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罢免袁世凯

　　决定罢免袁世凯时，初拟谕旨中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以革职编管处理。军机大臣世续入见，力为袁世凯解脱，遂改为后来公开的免职谕旨。军机大臣张之洞入见，也为袁世凯说情，并力陈袁世凯之才可用，弃之可惜。摄政王载沣称：“我亦知其有才，但不忍用之，如用之，我无颜以见皇太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清廷罢免袁世凯。

光绪病危之时，慈禧曾密召世续及张之洞入内，谕立溥仪为嗣。袁世凯未能参预定策，自知失势，伪称足疾，由两人扶掖入朝。此时，监国摄政王载沣在皇族亲贵的支持下，顺水推舟，以足疾为辞，罢免袁世凯。并以宣统名义颁布上谕，称：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清末，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1901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1902年初，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袁世凯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急剧扩张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的局面。权倾朝野的袁世凯为何会遭遇被逐的厄运，事情还得从清末新政说起。

清末改革维新的极致，是倡导立宪。袁世凯起初是支持立宪的，还奏请朝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不久，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袁世凯带头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充为出洋考察经费，并允诺以后为之每年筹款十万两。

五大臣启程时，发生了革命党人制造的爆炸事件，出洋考察被迫改期，这时，袁世凯的态度变得有些暧昧。载泽即说：立宪“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世凯实际上是在紧张掂量立宪派、革命党等各方面的力量，奏对曾说：“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

后五大臣考察归来，一致奏请实行立宪。袁世凯见实行立宪已成铁定之局，又改消极为积极，向政务处建议：中央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预立上议院基础；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俱应参议地方政务，预立地方自治基础；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逐渐推广，并自报奋勇，提出将直隶作为试点之省。他面奏慈禧太后，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他逢人即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制造爆炸事件的革命党人）”，“即是革命党”！清廷宣布“仿行宪政”、设立载泽主持的编制馆后，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孙宝琦、杨士琦、张一膳、金邦平等安插进去分别任编制馆提调、起草员，控制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不久，袁提出设立责任内阁的方案。按此方案，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否则无效。具体而言，则是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行皇帝大权。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是继控制京津军警力量后，进京与庆王奕劻共同组阁，拥奕劻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夺取皇权，控制朝政，防止光绪帝在年迈的慈禧一旦故去之后，对其出卖戊戌维新之举进行报复。

清末新政，实质是政治权益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政治集团和官员的切身利益。袁世凯的做法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

守旧派以军机大臣铁良为代表，纷言立宪之非，猛烈攻击袁世凯等人，并要求撤销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立宪派以御史赵炳麟为代表，揭露了袁世凯假立宪、真专权的野心，尖锐地指出“中国现在一时难以成立下议院”，责任内阁没有下议院监督，便成了“二三大臣专权”，“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这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也”。“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宗室贵族得知袁世凯提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气愤填膺。据传，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致从腰中拔出手枪，抵住袁世凯胸膛，厉声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太监听说袁世凯提出要裁去太监，也恨之入骨。据传，一天刚下朝，百余名太监便截住了袁世凯，越聚越多，围攻不放，有的出言谩骂，有的愤怒欲饱以老拳。袁世凯急得团团转，经奕劻百端劝解，并担保绝对不裁太监后，众太监方撤围而去。排袁之声一浪高于一浪，纷传袁世凯权高势重、居心叵测，将步曹操、刘裕后尘，不利于皇室。

袁世凯觉察气氛不对，接连上疏，朝廷均未理睬；又奏请守旧大臣退休，遭慈禧太后严厉斥责，并示以参劾他和奕劻的奏章。此时，袁世凯方感处境危殆，恐惧万分，借阅新军秋操为名，急急请训出京。物议大哗，一片“袁世凯宵遁”之声。

慈禧太后怕君权旁落，加之对袁世凯已生疑忌，不同意设立责任内阁，仍旧保留了军机处。袁世凯没有捞到副总理大臣，反于1906年因中央官制改革被迫辞去兼职，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1907年，又被清廷以明升暗降之法调离北洋军，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故去，宣统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载沣当政以后，对袁世凯势力的过分膨胀心有余悸、深感不安。1909年1月以袁世凯“患足疾”，将其开缺回籍养病，剥夺了他的一切军政大权。

