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那个人

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

“九月十七日，二十一时四十分，签收。”

字写得很工整，横平竖直，像公文。

苏晚把照片翻来覆去看，手指在“签收”两个字上停住。

“签收。”她说，“他把我爸当成一件货。”

“在他眼里，就是一件货。”我说。

“何永在照片里。”她说，“他穿着反光背心，拿着本子。那身衣服是路政的。”

“不是路政的。”我说，“是收当人的衣服。穿上那身衣服，交警来了也不会问他。”

苏晚把照片装回信封。

“沈砚，我要这个人。”

“哪个？”

“陆敬堂。”她说，“我要他的资料，全部。”

第二天下午，她带来了。

一沓纸，从工商信息到法院公告，从新闻稿到一张模糊的会议合影。

“陆敬堂，四十六岁。”她念，“长明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分管康养事业部和品牌部。二十年前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什么岗位？”

“器官捐献协调员。”

我抬起头。

“就是劝人捐器官的？”

“是。”苏晚说，“他的工作是在ICU门口等，等一个脑死亡的病人，然后进去跟家属谈。谈成了，一台手术；谈不成，等下一个。”

“他干了几年？”

“十年。”她说，“从二十六岁干到三十六岁。零五年到一五年。”

“为什么走？”

“医院说他‘工作方式不当’。”苏晚翻了一页，“有一份内部处理决定，写的是‘未经批准，擅自向家属承诺补偿’。”

“他拿钱买器官？”

“不。”她说，“他拿钱买签字。有一回，一个病人家属不肯签，他在走廊里跟人家谈了七个钟头。谈完家属签了，第二天反悔，闹到医务科。医院查下来，说他私下答应给家属五万块‘困难补助’。”

“钱谁出的？”

“不知道。”苏晚说，“处理决定上没写。但那年之后，他就辞职了，直接进了长明号。”

我把那沓纸翻到最后。

一张合影，会议室，长桌，坐了十几个人。陆敬堂坐在最边上，穿浅灰西装，笑得很淡。

“他进长明号十年，从业务员做到副总裁。”苏晚说，“管的两块，一块是康养，一块是品牌。康养是收人的地方，品牌是卖人的地方。”

“卖人？”

“卖故事。”她说，“你见过小海那块广告牌。一个人当了东西，命变好了，这个故事值多少钱？”

“值一场两万的分享会。”

“值更多。”苏晚说，“一条广告，四十万次播放。四十万人里，只要有一千人动心，一千人里有一百个人上门，一个人当五年，就是五百年。”

我没说话。

“沈砚。”她把纸收起来，“我爸那笔当，是他收的。”

“我知道。”

“我要见他。”

“腊月初一，我去见柳长明。”我说，“你可以跟着。”

“我要单独见他。”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是那种人。”我说，“他在ICU门口能坐七个钟头。你跟他坐一屋，你撑不住。”

苏晚看着我。

“你撑得住？”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那天晚上，吴敏来了。

她没穿西装，穿一件灰色的羽绒服，头发随便扎着，脸上没化妆。

进门以后，她先看了一圈，然后在柜台前站住。

“沈掌柜。”

“吴主管。”

“我辞职了。”她说。

“什么时候？”

“昨天。”

“为什么？”

她把左手伸出来，手背朝上。

手背上什么都没有。

“昨天早上，我洗手的时候，发现手心里那道印子没了。”她说，“就是你说的那个，被人攥过的印子。”

“没了是好事。”

“不是。”她说，“印子没了，那个小孩也不在了。”

我没说话。

“我儿子昨天晚上跟我说，妈妈，你背上没人了。”她说，“他说完就哭了。”

“他哭什么？”

“他说他有点想。”吴敏说，“他说那个小孩在他小时候陪过他。”

她把手收回去。

“沈掌柜，我来告诉你一件事。”

“你说。”

“陆敬堂下周要到你们这条街来。”

“来干什么？”

“看地。”她说，“后院那块地，规划上要建一栋楼。他要把这一片整个拿下，包括你这一间。”

“他一个人来？”

“带四个人。”她说，“不进门，就在巷子里走一圈。他要看看这条巷子有多少户还在住。”

“他想干什么？”

“他想知道，拆的时候会有多少人闹。”吴敏说，“人少，他就快；人多，他就慢。他做事从来不硬来，他等。”

我想起何永那句话。

他会从镜子里看你。

“吴敏。”我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她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口袋里。

“因为我儿子昨天问我一句话。”她说，“他问，妈妈，你以前是不是做过坏事。”

“你怎么答的？”

“我说是。”她说，“我说妈妈做过。妈妈为了把你生下来，跟一些人做过交易。”

她抬起头。

“他今年十三。他听完，没说话，回屋把门关上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

“沈掌柜，”她说，“我能帮你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知道陆敬堂的一个习惯。”她说，“他办公室里没有镜子。所有的玻璃都是磨砂的。他照镜子的时候，只在自己家里，用一面很小的镜子。”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吴敏说，“他说，镜子里的东西，比外面的真。他不喜欢真的东西。”

我想起铜镜。

“还有一件事。”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在柜台上。

是一份内部通报。A4，打印的，左上角有一个编号。

标题是：关于槐树巷十七号的风险评估与处置建议。

正文分四段。第一段是资产情况，第二段是债务情况，第三段是“风险点”。

第三段写着：该铺现任掌柜沈某，具“直视”能力，属不可控因素。已发生三次干预行为，影响两笔在办业务。

第四段是建议。

“处置建议：一，收购。二，清零。”

下面有一个手写的批注，字很潦草：

“建议由陆总亲办。三个月为期。”

落款是业务十二部，日期是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我说，“那时候我还没接手。”

“对。”吴敏说，“他们盯这间铺子，盯了不止三个月。”

我把那张纸翻过来。

背面还有一行字，用铅笔写的，很轻。

“如收购不成，可考虑启动‘清铺’程序。程序依据：一九九三年补充协议第七条。”

我抬起头。

“第七条是什么？”

“我不知道。”吴敏说，“补充协议的原件在档案室，我没有权限。”

“谁能调？”

“柳承宇。”她说，“少东家。他手上有一把档案室的钥匙。”

她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脖子。

“沈掌柜，我能做的不多。”

“你做的够多了。”

“还有一件。”她走到门口，回过头，“陆敬堂来那天，你别在巷子里跟他说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请你抽烟。”她说，“他给烟的时候，你要是不接，他会记住你。你要是接了，他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接了会怎么样？”

“接了，你手上就多一样东西。”她说，“他不会告诉你是什么。”

门关上了。

我把那张通报摊在柜台上，看了很久。

苏晚从里屋出来。

“她走了？”

“走了。”

“她说的这些，能信吗？”

“能信一半。”我说，“她儿子那句话是真的。”

苏晚走到柜台边，看着那张通报。

“一九九三年补充协议。”她说，“你爷爷签的那份？”

“是。”

“第七条会是什么？”

“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那份协议，我手上也有一份。”

我从柜台底下抽出那个牛皮纸袋，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出来。

五张当票，一张铺契，还有一份对折的纸。

纸很脆，展开的时候掉了一点纸屑。

标题是：永昌当与长明号合作补充协议。

日期是一九九三年三月。

我一页一页翻。翻到第七页，停住了。

第七条只有一句话。

“第七条：铺主不得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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