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原附何册

雨下了一夜。

第二日清晨，沈砚到目录房时，廊下的青砖还湿着，檐角不断滴水。修补房送来的移置簿暂时不能再翻，他便没有急着去催梁守成，只将昨日抄下的“原附”二字单独夹在一张纸中，先去查旧案核验架移置簿的修补案。

他要弄清楚的，不只是这两个字后面原本写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移置簿为何会在这一处出现“原附”。

若它只是某项物件的说明，那么这三个字后面可能接着册名；若它是对清理案附页的补充，那么后面可能接着数量或归属；若它属于另一条记录，便不能与前面的“清理案附页”相连。

字只剩两个，不能替它们决定上下文。

沈砚先去了修补案存档处。

管事的书吏正在核对一摞旧工单，听见沈砚要查旧案核验架移置簿的修补经过，便从柜中抽出一本修补案目录。

“这册簿子是昨日送来的，修补还没开始。”

“此前是否修过？”

“目录里没有记。”

“有无旧修补案旁存纸件？”

书吏翻了几页。

“旧案核验架移置簿，暂时只见这一条。你说的旧修补案旁存纸件，是另一项。”

“能查到那一项吗？”

“要看你说的是哪一批。”

沈砚把抄录递过去。

“旧目清点簿封底补缀，原附纸另置。还有旧案核验架移置簿边页残损，现存‘原附’二字。”

书吏看了片刻。

“这两件不是一册。”

“我知道。”

“你若要查旧目清点簿的修补案，可以去修补房旧案柜。若要查移置簿的修补案，要看本次接收记录。”

“我想查两者之间是否有过同一批纸件。”

书吏抬起头。

“这就不只是修补案了。”

“所以我先查修补案。”

书吏没再说什么，替他取出一册旧修补案目录。

目录里记录的多是簿册修补，偶尔夹有纸件另置的事项。

沈砚从冬月开始翻。

第一条是旧目清点簿封底松脱。

第二条是旧目录簿封底补纸。

第三条是修补案旁纸件一批，暂存待核。

第四条则写着：

“旧案核验架移置簿，边页松损，原附纸一片，暂夹原册，待修后核。”

沈砚停住。

“这一条的日期呢？”

“腊月中旬。”

“经手人？”

“只写了修补房。”

“原附纸一片，是指移置簿本身附着的纸，还是随簿移交的纸件？”

书吏看了一眼。

“没写清楚。”

“后面有没有处理记录？”

“没有。”

“原件还在吗？”

“目录里只记了一项。”

沈砚将这条记录抄下来。

“原附纸一片，暂夹原册，待修后核。”

这与昨天看到的“原附”二字，可能存在联系。

如果记录中的“原附纸”就是移置簿边缘残存的那张纸，那么它可能曾经被夹在移置簿内；若它是另一张随簿移交的纸件，便可能与清理案附页有关；若只是对移置簿自身附着物的泛称，则它与清理案附页又未必有任何关系。

沈砚问：“这一项的原始工单在哪里？”

“旧修补案柜。”

“能取吗？”

“得登记。”

书吏递来一张查阅单。

沈砚写明查阅目的、所查案名和时间，签了自己的名字。

书吏核过后，才打开旧修补案柜。

柜里放着几只长木匣，匣面按年份和月份标记。腊月那只木匣里，旧修补案并不多，沈砚很快找到了对应工单。

工单是一张窄纸，边缘发脆。

上面写着：

“旧案核验架移置簿一册，边页松损。见夹纸一片，原附关系未明，暂夹原册，待修后核。原册不拆缀，边页不裁。”

下面另有一行：

“若纸片与移置事项有关，待目录房复核后另列。”

经手栏只有一个“梁”字，旁边有一处模糊的墨点。

沈砚问：“这张工单是原件吗？”

书吏道：“是修补房留存的工单。”

“有没有回记？”

“在后面。”

沈砚翻过工单，背面写着：

“移置簿边页暂不补缀，夹纸仍存。待目录房核明后处理。”

下面没有日期，也没有签名。

“这张纸片后来是否仍夹在原册里？”

