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的袁氏家族

河南省东部的项城，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淮河的支流——颍水，从县境蜿蜒流过，雨季常常泛滥成灾。项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直到19世纪中叶，城里仅有二三十家店铺，没落的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全县九千多顷土地，绝大部分为少数“豪富之家”所霸占。广大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一般为收成的一半，有的甚至高达八成。在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重重盘剥下，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终岁勤劳，节食俭用，而常苦不足”。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迫使农民不断奋起反抗。每当夏秋收获时节，农民常常联合起来，抢收地主的庄稼。豪绅地主为了“护青苗”，也组织起“保田会”。因此，境内往往引起械斗，酿成血战，形成了所谓“犷悍之习”，“斗狠之风”。

袁世凯家住在项城东北十余里的张营，占有土地四五十顷；此外，在北京天成亨钱庄和陈州于家典当铺等处，还大量放高利贷。一家三十多口人，四世同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大家庭。

袁世凯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科举，任过官职。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年纪还不满四十便“勤学赍志以殁”。曾祖母郭氏出身于同郡一个“望族”，活到九十多岁。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她的四个儿子：树三、甲三、凤三、重三，都取得功名。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其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袁甲三（1806—1863）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道光末年，他和已官至侍郎的曾国藩（1811—1872）一道从“理学大师”倭仁讲习程朱理学，故两人过从甚密。他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也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次子袁保龄是举人。袁凤三是庠生，曾在禹城任教谕二十多年。最年轻的袁重三也是生员。

当时，在东南沿海各省，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官僚地主中已经出现了少数比较通达中外形势的开明分子，如魏源（1794—1857）、冯桂芬（1809—1874）、王韬（1828—1897）等；他们热烈谋求改革封建弊政，反对因循保守、故步自封。而袁氏一家却不乏“志在求官”的守旧分子，他们世代潜心八股文，囿于章句之学，思想保守，作官以后大都以“纯儒”、“卫道者”自命。

袁保中（1823—1874），字受臣，在诸兄弟中行次最长。他虽捐过一个同知，但一直在家乡经营田产，是袁家的“管家人”。他热衷于程朱理学，为人十足虚伪，满口“睦族里”、“笃忠义”，实则鱼肉乡里，横霸一方。他依恃袁家官势，经常“派人持名片拜帖到衙门说事”。当时河南官场上流传着一句俗谚：“项城官难做”，“宜吊不宜贺”。恰恰反映出这个上了“护官符”的大豪绅在地方上的势力。袁保中有两个女儿，六个儿子；第四个儿子生于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庵。他出生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袁氏一家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以鸦片战争（1840—1842）中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权益为满足，英、法两国为了迫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制造荒谬借口，联合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城市骚扰之后，攻陷北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使得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首先，列强公使驻京，得以直接影响和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其次，继1842年开放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五口通商后，又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十一处为通商口岸；外人得住内地自由传教、游历和经商，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第三，海关雇用洋人，建立协定关税制度，自此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落入侵略者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完全破产。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共同立场使它们开始走上彼此勾结的道路。老大的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原来，早在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之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已形成高潮。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1—1864），从广西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于1853年定都南京。同年，太平天国又派北伐军攻入安徽北部，占领凤阳、怀远等城。在皖北、豫东活动的另一支农民武装——捻军（1852—1868），纷纷起义响应，攻占了临淮关、雉河集（今涡阳县）。寿州、阜阳、太和、颍上、亳州等地也遍燃了农民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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