但是，袁世凯已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将其“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了。

关于袁世凯被罢免的细节，说法不一。多说皇族亲贵中的少壮派本想置袁世凯于死地，或至少予以重惩，但军机处元老均反对，故借“足疾”之名将其开缺。

据当时在清廷任职的恽毓鼎密函称：

决定罢免袁世凯时，初拟谕旨中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以革职编管处理。军机大臣世续入见，力为袁世凯解脱，遂改为后来公开的免职谕旨。军机大臣张之洞入见，也为袁世凯说情，并力陈袁世凯之才可用，弃之可惜。摄政王载沣称：“我亦知其有才，但不忍用之，如用之，我无颜以见皇太后。”张之洞乃不敢置词，惟云：“袁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载沣不悦道：“公不要再哓哓不休，奉行制书就是了。”

袁世凯既闻罢职之命，长子袁克定又忽对其说，听说是要诛杀父亲。袁世凯大惧，立即微服往天津投奔亲家杨士骧，并准备乘轮船赴日本避祸。世续恰往袁宅慰问，仆人称袁生病不见客。世续推门而入，仆人没办法，方吐实情。世续大惊，道：“若如此，大祸真要临头了！”急打电话催袁世凯还朝，称：“决无后命。”奕劻保其无事，杨士骧亦劝回京，袁世凯才于次晨返京。四天后，挈家离京。

载沣之弟载涛回忆道：载沣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有虚名。至于传闻之说，如光绪临危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又如隆裕面谕载沣，杀袁给先帝报仇等等，载沣生前并没有向我说过，或许是他保密的缘故。因此，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从判断了。

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两人向载沣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奕劻尚模棱其词，不过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张之洞则明白地说出什么“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奈何。

1908年6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刊载了特约撰稿人托马斯•密勒之文《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如下：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双胶鞋。与此同时，他的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世凯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置。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他逃脱了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时值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清国对外关系的：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也寄希望于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清国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袁世凯能掌握清廷大权，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掌握了军权。

1895年末，袁世凯奉命赴天津小站接任训练新军。他以胡燏棻定武军十营为基础，派人到河南、山东、皖北、苏北招募步兵两千人；到奉天招募骑兵二百五十人并购置大批马匹，加上“定武军”原有的四千七百五十人，全军共计七千人，改名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建制，分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以步队为主，炮队为辅，马队巡护，工程队供临时调遣。新建陆军的武器装备全部使用从德国购置新式划一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并配备外国帆布制造的帐篷、行军电台、洋表、双筒望远镜和指南针。官长配备督队腰刀、手枪；兵士配备洋制雨衣、雨帽和洋毯。

新建陆军在军事组织机构方面，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袁世凯自任督练官。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后改为洋务局）等，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和研究西方军事等。制定了各种章程，使军队的组织、制度和规模逐渐完备。新建陆军聘请了十多名德国军事教官，另有日本、美国军事教官。全军一律习洋操，按照德国陆军教条进行训练。并在军营中设立德语学堂教授德语。除此之外，又在小站营盘设立速成武备军官学校，后改为讲武堂，聘请前述德国人汉纳根为教官，另设步兵、炮兵、工程兵等随营军事学堂及学兵营，教授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战阵攻守等，培养造就新的军事人才。