书吏摇头。

“工单没有写。”

“是否交给目录房？”

“没有交接签收。”

“是否另列收存？”

“没有编号。”

沈砚把工单放平，仔细看那句“若纸片与移置事项有关，待目录房复核后另列”。

他没有急着把它与清理案附页相连。

但现在至少可以确认一件事：移置簿在腊月中旬曾经出现过一张夹纸，修补房的人无法判断它与移置事项是否有关，因此暂时夹回原册，等待目录房复核。

而这张纸片的后续去向，没有在工单中留下明确记录。

沈砚将工单抄录，特别标明背面无日期、无签名。

书吏见他写得仔细，忍不住问：“你觉得这张夹纸就是那张缺页？”

“不能确定。”

“移置簿边上残存‘原附’二字，不正好对应？”

“也可能对应，但还要看纸片本身。”

“纸片若不在了呢？”

“那就只能查它曾经被如何登记。”

书吏把工单收回匣中。

“你要不要再查旧修补案柜的纸件清点？”

“要。”

“那得看另一册。”

他又取来一册《修补案旁存物件登记》。

沈砚翻到腊月。

其中有一条：

“旧案核验架移置簿夹纸一片，暂夹原册。”

下一条隔了两页：

“修补案旁纸件若干，未辨原属，暂列待核。”

再往后：

“夹纸一片，原册归还后另行核明。”

这三条没有共同编号，也没有写明是不是同一批。

但它们至少说明，修补房曾经把“移置簿夹纸一片”作为单独事项登记过。

沈砚问：“最后一条是谁写的？”

书吏指了指末尾。

“只有一个赵字。”

“目录房的赵姓书吏？”

“可能。”

“能确认吗？”

“不能。”

“这条记录后面还有没有去向？”

“没有。”

沈砚把三条记录逐一抄下，分别标注“同簿”“同案”“是否同物未明”。

抄完后，他问：“修补房是否有一份纸件移交目录房的登记？”

书吏摇头。

“至少这本登记里没有。”

“那张夹纸若后来离开修补房，是否会有其他记录？”

“若按规矩移交，应该有。”

“若没有按规矩移交？”

书吏看了他一眼。

“那就只能查到最后一条留下的记录。”

沈砚收起抄录。

他走出修补案存档处时，雨已经停了。

廊下有两个书吏正在搬运旧纸箱，箱底磨过砖面，发出细碎的响声。沈砚站在旁边让他们先过去，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如果那张夹纸曾经被夹回移置簿，那么它是否可能在后来整理移置簿时被取出？

若被取出，应该留下取出或另置记录。

若没有留下，便可能仍夹在原册中。

若已经不在，便需要查移置簿的后续修补与装订情况。

他没有直接去问梁守成，而是先返回目录房，找到了杜书吏。

“我想查移置簿腊月中旬那次夹纸登记之后，有没有重新入架或重新装订的记录。”

杜书吏问：“你找到夹纸了？”

“找到一张工单，记着移置簿夹纸一片，暂夹原册，待修后核。”

杜书吏皱起眉。

“这事我没听说过。”

“所以想查后续记录。”

“移置簿后来入架时，只有一条收存登记。没写夹纸。”

“入架之前，有没有经过目录房复核？”

“没有看到。”

“有没有送回修补房？”

“也没有看到。”

杜书吏想了一会儿，忽然道：

“你可以查旧簿交接时的附件登记。”

“哪一本？”

“旧案核验架移置簿当时是从旧案核验架移来的。原架上应该有一份交接清单。”

沈砚问：“那份清单在哪里？”

“按理说在旧案核验架原存处。”

“如今还在吗？”

“原架已经撤了，交接清单可能并入旧案柜房的旧架移置录。”

沈砚立即取出纸笔。

“这本移置录谁管？”

“旧案柜房。”

“我刚从那里查过。”

“你查的是收存录，不是旧架移置录。”

