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农机站的拖拉机

三月十六，老马让他跟二柱子的马车去一趟农机站，车上装着半车废铁，是上个月收的，农机站买回去回炉打犁铧。

路是土路，化冻以后翻浆，车轮陷进去半尺深，二柱子甩着鞭子，两匹骡子打着响鼻，一步一滑地往前挪。

周建业坐在车帮上，两条腿垂着，路过供销社门口，看见玻璃窗里摆着一排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为人民服务”。

他想，母亲那个缸子，豁口就在“人”字上，每次喝水都从那儿漏一点，她用手接着，说不能浪费。

二柱子回头问他笑什么，他说没笑，把脸转向路边的杨树，杨树刚返青，枝子上挂着一层毛毛穗，风一吹，落了他一肩膀。

“农机站那个吴师傅，你见了别跟他犟。”二柱子说，“他修了三十年拖拉机，手底下带出来八个徒弟，公社书记见了他都递烟。”

“我不犟。”

“你还不犟？你在站里跟赵大勇那几句，我听着都替你捏把汗。”

周建业没接话，看着路边的地里，有人在撒粪，粪堆冒着白气，一群麻雀落在后面刨食。

到农机站的时候快晌午了，站里没人卸车，二柱子把骡子拴在槐树上，两个人往院子里走。

院子是土夯的，中间停着三台拖拉机，两台趴着，一台好的，车头漆着“东方红”三个字，红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

拖拉机旁边围了五六个人，中间蹲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师傅，手上全是油，正拿一根铁丝往变速箱的油孔里捅。

二柱子凑过去问咋了，老师傅头也不抬，说变速箱响，挂不上档，早上一下地就响，响得跟敲锣一样。

旁边站着的是农机站的李站长，四十来岁，脸急得发白，手里攥着电话听筒，刚放下又拿起来。

他问吴师傅几天能修好，吴师傅把铁丝往地上一扔，说修不了，得送地区大修厂拆箱，排队排到五月。

李站长把听筒摔回机座上，说公社书记刚来过电话，问春耕怎么办，他答不上来，挨了一顿骂。

电话是手摇的，摇三下总机才接，他摇了半天，那边一直占线，他把听筒搁回去，抹了一把脸。

吴师傅蹲在那儿抽烟，抽了两口就掐了，说全公社八千亩水浇地等着翻，两台机器一天耕一百六十亩，得五十天，节气不等人。

周建业站在人群外头，看着那台拖拉机，他看见的不是拖拉机，是一台机器在疼。

那股疼很细，像一根线，从变速箱里一直抽到他的手指头上。

他问能不能看看，所有人都回过头来，李站长打量他，问他是谁。

他说自己是废品站送铁来的，以前修过机器。

吴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一声，那笑不长，笑完就没了，问他修过啥机器，缝纫机？

周建业说柴油机、车床、电机、变速箱，都修过。

吴师傅站起来，个头不高，肩膀很宽，右手小指短了半截，断口圆圆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咬掉的。

“东方红-28，长春拖拉机厂，六五年出的，两缸柴油机，二十八马力。”周建业说，“变速箱四速，二轴在后桥前头，油底壳的放油螺丝在左边，靠里。”

院子里静了一下，只有抽水机的皮带在远处啪啪地响。

吴师傅问他咋知道放油螺丝在左边，他说听见的。

这话没头没尾，吴师傅皱起眉头，说耳朵还能听出螺丝在哪边。

周建业没解释，走过去，蹲在拖拉机旁边，把手掌按在变速箱的壳体上。

壳体是铸铁的，冰凉，表面一层油泥，他把手指按进去，油泥里有一粒硬东西，硌了他一下。

眼前热了一下，画面涌进来：一条装配线，厂房很高，天窗上落着雪，工人穿着棉袄，把一只铸铁壳子吊起来往里头装齿轮。

一九六五年，长春，拖拉机厂。

又一幅画面：这台拖拉机在田里跑，后面拖着三铧犁，黑土翻过来，冒着一层白气，驾驶员的棉帽子被风吹掉了。

最后一幅画面很近：一颗钢珠，黄豆那么大，从轴承的保持架里掉出来，落进齿轮中间，齿轮一转，把它碾碎了一半。

“二轴后轴承，六二〇六。”周建业把手收回来，“保持架碎了，滚珠掉了三颗，碎的那颗卡在一档和二档齿轮中间。”

吴师傅问他咋看出来的，他说空档响、踩下离合就不响，说明响声在变速箱里，不在发动机。

挂一档不响、挂二档响，说明卡在二档齿轮上，放出来的油里会有铁屑，还有碎滚珠。

“你听出来的？”吴师傅问。

“我听了三十年机器。”周建业说，“机器哪儿疼，声音不一样。”

吴师傅不信，围着拖拉机又转了两圈，蹲下去把耳朵贴在箱体上听，听了半天，站起来说，你过来，你再听一遍。

周建业过去，把耳朵贴在箱体上，空档的时候，里面有一种细碎的、像沙子流动的声音。

吴师傅盯着他看了三秒，转身冲李站长喊了一声放油，声音都变了。

放油螺丝拧开，黑油淌进搪瓷盆里，淌到最后，盆底沉着一层铁屑，还有一颗黄豆大的碎钢珠。

院子里鸦雀无声，吴师傅把钢珠捏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看，又扔回盆里，钢珠磕在盆底，叮的一声。

