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地方官体验卡1

第一节·汴州节度副使

汴州的城门比冯导想象中矮。

不是年久失修那种矮，是气派过了头、反而显得虚浮的矮。朱漆斑驳，铜钉掉了好几颗，门楼上悬着的"汴州"匾额歪了半寸。风一吹，那匾就吱呀吱呀地晃，像在跟城下每一个路过的人说：别看这牌子还挂着，里头的班子早散了。

冯导骑在马上，抬头看了三秒，扭头对随行的节度府录事宋谦说："这门楼，得修。"

宋谦苦笑："使君，门楼是小事，城里的事才是大事。"

"门楼也是事。"冯导说，"门楼不修，百姓进进出出天天看，心里就觉得这地方没人管。气派这东西，有时候比律法先到。"

他没多解释。有些话，在五代说透了也没人懂——他心里想的是"政府形象管理"，是这个地方官上任第一件事必须是"让老百姓觉得有人在主事"。但五代没有"形象管理"这个词，他只能把它翻译成"修门楼、整市容、清街市"。

汴州节度副使，听起来是个大官，落到实处就是个管烂摊子的。

正使是个挂名的，大部分时间在洛阳陪着明宗李嗣源，十天半个月不回来一趟。军政归留后（代理长官），民政归他。用他现代人的话说：他是这家分公司的总经理，但真正的老板在千里之外，半年不来开一次会。

权力不小，坑也不小。

前任节度副使姓陈，干了两年，卷进了安重诲一党的案子里，被削职查办。府里的属官换了一批又一批，文书档案丢的丢、坏的坏。冯导到任第一天，去库房领官印，管库的老吏翻了半天才从一堆发霉的账册底下把印摸出来，印泥都干了。

老吏赔着笑脸："使君见谅，好久……好久没人来领了。"

冯导没生气。他拿起那颗凉冰冰的铜印，在掌心掂了掂，忽然想起自己当导演的时候，剧组杀青那天也是这个味道——箱子里剩下的全是没人要的东西，道具、旧剧本、半瓶胶水，还有一颗谁都想不起来的备用公章。

一个地方的官印没人领，跟一个剧组的公章没人管，本质上是同一回事：这个摊子，已经很久没人把它当回事了。

他当天下午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出安民告示，不是拜会地方豪强，也不是召集属官开会。

他把府里的库房清了。

一间一间地清，一本一本地翻，把能用的、能看的、能派上用场的，全挑出来，摊在院子里晒。太阳底下，发霉的纸味冲得人直皱眉。属官们站在旁边看，一个个摸不着头脑——新官上任三把火，没见过先晒账本的。

冯导不理他们。他蹲在地上，一册一册地翻，翻到天黑，翻出三样东西：

一是地籍。 汴州境内十三个县、四十余乡、两千六百多户的人户与田亩记录，最后一次清丈是八年前。八年里，战乱、逃户、豪强兼并、河患改道，早把这张图改得面目全非。但没人重画过。

二是税册。 上头的税额还是按清丈前的田亩算的。也就是说：地少了的，照旧交；地多了的，一分不多交。逃户留下的空额，由剩下的户平摊。谁老实，谁吃亏。

三是河渠图。 汴州地处汴水与黄河之间，水系密得像蜘蛛网，也脆弱得像蜘蛛网。图上标的十八条渠道，有九条已经淤塞，两条改了道，三条被豪强占成了私塘。图上没改，地上早变了。

冯导把这些东西摆在案上，点了一盏灯，看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把宋谦叫来，只说了一句话：

"宋录事，汴州不是没账，是账太旧了。账一旧，人就敢在上面写假话。"

宋谦是本地人，在节度府干了十五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他沉吟片刻，试探着问："使君是想……重造户籍？"

"不。"冯导摇头，"先清丈土地。"

"这……"宋谦面露难色，"使君，清丈土地是大动干戈的事。前朝后梁的时候也搞过一次，闹了半年，逼反了两个乡的百姓，最后不了了之。豪强那边，也不是好惹的。"

他说的是实话。

五代这几十年，改朝换代跟换衣服似的。衣服换了，账没换；旗换了，地没换。真正攥着地的人，从来不是朝廷，是那些占着几百顷良田、养着几十号家兵的地方豪强。你敢动他的地，他就敢动你的命。前任那个姓陈的，卷进安重诲案子里多少有运气的成分，但私下里谁都知道，他在汴州动了几个豪强的奶酪，树敌不少。

冯导当然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他是早就想清楚了才来的。

离开洛阳那天，明宗李嗣源拉着他的手，眼圈发红："朕若失卿，如失左右手。为何要走？"

他说的是："臣在外，可替陛下镇一方；臣在内，反成众矢之的。为了新政，臣甘当靶子。"