沈砚点了点头。

他此前一直追着清理案原册与附页的去向，虽然也查过旧案核验架的移置记录，却没有将“原架撤架时的交接清单”单独列出来。

若夹纸在移置簿入架前就已存在，那么原架交接时或许会记录。

若夹纸是在入架后才出现，则原架交接清单便不会包含它。

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帮助判断夹纸出现的时间范围。

沈砚重新去了旧案柜房。

梁管事听他要查旧架移置录，脸上露出一点不耐。

“你昨日不是已经查过清理案附页了吗？”

“今天查移置簿原架交接。”

“那是另一回事。”

“正是另一回事。”

梁管事没有再问，带他到另一排柜前。

旧架移置录比收存录更旧，封面上有一道裂口，边缘被油污浸得发暗。

沈砚从目录页开始找。

东侧待整架、旧案柜、目录房临时架、修补案旁存处，几处架位的交接都有记录。

他翻到旧案核验架撤架的那一页。

上面写着：

“旧案核验架撤架，簿册若干，依原架次移交目录房。未核纸件另列，不随簿册总数并入。”

下面列了几项。

第一项：“旧案核验架移置簿一册。”

第二项：“清理案原册一份。”

第三项：“旧目待核纸件一批。”

第四项：“未辨名夹纸，若干。”

沈砚看着第四项。

“未辨名夹纸，若干。”

他将这行字抄下。

梁管事道：“这不就是你要找的？”

“还不是。”

“都写着夹纸了。”

“这里写的是若干，不是一片，也没有说属于移置簿。”

梁管事指着第二项。

“清理案原册也在这里。”

“是。”

“第三项是旧目待核纸件。”

“是。”

“第四项是未辨名夹纸。”

“是。”

“那你还要查什么？”

沈砚抬头。

“这四项是否同时交接，交接时是否分别装袋，接收后是否分别存放。”

梁管事看着他，半晌才道：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每一项都分开写，就一定是四件不同的东西？”

“不能这样认为。”

“那你又为什么要问是否分别装袋？”

“因为它们也可能是同一批物件里的不同类别。只有知道当时如何清点，才能判断这些名称之间的关系。”

梁管事不再说话。

沈砚继续往下翻。

交接清单末尾有一句：

“夹纸未辨原属者，另包待核。若能辨明原附册名，归并原册；不能辨者，暂列杂项。”

这句话下面有一个小小的“乙”字。

沈砚的目光停在那个字上。

它与此前在清理案纸件旁边见过的“乙”标记相同。

但他没有因此认定两者出自同一人。

“这个乙字是什么意思？”

梁管事看了一眼。

“我不知道。”

“是否有符号说明？”

“这类旧架移置录，没有附符号表。”

“能否查到同一册里其他乙字？”

梁管事把簿子递给他。

沈砚翻了前后几页。

“未核物件，另包待查”的后面有一个乙。

“旧案散纸，未辨原属”的后面也有一个乙。

另有一项“临时收存，待原架复核”，旁边却没有标记。

这些乙字的位置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写在句尾，有的写在物件名称旁边。

沈砚将它们抄下来。

他没有急着猜它们是经手人标记、物件类别，还是抄录时留下的分项符号。

他只在旁边写：

“旧架移置录多处见乙字，未见符号释义。与清理案纸件旁乙字相同与否，待笔迹及用途核验。”

随后，他重新看那条交接清单。

“夹纸未辨原属者，另包待核。若能辨明原附册名，归并原册；不能辨者，暂列杂项。”

这句话让他此前的三个问题有了新的次序。

第一，夹纸可能在移置簿入架前就已经存在。

第二，夹纸被另包待核，说明它可能与簿册分开收存。

第三，若后来辨明原附册名，便应归并原册；若不能辨明，则暂列杂项。

这与清理案附页“另列待核、原列未明、暂随杂项收存”的记录，在处理方式上相似。

但相似不等于同一。

沈砚将清单的完整句子抄下，问梁管事：

“这份交接清单有无接收方签收？”

梁管事翻到末尾。

“目录房接收，收件人姓赵。”

“全名？”

“没有。”

“日期？”

“腊月中旬。”

“是否有附件？”

