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枪声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中国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20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地方科举考试停止以后，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亦正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造就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

　　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秘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

　　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同日，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近代报纸《申报》详细记载了武昌起义的过程和事件，共有报道涉及百余篇，部分报道内容如下：

　　1911年10月13日《申报》在2、3、4、5版登了《武昌革命》、《专电》、《译电》、《留学生皆革命党耶》四篇文章报导辛亥革命的消息，第一篇《武昌革命》就说“余昨日方评武昌革命党之泄事失机，而昨晚得武昌新军之变，省城陷，总督走，督署毁，张彪伤”；第二篇《专电》说“汉阳又失守，汉阳府逃失无踪”；第二天《申报》3版发表《译电》，说“武昌、汉阳、汉口均为革党占据……汉阳兵工厂及火药厂亦入革党之手”。

纪武昌城内所见1911.10.19申报11版 [2]

纪武昌城内所见1911.10.19申报10版引

专电1911.10.20申报3版引

杭垣拘获形迹可疑之旅客1912.04.30申报6版引

淸淮归命纪1911.11.11申报10版引

呜呼可怜之京师1911.11.30申报6版引

两军胜败大势1911.10.27申报2版引

瞎子改良新道情1912.01.31申报8版引

鄂省革命军起事前破获详情1911.10.15申报10版引

东邦对待鄂乱新风云1911.10.26申报12版引

东邦对待鄂乱新风云1911.10.26申报11版引

新军歌1912.04.01申报9版引

北通州民党被害1912.01.26申报6版引

革命五更1911.11.05申报26版引

革命之大战争1911.10.18申报2版引

浦江潮1911.11.05申报27版引.........

　　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

　　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

　　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

　　《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

　　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同时又是广义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惊了清政府，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撤销瑞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

　　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

　　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于10月15日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以阻止清军南下。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前后战斗41天，史称“阳夏战争”、“阳夏保卫战”、或汉口、汉阳保卫战。

结局影响

　　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先后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故阳夏保卫战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自海外返回，临时政府财政紧张，向日本借款，日本合办汉冶萍煤矿为条件。

　　1911年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的丹佛获武昌起义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及革命所需要的经费问题，因此没有立即返国。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讲，寻求美朝野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以及美政府在革命党人和清政府间的中立。之后，他先后赴英国和法国，一方面寻求两国政府对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外交支持，一方面谋求两国银行家向革命党人提供贷款。

　　11月24日，孙中山在无所收获的情况下由法国马赛动身返国；12月16日，在星加坡孙中山对来访的支持者华侨邓泽如等人谈到:“因迟迟而归国者，要在欧洲破坏满清之借外债，又谋新政府之借入。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借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可见孙中山仍以筹款为其最重大的使命。在向西方诸国借款失败之后，孙中山自然将希望转向日本。早在11月28日，孙中山就给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去电，请他与池亨吉抵香港相迎。12月21日孙中山由香港动身赴沪，同行者除如约来接的宫崎、池亨吉二氏外，另有山田纯三郎。山田乃在惠州起义中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山田良政之弟，时为“满铁嘱托职员”，住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中。途中孙中山向山田表示，希望他帮助从三井物产借款一、二千万日元。。

　　12月25日，孙中山一行抵上海。南方支持革命的政治力量都对孙中山的归国抱有资金上的期待。英文《大陆报》记者25日采访孙中山的新闻稿中有下述对话:

　　“主笔: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

　　孙（大笑）:何故问此？

　　主笔: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孙: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报告，孙中山抵沪后，“朝夕接待大量内外客人来访，门庭若市。------据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太大，（一说五千万元）”。

　　南方革命党人在资金问题上的困境给归国后的孙中山以更大的压力。29日，宣布独立的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当日，在山田纯三郎等人的安排下，孙中山赴三井物产上海支店，与该店店长藤濑政次郎会面，正式提出向三井物产借款请求。据山田氏的记载:“藤濑氏讲，如果汉冶萍能够华日合办，三井方面可以拿出五百万来，-------孙中山亦表示同意；藤濑氏又说明确答复需要一星期时间。”孙中山当即作出肯定的答复是有其理由的，因此亦是可信的。当时孙中山正面对筹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棘手的财政问题，资金需求之紧迫恰如张謇此间发表的《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所谓:

　　“------今欲设临时政府之目的，在能使各国承认共和，各国之能否承认，先视吾政府权力之巩固与否。政府权力，首在统一军队，次在支配财政；而军队之能否统一，尤视财力之强弱为断。------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一万二千万两，------然则此每年所短八千万两之款，于何所求，将责之财政部长一人，------操何术以应付，将欲息借外债，则政府初成立之时，无巩固之权力，各国安肯承借。”

　　张謇将解脱新政府财政困境的希望唯一地寄托于孙中山，谓:“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可见举借外债是孙中山筹建新政府的当务之急，亦是得到南方政治力量认可的。正是由于对举借外债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张謇婉辞了在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中出任财政总长一职。英《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1月5日评论孙中山与他的临时政府:

　　“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

当时的财政压力不但令孙中山有向日本举债的冲动，临时政府的其他与日本有关系的要员同样如此。早在孙中山归国前，黄兴等人为筹措武器、弹药、经费，已经在与三井物产交涉借款，并与大仓洋行等交涉以招商局和江苏铁路公司财产为抵押的巨额借款。作为南方革命军黄兴的代表何天迥早在1911年12月5日就已经赴日在日本财界、政界高层进行广泛接触了。因此，孙中山1月29日接受三井方面提出中日合办汉冶萍为借款条件有得到南方革命党高层，如黄兴诸人支持的背景。

日本方面对南京临时政府借款案的反应极其敏捷，12月31日夜日本制铁所所长中村雄次郎在东京拜访三井物产常务理事山本条太郎，谈“南方支那政府向日本的各方提出了借款”。中村希望山本从有利于将来日本在中国获取有希望的矿山的国家利益出发，对借款案作出积极回应。因为从上海的藤濑那里也“传来了如果日本不在财政上援助南方政府，南方政府就会垮台的情报”。山本、中村随即拜访外务大臣内田和首相西园寺，征求其对向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提供借款之意见。

参与年前12月29日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的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职员森恪于“1月5日赶回东京，向总社和益田孝等汇报”。1月11日，作为日本政府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向三井物产的借款案的表态，由外务省政务局长仓知铁吉起草的日中合办汉冶萍大纲六条出台。各条内容如下:

“一、改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之组织为华日合办之有限公司。

二、华日合办之新公司股本，定为二千六百万元。华股一千三百万元，日股一千三百万元（此款仍须从缓商定）。

三、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之所有一切缺款，备有确据者，由新公司接认。

四、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之所有一切产业物料暨权利，由新公司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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