新建陆军每年开支军费白银几十万两，另有杂支费二百万两。所谓杂支费专为袁世凯个人向当朝权贵行贿、送礼、应酬以及犒赏部下所用，由袁世凯亲自掌握。

新建陆军的军官骨干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袁世凯的个人亲信，如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是袁世凯年轻时在老家河南的故交，得袁世凯资助进京应试，连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人称“水晶狐狸”。另有不少袁世凯在“庆军”驻朝鲜时的老部下。最后是袁世凯为消除清廷满族权贵疑心，特请陆军大臣荫昌推荐的军事骨干。如武备学堂毕业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王、段、冯三人后来成为袁的得力干将，称“北洋三杰”，有“龙”、“虎”、“狗”之称。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军事人才，袁世凯均以拜把兄弟、收义子门生、搞政治联姻、进行金钱收买等手段，建立类似湘、淮军的宗法式关系。袁世凯与徐世昌结为盟兄弟，段祺瑞成了袁的干女婿，段芝贵是袁的干儿子，袁还说合家庭教师周某当了冯国璋的继配夫人。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一同隶属于直隶总督荣禄之下，并称北洋三军。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建武卫军。武卫军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荣禄任武卫军统帅兼统武卫中军，聂士成统武卫前军，马玉昆统武卫左军，袁世凯统武卫右军，董福祥统武卫后军。武卫右军即由新建陆军改编而成，兵员一万七千人，是武卫军中最精锐的部队。1900年初，袁世凯补授山东巡抚，带武卫右军随赴山东。袁世凯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改编成步、马、炮二十营，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人数一万余人。经八国联军之役，武卫军的前、后、左、中四军除左军马玉昆部外，几乎全都崩溃。武卫右军不但没遭损失，反而得到扩充，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病故。1901年，清廷授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赏戴双眼花翎加太子少保，并将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军”交由袁世凯酌量分布训练，袁世凯的军事实力进一步扩充。

1904年，清廷设立练兵处，由袁世凯任练兵大臣，以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为总提督；王士珍为军政司正使；冯国璋为军学司正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练兵处既是新军编练的最高领导机关，又是新军编练的督察机关，职权非常广泛，凡新军章制操法、将领奖惩升迁、军官培养、派员留学、枪炮弹药、后勤马匹等无所不包。1904年，袁世凯改“武卫右军”为“北洋新军”，成立三个镇，计六十三营，扩兵到两万五千人。1905年改为“北洋常备军”，又新建三个镇，军队扩充到八万人。除第一镇由满人铁良统率外，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的嫡系，主要将领均为小站练兵出身，著名的北洋六镇就此形成，这是清末新式陆军的基础力量，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渊源。

袁世凯在淮军多年，懂得“兵为将有”的重要性，一心把军队变成私人武装，除他之外，任何人不能驾驭。新建陆军各营均供袁世凯长生禄位牌，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将领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清廷封袁世凯为太子少保，称‘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应该为谁出力？”士兵又齐声口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而将领进退荣辱完全操在袁世凯手中，唯袁世凯之命是从，后大都成为袁世凯的亲信、死党和北洋军阀集团的要员，即所谓小站系北洋军阀。

新建陆军是创练新军的模范，将来再度添练新军，必定由这支军队抽调骨干担任教练，这样袁世凯便成了全国新军的总首领，而新军官兵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清帝，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国家民族。

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军阀后来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世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三十四个督军。此是后话。

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李鸿章是中国的改革之父。而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最佳继承人，他“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政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

如上文《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托马斯•密勒所言，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他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保守的渐进改革。

1901年初，清廷成立推行“新政”的主持机关督办政务处，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法令。因有戊戌变法的前车之鉴，不少官员对此次新政持消极观望态度。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则以“急进改革者”的面目出现，立即于当月向朝廷条陈筹办新政办法十条，涉及政治、教育、经济等多个方面，并首先在山东身体力行，积极推进新政。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等八大臣后，对各项新政，更是事事率先倡办。论者以为，“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

此间，袁世凯通过实际把持“练兵处”控制全国练兵的用人、经费、军械制造、考察等权，“借清政府雷霆万钧之力”，迅速完成编练北洋六镇。以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又训练三千警察，取代军队进驻天津，管理社会治安。同时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均有革创。比如在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大力开办新式学堂的重大变革，便是在袁世凯领衔上折之后得以实施。

1908年6 月，袁世凯首次正式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对新政改革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问：“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启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您对此怎么看？”

袁：“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在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问：“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

袁：“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真正理清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问：“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是否有益？”

