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县里来人

二月开春，县里来了一辆吉普车。车是绿色的，车头上有一个红五星，停在公社门口，下来三个人，都穿着蓝制服。

走在前头的是工业局的副局长，姓高，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擦得很亮。

跟在后头的是技术科的一个干事，姓周，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最后一个是司机，站在车旁边抽烟，不说话。

他们是来看那台蜂窝煤机的。公社的吴干事陪着，把人领到后院，指着机器说这就是那台，废品站一个临时工做的。

高局长围着机器转了一圈，蹲下去看凸轮，看了半天，站起来问：“凸轮是谁锉的？”

“我锉的。”周建业说。

“拿什么锉的？”

“锉刀。”

高局长没说话，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把卡尺，量了量凸轮的曲线，量完把卡尺收起来。

“这条曲线，是几段圆弧接的？”

“三段。”周建业说，“下压一段，保压一段，回程一段。”

“三段接的，接点容易出台阶。”高局长说，“你这里没有台阶。”

“锉完拿油石磨的。”

高局长回过头，跟那个姓周的干事说了几句话。干事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张纸，纸上是一台机器的图，图上的机器比这台大，有齿轮箱，有飞轮。

“这是我们局里去年画的。”高局长说，“画了半年，没造出来。”周建业把图接过来，看了半天，说这机器有个地方不对。

“哪儿不对？”

“传动比。”他指着图上的齿轮，“大齿轮带小齿轮，转速太快，冲头来不及压到底。”

高局长看着他，看了很久。“你叫什么名字？”

“周建业。”

“哪个学校的？”

“没上过学。”他说，“自学的。”高局长笑了一下，说自学能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那天下午，高局长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开了一个会。会开了两个钟头，说的都是机器的事：县里要办一个农机修造厂，缺技术员，缺会画图的人。

“这样的人，县里有两个，都是大学生。”高局长说，“可他们画得出图，造不出东西。”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们没下过车间。”他说，“你这个临时工，比他们强。”

会散了以后，高局长把周建业叫到一边。“你想不想来县里？”

“想。”

“可想也没用。”他说，“你的编制在供销社，调人得走三道手续，供销社放不放，公社放不放，县里接不接。”

“那得多久？”

“快的话三个月，慢的话一年。”高局长说，“也有可能办不成。”

吉普车走的时候，天快黑了。车开出去十几米，又停下来，高局长从车窗里探出头，说了一句：“那台机器，你接着改，改好了给我写信。”

车走了，扬起一路黄尘。周建业站在公社门口，看着车尾灯越来越小，最后拐过路口，看不见了。

消息传得比车快。

第二天，废品站就有人来问，说你要调县里了？

第三天，农具厂的厂长来了，说你要走，得把喷雾器的活干完。

第四天，公社的吴干事来了，说你要走，得把煤球的账结清。周建业说还没定，谁也没走。

可他能感觉到，镇上的人看他的眼神变了，以前是看一个收破烂的，现在是看一个要飞走的人。

二月下旬，县里的信来了。信是工业局寄的，信封上盖着红章，信纸上写着：经研究，拟调周建业同志到县农机修造厂工作，请原单位协助办理调动手续。

信是寄到公社的，公社转给供销社，供销社转给废品站。老马把信拿在手里，看了三遍，看完递给周建业，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那就办。”老马说，“三道手续，一道一道地跑。”

“跑不下来呢？”

“跑不下来就接着跑。”老马说，“当年我从机械厂调到废品站，跑了半年。”

手续跑了半个月。第一道，供销社。供销社的主任说，站里就两个临时工，走一个，站就得关门。

“那就再招一个。”

“招人得有指标。”第二道，公社。公社的吴干事说，你走了，煤球谁压？

“我教会小孙。”

“小孙是公社的人，不是废品站的人。”第三道，县里。县里说，只要前两道放人，我们这边随时接。

供销社的主任姓马，跟老马同姓，可不是一家。这人四十多岁，瘦，脸上没有肉，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看桌上的文件。

老马去第一趟，他说站里没人，走不了；第二趟，他说再研究研究；第三趟，老马把拐杖一放，他才抬起头。

“马站长，你这是干什么？”

“我这条腿是工伤。”老马说，“工伤的人说话，你们听不听？”主任沉默了半天，说你先招人，招上了就放。

三月中旬，事情卡住了。卡在供销社，主任不松口，说站里没人，走不了。老马去了三趟，第一趟被挡回来，第二趟被挡回来，第三趟他把拐杖往桌上一放，说我不走了。

“你这是干什么？”

“我这条腿是工伤，工伤的人说话，你们听不听？”

主任没办法，说这样吧，你先招一个临时工顶上，顶上了就放人。老马回来跟周建业一说，周建业说招谁。

“招二柱子。”