“没有。”

“另包待核的夹纸，有没有包件编号？”

“没有。”

沈砚把笔停住。

没有包件编号。

这意味着即使后来在杂项收存录中找到一包未辨名夹纸，也不能仅凭“夹纸”二字认定它就是这批。

他又问：“旧架移置录有没有副本？”

梁管事道：“没有正式副本。”

“月末摘要呢？”

“有一份。”

“能否查？”

“可以。”

沈砚在摘要里找到同一项。

摘要写着：

“旧案核验架撤架，簿册若干移目录房。清理案原册一份，旧目待核纸件一批，未辨名夹纸若干，分别登记。”

原清单中的“夹纸未辨原属者，另包待核”以及“若能辨明原附册名，归并原册；不能辨者，暂列杂项”，都没有被摘要抄进去。

沈砚看着摘要。

“这份摘要是否由旧架移置录抄出？”

梁管事道：“应该是。”

“有编写人吗？”

“没有。”

“那就不能作为独立依据。”

梁管事道：“你怎么总在说不能？”

沈砚合上摘要。

“因为我现在需要知道的不是有多少本簿子写过类似的话，而是哪一份记录真正留下了当时的处理过程。”

梁管事似乎有些不以为然。

“你只要知道夹纸另包待核，不就够了？”

“还不够。”

“为何？”

“因为清理案附页可能是夹纸，也可能不是；旧目抄页可能在夹纸里，也可能不在。现在能确认的只是，旧案核验架撤架时，确实有未辨原属的夹纸另包待核。”

梁管事没有再争。

沈砚将交接清单的抄录收好，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下。

“梁管事，旧案核验架撤架时，目录房接收人姓赵。这个赵姓书吏后来是否负责东侧待整架？”

梁管事想了想。

“可能是赵谦，也可能是另一位赵姓书吏。差务簿里有两个人。”

“能查吗？”

“可以。”

沈砚没有继续问。

他知道，下一步不是找赵谦来确认所有事情，而是先把两个赵姓书吏的差务时间、负责架位和签收记录分开。

名字相同或姓氏相同，不能替代身份核实。

回到目录房时，已经过了午时。

杜书吏正准备去吃饭，见沈砚回来，便把一份旧差务名册放在桌上。

“你要查赵姓书吏？”

“是。”

“我刚好翻到旧架移置时的差务记录。”

沈砚接过名册。

腊月中旬，目录房共有两名赵姓书吏。

一人名赵谦，负责外署回函与旧案目录核验。

另一人只记“赵姓”，负责东侧待整架的临时接收。

旧架移置录的接收栏只写“目录房赵”。

没有全名。

沈砚问：“这两人当时是否同时在岗？”

杜书吏道：“有一段时间重叠。”

“赵谦是否负责东侧待整架？”

“他偶尔协助核验，但没有固定架位。”

“另一位赵姓书吏呢？”

“负责接收，后来调去别处。”

“有没有交接记录？”

“有一条。”

杜书吏翻到后面。

“东侧待整架临时收存物件，交另一位赵姓书吏接管。原接收簿随架移交。”

沈砚问：“原接收簿还在吗？”

“在旧架移置录后面的附册里。”

他打开附册。

里面记着东侧待整架的几批临时收存物件。

其中一项：

“未辨名夹纸一包，暂存待核。”

下一项：

“清理案附页，原列未明，另列待核。”

再下一项：

“旧目抄页二张，暂存待核。”

沈砚的目光在三项之间来回移动。

这三项竟然出现在同一册接收簿中。

但它们并未合写。

“未辨名夹纸一包。”

“清理案附页。”

“旧目抄页二张。”

三项各自有独立行次。

每项后面都有一个小勾，第三项的勾旁边还多了一点墨痕。

沈砚问：“这册附册是什么时候写的？”

杜书吏看了看封面。

“接收簿附册，腊月中旬启用。”

“这三项是同一天登记的吗？”

“日期栏有两处缺损。”

“能看出先后吗？”

“不能。”