这话不假，但不全。

不全的地方在于：他主动要求外放，不全是为了躲安重诲的余党。

他憋了太久。

在翰林院这两年，他起草诏书、驳斥谗言、跟安重诲掰手腕，赢过几回，也输过几回。每一次赢，都是靠着文字、靠着皇帝那点信任、靠着"解释权"。每一次输，都是因为制度的缺口太大，你堵上一个，它从旁边再裂开三个。

他慢慢明白一件事：在朝堂上，你只能做修补匠；在地方上，你才能做设计师。

地方是一块白布。白布上怎么画，规矩由你定。当然，画错了也没人救你。

所以他选了汴州。

汴州是天下枢纽。水陆交汇，商贾云集，人口杂、事最多、税最乱、豪强最横。它是后唐的腹心，也是后唐身上最痒的一块。治好了汴州，他手上就有了一套能拿到朝堂上去说的办法；治不好，他大不了卷铺盖走人，反正这年头换主子跟换剧本一样快，没人记得一个失败的地方官。

——这话他自己都不敢深想。但他确实想过。

所以到任第三天，他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件事：他把节度府里所有在职属官的履历，抄了一份。

不是官面上的履历，是他自己问出来的。谁是谁的门生，谁跟哪个豪强沾亲，谁家里有几顷地，谁的父亲在哪个县当过令，谁的侄子在州府当牙兵。这些东西上不了账，但比账管用。

宋谦帮他问的。宋谦在汴州干了十五年，谁的祖坟埋在哪儿他都清楚。

冯导把这些人按"可用、可控、可换"分成三堆，摆在心里，一个字没写在纸上。

然后他开始办正事。

第一件：清丈土地。

他没大张旗鼓。没有公告，没有动员，没有敲锣打鼓贴告示。他只从州府里挑了六个人——两个老实的书吏、两个会算账的商人行首、两个在乡里说得上话的老者，加上他自己，一共七个人。

他给他们立了三条规矩：

其一，丈量先从不纳粮的官田、寺院田、豪强田开始，不动小民一户。

宋谦一愣："使君，这不合规矩。清丈该从民田起，官田与寺院田向来不在其列。"

"正因不在其列，才先动它们。"冯导说，"小民那几亩地，你丈不丈，他都是那几亩。豪强的地，账上是一百顷，地上是一千顷。先把这一千顷里多出来的九百顷算清楚，小民那份自然就平了。"

他没说的是：这一招叫"先打大头"。大头不痛，小头绝不会服。

其二，丈量结果不立即造册，先贴榜公示，给半个月异议期。

属官们又愣。五代的规矩是朝廷定数，百姓认账。公示？异议？这是哪门子的法度。

冯导不管。"贴出去。"他说，"谁觉得量错了，自己来报。报得有理，重去他家地里量一遍；报得无理，记下来，一笔不抹。"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凡参与丈量的人，一律不许接受任何一家的宴请、馈赠、人情，违者，即刻撤换，永不录用。

他自己先做到了。到任第七天，汴州最大的粮商陈万石派人抬了两坛酒、一只羊、二十匹绢到他府上，说是"乡绅的一点心意，给使君接风"。

冯导看了那两只坛子一眼，对来人说："酒收下，羊和绢抬回去。酒我要喝，喝完了好办事。"

来人走后，宋谦小声说："使君，陈万石在汴州……"

"我知道他在汴州有多大。"冯导打断他，"他有多大，我就要多清楚他的地有多大。"

酒他当天就分给了府里的属官和衙役。两坛酒，二十几个人分，每人也就一小口。但这一口喝下去，味道跟往常不一样。

清丈这件事，冯导用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他带着六个人跑了十三个县、四十余乡。夏天的中原热得邪乎，日头晒得柏油路都要化了，他们走的是土路，一脚下去一鞋的泥灰。冯导的白袍子不到半个月就变成了土黄色，靴子走烂了两双。

有天傍晚，他们在一户农家的地头歇脚。那家的老汉端出一碗凉水，冯导接过来一口喝了。老汉看着他手里的绳尺，忽然问了一句：

"官爷，你们这是第几回来量了？"

冯导说："第一次。"

老汉"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冯导却记住了那个"哦"。那个"哦"里没有期待，也没有失望，是一种"反正也白搭"的认命。他见过太多这种"哦"了——在景城，在幽州，在太原。五代的百姓对官府几乎没有期待，他们唯一会的就是忍。

那碗凉水，他记了一辈子。

三个月后，账出来了。

汴州在册田亩：六十四万三千余亩。

实际丈得田亩：一百零二万七千余亩。

差了三十八万余亩。三十八万余亩，相当于汴州三个大县的产出。这些地不是荒着，是长着庄稼，养着豪强的家兵，交着私人的租，一分税不上缴，一分钱不进国库。

冯导把那本新账摊在案上，盯着看了很久。

宋谦站在一旁，手心全是汗。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汴州接下来要掀起一场风暴，而风暴的中心，就是眼前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副使。

