有功名的秀才、举人、进士；还有一批连低级的功名也没有。清政府在危难之秋，亟需有人拯救，湘、淮军崛起，几个胜仗打下来，就产生一大批府、县，甚至省级高官衔，即是翰林放官，熬到府、省级，也得几十年，有的一生仍是低级官，承平年代，很难为官员提供升迁的机会。　　例如他的叔祖袁甲三，道光十五年进士，熬到咸丰三年，近20年还是一个七品低级官。此后以帮办团练大臣头衔攻捻，因其不湘不淮，常受到排挤，即使如此，由于他领兵在涡阳、临淮等攻捻大战中取得胜利，一次性就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官至极品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1014~1024页《袁甲三》。

当时，他拿到周馥的推荐信，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资质，认为到李鸿章幕府极难有出头之日。因此，超过一般人的抉择，毅然放弃投奔权势极大的李鸿章，而去投奔吴长庆，这也是他精明之处。袁家和吴长庆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　　 原来，吴长庆是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为当地著名绅士。太平军北上，吴廷香受命办理庐江团练，以对抗太平军，吴长庆亦随父守庐江。咸丰四年，太平军围攻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至宿州向督办团练大臣袁甲三求救兵。当时袁保恒、袁保庆皆随袁甲三作战。时因袁甲三同受太平军攻击，袁甲三对是否分兵救庐江举棋不定。袁保恒坚持不能分兵援庐江，而袁保庆则力主赴援。因争执迁延，庐江城被太平军攻破，吴廷香战死见《袁甲三传》、《淮军志》、《太平天国》等。。此后，吴长庆深恨袁保恒，与之断交。与袁保庆则视为亲兄弟，后来袁保庆供职江南盐运道，吴长庆以淮军“庆”字营驻守长江防线，经常与为官南京的袁保庆往还，过从甚密。袁保庆病故，吴长庆亲为料理丧事，抚柩痛哭不已。袁世凯当时随嗣父在南京，其情其景历历在目，他是袁保庆的唯一嗣子，吴长庆对他的态度不问可知。

当袁世凯落魄至京沪等处求职时，吴长庆已官居一品，是李鸿章淮军著名大将（时称淮军四名将：刘铭传“铭”军、张树声“树”军、潘鼎新“鼎”军、吴长庆“庆”军）。

袁世凯当时不选势大声隆的李鸿章，而选择与自己的家庭有特殊关系的吴长庆。这位父执对他有特殊情感，处处关心、照护、培养，是他顺利发展、发达的极为关键的一步。许多史作者用极不准确的史料全盘否定袁世凯，流传下来的无稽传说，写出吴长庆如何不欢迎袁世凯，写那些袁世凯在吴长庆军营如何胡作非为，甚至编造故事讽刺挖苦。说他跟张謇读书，正确的中国字写不出几个来，甚至在课堂捣乱，向老师的砚台墨盒撒屎等等，简直无聊透顶。

袁世凯曾有一个老师名叫曲沼，此人颇擅武艺，曾教袁世凯练过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试剑，估计与此有关。年轻时的袁世凯喜欢骑马，而且善骑悍马，他在归里守制时最爱读兵书，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大加卖弄。当时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当时人送绰号“袁书呆”。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传，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瞿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瞿然先生在对袁端详很久之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

袁世凯走后，瞿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也认为袁世凯将来的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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