沈砚把附册放平，逐行查看。

第一项“未辨名夹纸一包”后面写着“待核”。

第二项“清理案附页，原列未明，另列待核”后面也写着“待核”。

第三项“旧目抄页二张，暂存待核”后面同样写着“待核”。

三项的字迹并不完全相同。

第一项的“夹纸”两字写得较重，第二项的“清理案附页”字迹偏细，第三项的“旧目抄页二张”则略显潦草。

沈砚问：“这三项是否由同一人登记？”

杜书吏看了看。

“看着不像。”

“是否能确定不同人？”

“也不能。”

沈砚没有把三项合并。

他先将它们分别抄录，再写下：

“同见于接收簿附册，登记先后及物件关系不明。不得据同册认定同批。”

抄完，他忽然发现第三项旁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字。

不是“乙”。

而是“丙”。

他俯身仔细看。

“旧目抄页二张，暂存待核。”末尾有一处小小的“丙”字，写在勾号旁边。

沈砚问：“这个丙字是否也出现在其他记录中？”

杜书吏翻了几页。

“有。”

一项“旧目录散页若干，未逐张辨名”旁边有丙。

另一项“修补案旁纸件，另行收存”旁边也有丙。

还有一项“清理案附页，原列未明”，后面没有标记。

沈砚看着这些字。

乙与丙同时出现，却没有符号说明。

它们可能是分类标记，也可能是经手人自用的分项符号，还可能是后来抄录时加上的核对记号。

但这一次，他有了一个可以追查的具体方向。

接收簿附册中，“清理案附页”与“旧目抄页二张”是两项独立登记。

这至少说明，接收时的登记者没有直接把两者写成同一项。

它们可能属于同一批纸件中的不同物件，也可能原本毫无关系，只是恰好同时进入东侧待整架。

沈砚将附册抄录收好。

杜书吏看着他。

“你是不是终于找到那两张纸了？”

“没有。”

“这次还不是？”

“这次只是找到了一本把它们分别登记的接收簿。”

杜书吏叹了口气。

“你查了这么久，怎么每次都差一点？”

沈砚将纸袋封好。

“因为纸上的字只记了一部分事。”

“那你还要查多久？”

“查到能确认的地方。”

杜书吏看了他一会儿，忽然问：

“你有没有想过，若那两张旧目抄页与清理案附页本来就是两件不同的东西，你查的这些路，最后会不会全都白费？”

沈砚摇头。

“不会。”

“为什么？”

“若它们不同，就更应该分清。否则以后有人看到它们同在一本接收簿里，便会把两件东西说成一件。”

杜书吏没有再说。

沈砚将三项记录抄录完毕，重新整理出四个待核问题。

一，旧案核验架撤架时，“未辨名夹纸一包”是否包含移置簿修补工单所记的夹纸一片。

二，清理案附页是否与那包未辨名夹纸有关。

三，旧目抄页二张是否与清理案附页有关。

四，接收簿附册中乙、丙标记的含义是什么，是否能够追溯到登记者。

他把四个问题写在同一张纸上，又在最下方加了一句：

“同册分列，不等于同批；同批分列，也不等于同物。”

写完，他将这张纸夹在第四十三章留下的记录之后。

傍晚时分，孙敬来了。

他进门便问：“听说你找到接收簿附册了？”

沈砚点头，将抄录递给他。

孙敬从第一项看到第三项，眉头渐渐皱起。

“未辨名夹纸一包、清理案附页、旧目抄页二张。”

“是。”

“它们在同一本簿里。”

“是。”

“却分别登记。”

“是。”

孙敬把纸放下。

“那是不是说明清理案附页不是那两张旧目抄页？”

“不能这样说。”

“为什么？”

“分别登记只能说明登记者把它们分开列项。若一项是一包纸，一项是包内可辨的纸页，仍然可能存在包含关系。”

孙敬想了一会儿。

“那未辨名夹纸一包，会不会就是清理案附页所在的那包？”

“有可能。”

“旧目抄页二张，也可能从那包里辨出来？”

“有可能。”

“也可能不是？”

“是。”