"使君，"宋谦终于开口，"接下来……怎么办？"

冯导抬起头，脸上被太阳晒脱了一层皮，嘴角却翘着。

他说："先把税改了。"

第二件：整顿赋税。

这一步，他走得更稳，也更狠。

他把新丈出来的三十八万余亩，按户等和土质分成四等，重新定税。不是加税，是摊平。逃户留下的空额，从今往后不再由剩下的户平摊；豪强多占的那部分，按实数补上。

同时，他做了一件在五代堪称"胆大包天"的事：

他把汴州境内每一户的税额、田亩、户等，全部写在木榜上，立在州城与各县的衙门口、集市口、桥头、渡口，一共立了七十余面。

百姓围在榜前看，看完了还不走，有人用手指头点着自己的名字念，念完了哈哈大笑，说"原来我家的税是这个数"。

有人不信，以为这榜上写的是虚数，是糊弄人的。冯导就让宋谦带人，当着百姓的面，把账目一本一本地搬出来，摊在地上，谁愿意查，随便查。

宋谦后来跟人回忆："那几天，州府的门槛都快被踩平了。来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人查出问题。不是没有，是查不出——冯使君把每一户的田亩、税额、户等，算得比自家账本还清楚。"

透明度，是这个时代最锋利的武器。

豪强那边，果然炸了。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陈万石。

陈万石在汴州有田一千二百余顷，新丈之后，要按一千二百余顷交税。算下来，一年得多出两千余缗。两千余缗，对陈家来说是九牛一毛，但这口气咽不下去。

他托人带话："冯使君年轻有为，何必跟我们这些土里刨食的人过不去？"

冯导回了一句："陈翁，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没交的税过不去。"

第二个跳出来的，是节度留后的内弟，姓周，占着汴水北岸一片最好的淤地，种了八百亩麦子，账上记的是"无主荒地"，一分税不交。

这一回，冯导没回话。

他直接写了一道文书，一式三份：一份报本州节度留后，一份报洛阳中书省，一份留档。文书里写得清楚：某县某乡某处，地若干亩，户主张某，原报无主，经查实系周某占种，请依律定税，并请明示——若此类田地皆可不纳，则汴州境内官田、寺田、荒田，是否一律免征？

那文书写得滴水不漏。你若说"依律定税"，就得定；你若说"免"，那汴州全境的豪强都免，税从何来？

留后看了半天，把文书往案上一撂，叹了口气，对左右说："这位冯副使，不是来镀金的，是来刨根的。"

他没有替内弟说话。不是不想，是不敢——文书上写着"报中书省"四个字，那是要送到洛阳、送到明宗御前的。

冯导早就料到他会这么选。

第三件：兴修水利。

这两件事做完，已经是入冬。

汴州的冬天干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冯导站在汴水边，看着那条半淤半通的旧渠，想了很久。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清丈和税改，是把"该收的收上来"；水利，是把"该长的长出来"。前者是节流，后者是开源。只做前者，百姓只会觉得你是个会收税的官；做了后者，百姓才觉得你是来过日子的官。

前者让人服，后者让人跟。

他选了汴水支流上淤塞最严重的两条渠，一处叫"广济渠"，一处叫"蔡津渠"。两条渠通了，汴州北面五个乡、两万余亩地的灌溉就有了着落。

开工那天，他没有搞祭天、祭河、祭什么神的仪式。

他让人搬了一张桌子，摆在渠口的土坡上，自己站上去，对围过来的几百个百姓说了三句话：

"第一，这渠修好，水先浇谁家的地，不看出身，看位置——离渠最近的先浇，远的排后，这是天道，我不改。"

"第二，出力的人，按日记工，官府给粮。不出力的，不记。想来就明天早上来，不想来没人勉强。"

"第三，渠修好了，是大家的。谁敢占成私塘，我就把谁的名字写在新账的第一页。"

说完，他自己脱了外袍，下了渠。

汴州的百姓，大概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一个官，不是站在岸上喊，而是站在泥里干。

渠修了四十天。四十天里，冯导去了三十一天。他的手磨出了两个血泡，破了，再磨，最后变成两片硬痂。宋谦劝他："使君，您是指挥的，不必亲自下场。"

冯导抹了一把脸上的泥，笑了笑："宋录事，你不懂。我亲自下场，他们才肯用力。"

这是他当导演那几年悟出来的最朴素的一条道理：戏好不好，不全看剧本，看导演站在哪儿。导演站在镜头后面喊，演员是干活的；导演自己也上，大家才肯拼命。

渠通的那天，汴州北面五个乡的百姓聚在渠边，水灌进干裂的田里，滋滋地响。有人喊了一声"水来了"，几百个人跟着喊，喊到最后，也不知道是在喊水，还是在喊什么别的。

冯导站在渠堤上，没喊。

他只是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这场戏，算保了一条。"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