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铜

三月二十，阴天，风从北边刮过来，带着一股土腥味，院子里的铁皮被吹得哗啦哗啦响。

站里的铁堆被风吹得呜呜响，二柱子拿草帘子去盖，盖了两次都被掀开。

晌午刚过，院门口进来一辆板车，拉车的是个老头，五十多岁，姓侯，行六，镇上的人都叫他侯老六。

侯老六一只眼睛是瞎的，眼窝塌下去，另一只眼睛看人的时候眯得很细，像是总在算账。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腰上系着一根麻绳，绳头上拴着半截铁钩子，走起路来叮当响。

侯老六早年在供销社干过收购员，后来因为一杆秤做了手脚，被撵了出来，从此自己拉板车收破烂，收了二十年。

车上装着四个麻袋，麻袋口用铁丝扎着，他解开一个，里面是铜。

三只麻袋装漆包线，一只装铜排，麻袋是旧的，上面印着“临江县供销社”，字被磨掉了一半。

一捆一捆的漆包线，红的，绿的，还有几根铜排，铜排上打着孔，孔边的毛刺还没锉干净。

老马从屋里出来，蹲下去抓了一把，在手里掂了掂：“哪来的？”

“县里物资站淘汰的，处理品。”侯老六说，“我托人弄出来的，一百三十斤，你给个价。”

“处理品能处理出漆包线？”

“马站长，你管它哪来的，铜就是铜。”

赵大勇从屋里出来，眼睛一亮，蹲下去翻了翻麻袋，说这是好铜，成色足，没有杂质。

他问侯老六要多少钱，侯老六伸出六个手指头：“六毛一斤。”

市面上废铜一块二，这个价只有一半，赵大勇当场就拍了板，说收。

老马没说话，蹲在那儿抽烟，抽了半锅，问周建业：“你看呢？”

周建业蹲下去，把手伸进麻袋，指尖碰到一捆漆包线。

铜是凉的，凉里透着一股热，像冬天摸铁栏杆，摸久了手心里会发烫。

眼前热了一下，画面涌进来。

一间很大的厂房，房梁上挂着行车，行车吊着一只铁壳子，铁壳子里是密密麻麻的矽钢片，工人拿着木槌往里敲。

一九六六年，沈阳变压器厂，一百千伏安。

变压器的心脏是绕组，绕组的外头包着绝缘纸，纸里浸着油，油味隔着十年还能闻见。

画面一转，变压器装在露天，四周用铁丝网围着，旁边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刷着红漆。

一九七一年，临江县红旗公社电灌站，大修一次，换过一回油。

最后一幅画面：一个人蹲在变压器旁边，手里拿着一把锉刀，正在锉铜排上的字。

锉下来的铜屑落在泥地上，亮晶晶的一小片。

周建业把手抽出来：“这铜是哪一年出的？”

侯老六怔了怔，说不上来。

“六六年，沈阳变压器厂的。”周建业说，“一百千伏安，七一年在电灌站大修过。”

院子里静了一下，只有风把铁皮吹得哗啦响，二柱子把草帘子又拉了拉。

赵大勇说铜就是铜，管它哪年出的，能回炉就是好铜，说完就要过秤。

周建业没理他，从麻袋里抽出那根铜排，翻过来看。

铜排的边上有一道新鲜的锉痕，锉痕里嵌着一点红漆，红漆已经干透了，指甲抠不下来。

“这铜不能收。”他说。

“为啥不能收？”赵大勇把秤砣往秤盘上一扔。

“铜排上原来有字，让人锉了。”周建业把铜排举起来，“锉痕里还有漆，是设备上的编号漆。”

侯老六的脸色变了变，说那是运输的时候磕的。

“磕能磕出一道锉痕？”周建业把铜排凑到他眼前，“你自己看，这是锉刀走的直线。”

侯老六不说话了，把脸转向赵大勇。

赵大勇说收都收了，哪有退回去的道理，再说这铜进了炉子，谁还认得出来。

老马站起来，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过秤。”

二柱子把秤搬出来，一百三十一斤，算七十八块六。

侯老六拿了钱，一张一张数清楚，掖进腰里，拉着空车走了，走得很快，车轮在门槛上颠了一下也没回头。

二柱子看着他的背影，说这人走路怎么跟跑似的，老马说心里有鬼的人都走得快。

铜倒进后院的废铜堆里，赵大勇拿了一块塑料布盖上，说明天送县里物资站，价钱已经谈好了。

收完铜，老马把周建业叫到屋里。

他坐在条案后头，从抽屉里摸出半包烟，自己点了一根，又扔给周建业一根。

“我知道这批铜不干净。”他说，“你当我眼瞎？”

“那你还收？”周建业问，声音不高。

“站里三个人，一个正式工，一个临时工，一个季节工，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四十七块六。”老马吐了一口烟，“上面拨的钱不够，剩下的自己想办法。”

“想的是这种办法？”

“这种办法，我干了十一年。”老马把烟灰弹在地上，“十一年，我没往自己兜里揣过一分。”