孙敬叹了口气。

“你这样说，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要查接收簿的分类依据。”

“分类依据在哪里？”

“可能在登记者手里，也可能在当时的临时清点纸上。”

孙敬看着那三个项目。

“又回到清点纸。”

“是。”

“那张清点纸，若当时没有留存呢？”

“就只能用其他记录核对。”

“其他记录又都不完整。”

沈砚没有否认。

孙敬拿起自己的札记，翻到那句“清理案附页，原列未明，待核”。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什么？”

“当时有人说，未辨名夹纸若从某一册中拆出，先不要按册名归档，等能辨认原附关系再说。”

沈砚抬起头。

“你记得是谁说的？”

“不记得。”

“什么时候？”

“腊月前后。”

“在什么地方？”

“好像是在目录房，也可能是旧案柜房。”

“你亲耳听见？”

“这句话，我记得是听见的。但不敢确定是不是清理案那一批。”

沈砚将这句话记录下来。

孙敬看着他写完，忽然道：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人都在说‘等能辨认原附关系再说’？”

沈砚没有立即回答。

他想起修补工单上的“原附关系未明”，旧架移置录上的“若能辨明原附册名”，以及移置簿边缘残存的“原附”二字。

这几个地方，确实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

那批纸件原本附在哪一册？

但它们是否属于同一次整理，仍然没有证据。

沈砚在纸上添了一行：

“孙敬补充回忆：曾听人提及未辨名夹纸应待原附关系核明后再归类。时间、场合及所指物件不明。”

孙敬看完，问：

“接下来查什么？”

沈砚把接收簿附册的抄录推到他面前。

“查当时的登记者。”

“两个赵姓书吏？”

“先查谁负责这本附册，再查谁写了这三项。”

“若查不出呢？”

“再查乙、丙标记。”

孙敬看着那几个小字。

“你觉得乙和丙有关系？”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查？”

“因为它们出现在不同物件的登记旁边，可能是分类标记，也可能是经手标记。若能弄清用途，就能知道这三项是否曾经被归在同一类。”

孙敬点了点头。

“这次我陪你去。”

沈砚没有拒绝。

第二日，两人一起去了目录房。

杜书吏翻出接收簿附册的差务登记，发现当时负责接收的赵姓书吏已经调离目录房，现今在外署做杂务。

名册上只写了他的名字：赵成。

这与赵谦不是同一个人。

沈砚将两人的差务记录分别抄下，避免以后再混淆。

随后，他们又查到接收簿附册的登记说明。

说明写着：

“临时收存物件，按原接收次序分项登记。未辨原属者，另列待核。各项旁记字母，以便复核时归类。字母所指，依登记人当次分派为准，不作固定类别。”

沈砚看完，终于明白乙、丙为何不能直接解释。

这些字母不是固定分类。

它们是登记人当次分派的复核标记。

同一个字母，在不同批次中可能代表不同事项；不同字母，也不一定意味着不同物件。

“这份说明是谁写的？”沈砚问。

杜书吏指着末尾。

“赵成。”

“原件？”

“接收簿附册前面的说明页。”

沈砚重新看了一遍。

“字母所指，依登记人当次分派为准。”

这句话意味着，他此前在不同簿册里见到的乙、丙，不能被当成一套统一符号来解释。

但同一本附册里的乙与丙，至少可能对应当次登记的不同复核分组。

“有没有当次分派表？”他问。

杜书吏摇头。

“没有。”

“赵成是否还记得？”

“得问他。”

孙敬在旁边道：“那就去问。”

沈砚把说明页抄录下来，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杜书吏忽然又翻出一张薄纸。

“等一下。”

纸上写着：

“腊月中旬临时收存，乙项先核旧案附属物，丙项核旧目散页。未核明者不得并入已核目录。”

沈砚接过来。

“这张纸从哪里来的？”

“夹在接收簿附册封底。”

“原本就在封底？”

“是昨日整理时发现的。以前没有单独登记。”

“有日期吗？”

“只有‘腊月中旬’。”

“有署名吗？”

“没有。”