“二柱子是赶车的，不会记账。”

“我教他。”老马说，“我教一个月，教不会，我认。”

二柱子听说要顶周建业的位置，吓得脸都白了。“我不行，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

“写不利索就慢慢写。”老马说，“账本上就那么几个字，进、出、斤、两、元、角、分，写一个月就熟了。”

教二柱子记账，从“一”字教起。二柱子拿铅笔的手跟拿鞭子的手不一样，拿鞭子稳，拿铅笔抖，写一个“一”，抖出三个弯。

老马说你别抖，二柱子说不抖不行，一拿笔就想使劲，一使劲就抖。老马让他先拿树枝在地上画，画了三天，手不抖了，再拿铅笔写。

写了一个礼拜，“进”“出”两个字会写了，写得像两个歪嘴的蛤蟆。老马说行，能认就行，账本不是书法。

教了一个月，二柱子会记账了。字写得歪歪扭扭，可数不错，一斤一两都对得上。

老马把他的账本拿给主任看，主任翻了翻，说这字跟狗爬的似的，可数是对的。

“那就放人？”

“放。”主任说，“不过有一样，他走了，站里出的事，还得他回来帮着看。”

“行。”

沈明远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

那天他照例在仓库门口坐着，周建业去了，把调令拿给他看。他看了很久，看完把调令还回去，说了两个字：“该去。”

“你不说点什么？”

“说什么？”他说，“我在这儿十五年，等的就是有一天，有人能走出去。”他说完低下头，拿手把炉子里的煤核拨了拨，火苗腾起来，照得他半边脸发红。

“到了县里，别学我。”他说，“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想好了再说。”

“记住了。”手续办下来的那几天，站里的气氛有点怪。二柱子干活比平时卖力，天不亮就来扫院子，扫完了把条案擦三遍，擦得能照见人。

老马话少了，整天坐在门槛上抽烟，烟锅里的火一明一暗，一坐就是半天。

周建业知道他们心里不好受，可他也说不出什么，三个人在一起干了一年，说走就走，换谁都一样。

他把站里的账本从头到尾理了一遍，哪一笔是谁经手的，哪一笔还没结，都拿纸条标出来，标了三十多张。

他把纸条一张一张地贴在账本的封底上，贴完了拿手按了按，按得很平。

他把工具箱也理了一遍，自己的工具拿走，站里的工具留下，留下的拿布擦干净，摆回原来的位置。

那把卡尺是站里的，他拿起来看了半天，又放下了。母亲知道他要走，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白天拆洗被褥，晚上纳鞋底，纳了两双，一双棉的一双单的。

妹妹放学回来，趴在桌上看他整理东西，看了一会儿，问他县里远不远。他说四十里地，骑车两个钟头。

妹妹说那你能常回来吗，他说能，一个月回来一趟。妹妹没说话，低头把一支新钢笔拿出来，放在他手边，说是用他给的钱买的，买了两支，一支给他。

走的那天是三月底，天刚亮，二柱子套了车，说要送他到镇口。老马没去，站在站门口，拄着拐，看着车走远，一直看到车拐过土路，看不见了才进屋。

车到镇口，周建业跳下来，让二柱子回去，二柱子不走，说再送一程。送到大路口，二柱子把车停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塞给他，说是他娘烙的饼，路上吃。

纸包还热着，隔着纸能闻见葱花的味，那味一直跟着他，跟到县城的车站门口，跟到宿舍的窗户底下。

三月二十八，调令下来了。一张纸，盖着三个章：供销社的、公社的、工业局的。纸上写着：调周建业同志到县农机修造厂任二级工，月工资三十八元六角。

周建业把调令看了三遍，看完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

那天晚上，他把调令拿回家。母亲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说这上头写的是啥。

“调县里，二级工，一个月三十八块六。”母亲的手抖了一下，把纸放在桌上，说三十八块六，比你爹当年还多八毛。

父亲在炕上咳了两声，说好，好。妹妹把调令拿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完了说哥你要走了？

调令下来那天，老马把站里的钥匙串解下来，一把一把地交给二柱子。铜的三把，铁的两把，最长的那把是后院库房的，钥匙齿磨得发亮。

交完了，老马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旧卡尺，塞到周建业手里。卡尺是钢的，尺身上刻着一个“马”字，刻得很深，边上磨圆了。

“这是我当年在机械厂用的。”他说，“跟了我二十多年，你拿着。”周建业没推，把卡尺接过来，攥在手里，攥了很久。

“走。”车站的钟敲了十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钟面上的漆掉了一半，指针还在走。

“那我上学咋办？”

“照上。”他说，“学费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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