他说站里一年收三百吨废铁，上交的利润是两千四，剩下的全靠修旧利废，修一台电机挣十块，修一台水泵挣五块，一年到头能剩下三四百块。

周建业没说话，看着条案上那杆秤。

“这铜，进了炉子就是铜水，谁也查不出来。”老马说，“可你要记住，你记的账，一个字都不能改，改一个字，将来出事，第一个查的就是你。”

“那你让我怎么办？”

“账照记，字照签。”老马说，“签完，把眼睛闭上。”

“我记着，这站里最值钱的不是你修的东西，是这本账。”他说完，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了。

周建业问他怕不怕，老马说怕，怕了十一年，可要是他不干，站里那两个人就得回家种地。

那天下午，周建业跟老马说了一声，说去卫生院给父亲拿药。

他没去卫生院，骑上站里那辆破自行车，往公社东头去了，河堤上的柳树刚抽芽，枝条垂到水面上，被水冲得一下一下地摆。

电灌站在河堤底下，三间砖房，一个水泥院子，院子里立着两台变压器，一台在运行，嗡嗡地响。

还有一台的位置是空的，只剩下水泥座子，座子上有四只地脚螺栓，螺栓上的漆是新的。

墙上的标语还在，白底红字，写着“严禁拆盗电力设备，违者依法严惩”。

标语底下有一摊油印，黑乎乎的，渗进水泥地里，边缘已经干了。

他蹲下去看那摊油印，油印旁边的泥地上，有一道车辙，是板车轱辘压出来的，一直压到院墙的缺口。

缺口外面是一片麦地，麦地那头是土路。

他顺着车辙走了十几步，看见麦地里有几棵麦子被压倒了，倒的方向朝着土路。

院里有个看泵的老头，姓孙，正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看见他，问找谁。

“不找谁，路过。”周建业把车支好，“这台变压器咋没了？”

“前天夜里丢的。”老孙头说，“天亮了一看，铜排让人拆走了，铁壳子还在，扔在河沟里。”

“值班的是谁？”周建业问。

“值班的是赵小兰，赵大勇的妹子。”老孙头压低声音，“公社问她，她说什么都没听见，那天夜里她回家给她娘送药去了。”

老孙头说赵小兰今年十九，去年秋天才进的电灌站，一个月十二块，她娘有哮喘，常年吃药。

周建业站在那儿，看着那个空座子，看了很久。

“后生，”老孙头说，“这事你别打听，赵大勇在公社有人。”

夜里，等父亲咳累了睡下，他把台账翻出来，摊在炕桌上。

三月二十，侯老六送铜一百三十一斤，价六毛，付七十八块六，经手人一栏，写的是赵大勇。

往前翻，三月十八，还有一笔，侯老六送旧铜线四十二斤，价六毛，付二十五块二，经手人也是赵大勇。

再往前翻，三月十一，二月二十六，两笔，都是侯老六，都是六毛。

四笔加起来，两百多斤。

他拿铅笔在纸上算，六毛进，一块零五分卖，一进一出，差价九毛，两百斤就是一百八十块。

一百八十块，够一个二级工干四个月。

他把账本合上，坐在炕沿上，听见父亲在灶房里咳嗽，一声接一声。

母亲起来添了一次灯油，看见他还没睡，问他在写啥，他说记账。

他说妈你睡吧，母亲站了一会儿，把灯芯挑高了一点，才回里屋。

他想起二〇二六年的一次质量事故，一台转子裂了，查下来是供应商的材料问题，报告是他签的字。

签字那天他犹豫了半分钟，最后还是签了，那半分钟，他后来想过很多次。

第二天早上，卡车来得比说的早。

赵大勇穿着一件干净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站在院门口等，手里拿着账本和一支钢笔。

车斗的挡板放下来，他和司机握了手，递了一根烟，说了几句话，司机笑了。

司机是个三十来岁的胖子，穿着蓝工装，袖口上印着“临江县物资”五个白字。

铜装上车，麻袋一只一只码好，赵大勇拿绳子捆了两道，捆得很仔细。

一共十二只麻袋，赵大勇数了两遍，数完在账本上画了一个勾。

老马坐在门槛上抽烟，一直没动。

周建业站在院子当中，看着他捆绳子。

绳子从麻袋上绕过去的时候，麻袋的一角翻了起来。

那上面印着一行字，蓝印的，已经被人用墨涂过，涂得很潦草，有些地方漏了白。

漏白的地方能看出三个字：电灌站。

赵大勇把绳子一紧，麻袋角缩回去，看不见了。

他跳下车，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一句“开车”。

卡车倒出院子，扬起一路黄尘，车斗里的麻袋晃了两下，稳住了。

老马把烟袋在门槛上磕了磕，站起来，往屋里走，进屋之前回头看了一眼那堆铜的地方，塑料布还在地上，被风吹得鼓起来。

周建业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拐上大路，越走越小。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心里全是汗。

回到桌子前，他把台账翻开，在那四笔旁边画了一个圈，圈画得很轻，铅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他把本子合上，压在半块砖底下，风吹过来，纸角掀了两下。

三月二十一，早上八点，那辆车会到县里。

而公社的查账组，说是明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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