沈砚看着纸上的两行字。

乙项先核旧案附属物。

丙项核旧目散页。

这张纸似乎终于给乙、丙提供了一个解释。

但它没有说明具体物件，也没有写明由谁分派。

更关键的是，它没有编号，也没有记录它何时夹入附册。

若它是赵成当时留下的分派说明，那么接收簿中的乙与丙便有了可能的对应关系。

若它是后来整理者根据旧记录补写的摘要，则不能直接用于解释当时的登记。

沈砚问：“这张纸是否与附册纸张相同？”

杜书吏摇头。

“比附册薄一些。”

“纸边有没有针孔？”

“有两个。”

沈砚将纸放在桌上，仔细看了看。

两个针孔的位置与附册封底的旧孔接近，但不完全重合。

它可能曾经装订在附册中，也可能只是后来夹在里面。

沈砚在抄录上写下：

“封底发现未编号纸片，记乙项、丙项核验方向。纸张较薄，针孔位置与附册旧孔接近但未完全吻合。来源及夹入时间不明。”

孙敬盯着那两行字。

“若它是真的，乙项就是清理案附属物，丙项就是旧目散页。”

“若它确为当时分派说明，才可以这样理解。”

“那清理案附页是不是乙项？”

“有可能。”

“旧目抄页二张是不是丙项？”

“有可能。”

孙敬看着沈砚。

“你又要说，不能确认。”

“是。”

孙敬叹了口气，却没有再抱怨。

因为这一次，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张可能解释接收簿标记用途的纸。

它没有解决物件去向，却让下一步的问询有了明确对象。

沈砚将纸片单独登记，申请暂存，不与接收簿附册重新装订。

杜书吏看着他写完，忽然道：

“你这次倒是先把纸留住了。”

沈砚把登记单递过去。

“它的来源还没核明，不能先归进附册。”

“那若最后查明它本来就属于附册呢？”

“再按程序归回。”

杜书吏点点头。

沈砚收起抄录，与孙敬一道走出目录房。

院外的雨又开始下了。

孙敬走在他身侧，低声问：

“你觉得赵成还记得吗？”

“不知道。”

“若他记得乙、丙分别指什么，我们是不是就能知道那两项是否同批？”

“可以进一步核对。”

“若他不记得呢？”

“那张纸片的来源就更重要。”

“若纸片也是后来补进去的？”

“就不能用它解释当年的标记。”

孙敬看着雨幕。

“查到最后，竟然连一张纸是不是当年夹进去的，都要重新查一遍。”

沈砚将文书袋往怀里收了收。

“因为它现在夹在里面，不等于它当年就在里面。”

两人走到廊下，沈砚停了一下。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原附”记录。

一是移置簿残页边缘的“原附”二字。

二是修补工单所记的“夹纸一片，原附关系未明”。

三是旧架移置录所记的“若能辨明原附册名，归并原册”。

它们看似相互呼应，却来自不同的记录，时间也不完全相同。

它们能说明当时有人确实在意纸件的原附关系，却还不能证明这三处说的是同一张纸。

而那张新发现的分派纸片，又把问题引向了赵成。

沈砚回到住处，将所有抄录重新分开。

他没有把新纸片放进“清理案附页”一袋，也没有放进“旧目抄页”一袋。

他单独写了一个封面：

“临时收存分派纸片，来源待核。”

封面下方，他添了一行：

“不得据其现夹于附册，认定其原属附册。”

随后，他在当日记录末尾写下：

“接收簿附册中，清理案附页与旧目抄页二张分项登记。封底另发现乙、丙项核验说明，可能用于当次复核分派，尚未确认其形成时间。下一步核问赵成，查明分派纸片的来源及乙、丙项所指。”

写完后，他吹熄灯。

屋里安静下来。

沈砚终于看见了一点新的方向。

但他也清楚，接下来最难查的，恐怕不是赵成记不记得当年的分派。

而是那张薄纸，究竟是当时留下的说明，还是后来有人为了让旧簿上的字迹看起来有意义，才把它夹进去的。

第四十五章　原附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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