袁：“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日本人仅仅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有外部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他们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袁世凯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是维新理论的奠基者，变法运动的领袖、旗手。袁世凯则积极致力于改革军制，赞同或偏向维新变法。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即与康有为结交。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时，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主持督练新军。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他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称今日时局危险至极，必须变法。变法之政一时难于毕举，应择最重要的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力变革。1898年，变法维新的声浪日益高涨，袁世凯又进京面谒翁同龢，“深谈时局，慷慨自誓”，且拿出“瓜分中国画报”给翁同龢看，“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袁世凯与康有为的思想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如法之当变、发展经济、改革教育、编练新军等。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创立强学会，袁世凯积极参加并捐款五百金。康有为对袁世凯有极好印象，视为知音，曾说：袁倾向于吾。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论者以为，袁世凯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其思想渐渐滑向维新派，处于二者之间。袁世凯所提建议与康有为相比，似更切实可行。

袁世凯官位较高，不便和维新派公开来往，而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密切联系。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维新派活动、维新派荐举的结果。康有为等见到光绪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商议救光绪之法，其中竟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如果袁世凯未曾对维新派做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维新派无论如何不会让徐世昌参与这一机密大事。据康有为说：“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徐世昌字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但如若实行兵变，关键是在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如此大事，遂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

谭嗣同豪侠仗义，却足智多谋，不是莽撞之人。如袁世凯属于圈外之人，谭嗣同绝不会冒失从事。谭嗣同本不赞成围园劫后，曾说：“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为挽救维新，执行康有为与光绪的命令，谭嗣同答应夜访袁世凯，一走龙潭虎穴。袁世凯日记《戊戌纪略》中把谭嗣同描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不过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密切关系的编造。梁启超《谭嗣同传》对谭、袁会见后的对话有如下记载：

谭问袁：“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曰：“旷代治圣主也。”

谭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答：“然。固有所闻。”

谭即直出密诏，谓袁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二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抵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问：“荣禄待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答。

谭曰：“荣禄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然而，一向与维新派联系紧密、承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袁世凯，手握新建陆军兵权的袁世凯，没有执行康有为的“杀禄围园”计划，反而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一变而为维新的反动者。应该说，这一过程和结局，反映了袁世凯政治上的“成熟”和与维新派本质上的差距。

袁世凯已不是原来那个一腔热血、理想主义的毛头小子，他学会了审时度势、留有余地，学会了“实际”。当初受光绪帝召见、破格超擢候补侍郎，袁世凯“自知非分”，深恐遭忌，引起对方怀疑，当日下午，急忙去各处拜访，一面解释，一面打探风声。拜访的人员有：礼亲王世铎（未遇）；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裕禄等，“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表示要上疏辞去侍郎之职。王文韶说，此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袁世凯方才作罢。翌日，袁世凯入园谢恩，得光绪帝勉励后，一出来便去会见了庆亲王奕劻。谭嗣同夜访法华寺那日白天，袁世凯又拜见了奕劻和李鸿章。经过反复摸底，袁世凯已经感觉到光绪帝软弱无力，维新派难以取胜。当天夜里，谭嗣同代表维新派提出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袁世凯虽然早已参与了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以武力支持，但他犹豫了。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冒险计划。袁世凯的军队固然精锐，但只有七千人马，荣禄则掌握着聂士成、董福祥各军数万人和淮军练军几十营，京内尚有旗兵，力量极其悬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把握实在太小。

按梁启超《谭嗣同传》记载，谭、袁会面，袁提出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的设想，可能与维新派早已商议过。这一计划，应该有较大的胜算——袁世凯手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但当时形势迫在眉睫，维新派深知等不到天津阅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因对袁世凯表示失望。

翌日，康有为离京避祸。谭嗣同、梁启超等留在北京，他们没有想到袁世凯会告密。事实上，袁世凯也没有立即主动告密。直到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在天津听到杨崇伊带来北京已发生政变的消息，以为事机泄露，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之事，为保全自己，方将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

袁世凯的告密反馈到北京，慈禧太后才得知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于是事态扩大，大肆搜捕维新派，遂有戊戌流血政变。

当时有一首歌谣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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