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礼

阿卜杜勒·拉赫曼是在十月三十日凌晨五点二十分被孙子叫醒的。

他六十八岁，是伊斯坦布尔老城一座小清真寺的宣礼员，在这座寺里喊了四十一年的宣礼。清真寺坐落在一条窄窄的巷子尽头，墙是淡黄色的，宣礼塔不高只有四十多米，要爬一百零八级旋转的石阶才能到顶。他从二十七岁起每天五次爬上去，凌晨第一次是晨礼，天将亮未亮的时候他站在塔顶的小阳台上，朝着整个老城唱出那一声悠长的召唤。后来城里装了扩音器，他再也不用靠嗓子，只要在塔下的小房间里按一个按钮，声音就由喇叭送出去一直送到海边。他很多年没有再爬过塔。

孙子叫优素福，十一岁，穿着睡衣光着脚站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只早已耗尽电的手机，说，爷爷你快起来没有人叫。老人撑着床板坐起来。窗外一片漆黑，没有路灯也没有任何一扇窗子透出光，天上有一种很深的暗红色从东边一直铺到西边，一帘一帘缓缓地抖。他听了听，巷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平时这个时候总有闹钟的响声，有人咳嗽有水管里的流水，现在整座城安静得像一块被浸在水里的石头。孙子说，手机没电了，闹钟没响，家里的灯没有，塔上的喇叭也哑了，我去看过按钮按下去什么也没有。

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床沿上坐了很久。他想起昨天晚上电是在日落之后断的，整个伊斯坦布尔黑成了一片，邻居们站在楼下议论，说太阳发了脾气，说电要三天才来，说政府已经封了所有的路。他想起邻居老萨拉赫八十一岁心脏不好，每天靠清真寺里的那一声宣礼起床，这一回没有人叫他。他又想起楼下做面包的法特玛，每天天不亮就点火，也是听着宣礼起身。整条巷子里的人一代一代，有的在睡梦里就知道那一声喊过了该醒了。他站起来，从衣钩上取下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袍慢慢地穿上。孙子问，爷爷你去哪里？他说，上塔。孙子问，没有喇叭你喊给谁听？他一边系腰带一边说，喊给所有人，这座城市几百年没有喇叭也是这样醒的。

他提着一盏旧煤油灯往清真寺走，孙子套上鞋跟在后面，踩着冰凉的石板一声不吭。巷子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煤油灯的一圈黄光在脚下晃，老人的影子被拉得又长又歪，贴在两边的墙壁上，像一只很大的佝偻的鸟。塔门是铁的，锁着，钥匙挂在他腰间，开锁的时候那一声咔嗒在静夜里响得惊人。门里是一股潮湿的石头的味道，一道狭窄的石阶盘旋着往上，每一级都被几百年来无数只脚磨得凹下去一个小窝。

他开始爬。每爬十级就要停下来扶着墙大口地喘气，膝盖发出咯吱的响声，孙子在后面举着煤油灯，光从下面照上来把墙壁上那些细小的裂缝和青苔映得清清楚楚。爬到第五十级的时候他忽然对身后说，我二十七岁第一次上塔，我父亲在后面也是这样举着灯。他说，你的嗓子是借来的，用完了要还。孙子问，还给谁？老人说，还给听的人。

一百零八级他们爬了二十五分钟。塔顶的小阳台只有一张桌子那么大，围着一圈锈蚀的铁栏杆。老人扶着栏杆站直转过身面朝整个老城，看见了一座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天空是红的，从远处海峡的方向一直涌到头顶，一片暗红里夹着淡淡的紫，像一场没有火的大火。红光底下老城的屋顶一层一层铺开，穹顶、塔尖、晒衣竿、水箱，全是黑色的剪影，一点灯光也没有，一直连到天边。海峡在远处，水面反射着天上的颜色，是一条很细的暗红色的带子把整座城分成两半。在这片无边的黑暗里，几百座宣礼塔像几百支直指天空的手指，沉默着，没有一座亮灯，也没有一座发出声音。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凌晨的风带着海水的潮湿和尘土的味道。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用嗓子喊过宣礼，二十七年里，他听惯了自己被扩音的声音，洪亮得盖过了那些微小的颤抖，一次又一次飘出去，没有人知道那是一个老人的嗓子还是一台机器。他忽然有些害怕，怕自己的嗓子已经不听使唤，怕喊出来的是一阵沙哑的不成调子的杂音，怕整座城市听见了却觉得那是一个陌生人在黑暗里的**。孙子在身后轻声说，爷爷，时间到了。老人闭上眼睛，把两只手举到耳边，手掌向前指尖微微颤着。他想起了父亲，想起那年十月的一个清晨父亲在塔顶对他说，宣礼不是用嘴做的事，是用整个身体去喊，从脚底喊上来，经过膝盖、胸口和喉咙，最后才出口，所以它才这样长这样慢，因为它要走过一个人全部的身体。他张开嘴。