“拆箱。”他说。

拆变速箱用了两个钟头，吴师傅带着两个徒弟，把后桥顶起来，卸轮子，卸传动轴，抬箱体的时候四个人一起喊号子。

周建业在旁边递工具，扳手、套筒、铜棒，吴师傅要什么他递什么，递得比徒弟还准。

吴师傅直起腰，拿胳膊擦了一下脸，问他以前真修过，是哪个厂的。

周建业说说了你也不信，吴师傅就没再问，低头把箱盖撬开。

箱盖一打开，里头全是黑油和铁屑，二轴后头的轴承只剩下一个外圈，保持架碎成几片，滚珠一颗不剩。

吴师傅拿棉纱把箱口擦干净，手电一照，齿轮的齿面上有一道新鲜的划痕，亮得刺眼。

吴师傅用改锥拨了拨那个外圈，滚道上有一道深沟，他骂了一句，说真是六二〇六，你这眼睛是秤。

配件成了难题，李站长蹲在旁边，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说地区大修厂有，可去买一趟要三天。

周建业说废品站有，李站长怔了怔，问他废品站怎么会有轴承。

他说有一台旧电机，四点五千瓦，两头都是六二〇六，绕组烧了，轴承是好的。

吴师傅问电机的轴承跟拖拉机的轴承能一样吗，他说型号一样，电机轴承转得稳、精度高，装在变速箱里只强不差。

李站长问那台电机不是他花钱买的吗，他说壳子留着自己用，轴承给拖拉机，算五块，工钱另算。

吴师傅瞪眼，说地区卖八块还要票，李站长当场拍板，让二柱子赶车回去拉。

二柱子把鞭子往肩上一搭，赶着马车走了，骡子跑起来，车轱辘碾过泥地，甩了一路泥点子。

周建业留在农机站帮着拆轴承，吴师傅蹲在他旁边递烟，问他到底是哪个厂出来的。

他说重工集团，吴师傅想了想，摇头，说没听说过，是省里的还是部里的。

他说以后会有，吴师傅笑了一声，没再问，低头拿煤油洗轴承，洗完对着光照，又往手心里转了两圈。

“滚道没麻点，能用。”吴师傅说，“你小子运气好。”

下午三点，二柱子把电机拉回来了，轴承拆下来一量，内径三十，外径六十二，宽十六，分毫不差。

装轴承的时候，吴师傅让他上手，自己在旁边打手电，说他这手稳。

他说练出来的，吴师傅问他练了多少年，他没答，把轴承往轴颈上套。

“只能敲内圈。”吴师傅说，“敲外圈会把滚道敲出坑，这台机器还得干十年，不能毁在最后一下。”

套到一半他停住了，用手背蹭了一下额头，他忽然想不起自己练了多少年了。

他记得车间的味道，记得机油和铁屑混在一起的那股味，记得天车从头顶上开过去的声音。

可他记不起自己在那间车间里站了多少年，连那个车间的窗户朝哪边开都想不起来了。

吴师傅问他咋了，他说没事，把轴承推到底，拿铜棒轻轻敲了两下，声音很实。

装好变速箱，天已经擦黑，李站长让人端来一盆面条，几个人蹲在院子里吃，面条里卧着一个荷包蛋。

周建业把荷包蛋夹给二柱子，二柱子又夹回来，两个人推了两个来回，最后一人一半。

吴师傅蹲在旁边吸溜面条，说这手艺搁在废品站糟蹋了，他说不糟蹋，废品站有他要的东西。

吴师傅问他要点啥，他说破烂，吴师傅没听懂，摇了摇头，低头吃面。

吃完饭试车，吴师傅坐进驾驶室，摇把一摇，柴油机吭哧吭哧响了两声，着了，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

挂一档，松离合，拖拉机往前一窜，稳稳地走起来，变速箱里安安静静，只有齿轮咬合的一点嗡嗡声。

吴师傅把车开了一圈，停在院子当中，跳下来，冲周建业竖了个大拇指，说神了，真神了。

李站长让人把拖拉机开到地头，挂上三铧犁，犁铧扎进土里，翻起来的土黑油油的，冒着一层潮气。

他蹲下去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攥了攥，说这地今年能种上，误不了农时。

说完，他把手上的土在裤腿上蹭掉，蹭出两道黄印子。

李站长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问他叫啥名字，说记一下，明天给他结工钱。

周建业站在拖拉机旁边，张了张嘴，他记得自己姓周，记得别人喊他小周，记得母亲喊他建业。

可他想不起自己原来叫什么了，那个名字就在嘴边，像一颗含化了的糖，甜味还在，糖没了。

“周建业。”他说，“建设的建，事业的业。”

李站长记下来，把本子揣回兜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名字。

周建业把作业本从贴身口袋里摸出来，本子被他翻得起了毛边，第一页第一行写着：我叫周建国，今年五十八岁，重工集团总工程师。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那些字他都认得，一笔一画，是他自己写的。

他把本子合上，塞回口袋，转身往马车的方向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台拖拉机。

拖拉机的大灯还亮着，黄黄的一团，照在院墙上，“农业学大寨”五个白字，一个也看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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