"**至大。"

第一个音出口的时候他几乎认不出那是自己的声音。它很哑很旧，带着一种岁月磨出来的颤，在黑暗里往外飘，飘得很慢，像一艘没有帆的小船。可是它飘出去了，穿过塔顶的栏杆穿过红色的天，落在近处一片片屋顶上。他一句一句往下唱，每一个音都比前一个更稳更长，更像他年轻时候的那个嗓子。不，不是年轻时候的，是一个比年轻更深的、被四十一年的每一个黎明浸过的嗓子。在他身后孙子捧着煤油灯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嘴唇跟着爷爷的声音轻轻地动，小孩子的脸被灯光映成暖黄色，睫毛上有一颗很小的亮晶晶的东西。

声音传出去了。先是一扇窗子亮了，一个小小的橙色的点，是有人点起了蜡烛，接着是另一扇又一扇，一盏一盏像夜里睡着的城市慢慢睁开了眼睛。有人从屋里走出来站在街边抬头往塔顶看，有人在院子里洗脸，水声哗啦啦的，在安静里格外清楚。法特玛面包房的烟囱里升起了一缕淡淡的很细的烟，老萨拉赫拄着拐杖站在自家门口仰着脸，嘴唇在动，是在跟着那一声一声的召唤默默地念。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另一个声音，很远很细，从海那边飘过来，是另一座塔另一个人另一条嗓子，在黑暗里唱着同样的句子。接着是东边的第三个，北边的第四个，一个接一个，每一座沉默了几个小时的宣礼塔都在这一刻醒了过来：老人、中年人和刚刚接班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用最古老的办法，一声一声向整座城市喊着同一句话。声音和声音叠在一起起伏交错，从金角湾的两岸、七座山丘之间和苏莱曼清真寺的阴影里涌向天空，涌向那一片红色的什么也不说的天。

阿卜杜勒·拉赫曼睁开眼睛看着这座被人声照亮的城。他的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顺着脸上深深的皱纹淌进胡子里，他没有停继续唱，唱完最后一句**至大，余音在塔顶荡了很久才慢慢消散在红色的风里。他放下手，两条腿忽然软了，扶着栏杆慢慢蹲下去喘得像一个跑完了很长很长的路的人。孙子赶紧把灯放在地上跑过来扶住他，声音发着抖，说，爷爷，全城都听见了。老人说，是，全城都听见了。

那天清晨，伊斯坦布尔老城的几十座清真寺里晨礼的人比平时多了三倍。人们在黑暗里摸索着来，抱着孩子扶着老人，借着一盏一盏的蜡烛在湿冷的石板地上排成一排一排，肩并着肩，脚挨着脚。有人在祈祷里哭了，有人只是安静地站着，没有人说话。礼拜结束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点，东边的天际泛出一线灰白，红色的光幕一点一点淡下去。人们走出清真寺站在门口，仰头看着那座刚才还在回响的塔，很久没有人离开。

后来那个冬天里凡是停电的夜晚，伊斯坦布尔的人们都不再依靠扩音器，每一座清真寺的宣礼员都会重新爬上塔去用自己的嗓子喊。宗教事务部门后来发了一个很短的通知，建议每个街区至少保留一位能够不用扩音器宣礼的人。阿卜杜勒·拉赫曼接到通知的那天正坐在院子里教孙子读经，他听完笑了笑，说，这个通知晚了一千四百年，可是总算来了。优素福后来也成了宣礼员，每一年的十月三十日凌晨他会一个人爬上那座塔，在黎明前喊出那一声，爷爷的那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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