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棠的沉默

苏小棠背着她的花布荷叶边书包，走在铺满落叶的土路上。

书包是章喜梅用碎布头照着学校旁边卖书包的人家的样式做的，蓝底白花，远远看上去像一朵朵白云在蓝天上移动。章喜梅有一双巧手，剪裁技术更是了得。

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她看上一眼，就能在缝纫机上蹬一蹬、转一转——布头和缝纫机右侧的滚轮在她手中仿佛有了魔法一般，不一会儿便化作一件合身的物件。

有时她还会依着自己画出来的样式，细细裁剪，做出一件件款式新颖的衣服。

村里的婶婶奶奶们见了，有些会来向她询问裁剪的方法，有些直接是买来自己喜欢的布料，提上面条或者白糖请她帮忙自己量身定做一件，每当章喜梅不肯收下她们的礼物时，双方还会在院子里拉扯。

同学们见了苏小棠身上的新衣服，也会纷纷围上来问她新衣服在哪儿买的，连声夸赞漂亮，羡慕她有一个会做漂亮衣服的好妈妈。

可今天，她的书包好像很沉，压在她瘦小的肩膀上，不是因为书本有多重，而是因为书包里藏着一个个她说不出口的秘密——她不想去上学。

但是这个话她是绝不敢出口的，因为爸爸说过“一定要读书，穷人读书才可以改变命运”。她也不是不想读书。她想。她比谁都想。

上课铃响的时候，苏小棠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她自己选的，不前不后，老师也不容易点到她，她又可以看见操场边那棵老槐树。

粉笔在数学老师的手下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像老鼠在啃木头。

老师讲得很认真，声音很大，可苏小棠听不懂，数学老师讲的那些数字在苏小棠眼里像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抓不住，也看不懂。

她低下头，把课本立起来，假装在记笔记。笔尖戳在作业本上，戳出一个个墨点。

她试着去听老师讲的课，可是老师说的话一句句从她的耳朵里钻进去，又糊里糊涂地从另一边溜出来，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偷偷看了一眼同桌的练习本，同桌写了好几行算式，干干净净的，她连第一步从哪里开始都不知道。

她多想举手问一句：“老师，我没有听懂。”可是她的手像被无形的绳子绑住了一样，抬不起来。

她害怕老师会反问她：“你哪里不懂?”她说不出来哪里不懂，因为好像哪里都不懂。

她明白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可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学。从什么地方学起。

她更害怕老师让她走到黑板前面去做题，全班五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她，她会站在那里，手里捏着粉笔，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光是想象这个画面，她的耳朵根就开始发烫，一直烫到脖子。下课的时候，同桌和小伙伴们凑在一起讨论刚才的题目，苏小棠趴在桌子上假装睡觉。

其实她竖着耳朵在听，她想知道那道题到底该怎么去解答，可那些声音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嗡嗡的，听不真切。

她也不敢凑过去问，因为她觉得自己问出的问题一定很蠢，别人会觉得她是一个笨蛋。其实她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笨蛋了。

这个念头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像一棵草，在她心里扎了根，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越长越高，高到把所有的光线都挡住了。她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她五岁，爸爸难得在家，不知道哪来的兴致，说要教她写数字。

他找了一张旧报纸铺在火炉上，把一支铅笔塞进她的小手里，说“写个5。”五岁的苏小棠握笔都握不稳，铅芯在报纸上画出一条条歪歪扭扭的线。

她努力回想爸爸写过的那个5的样子——一个钩子，上面一横。她试着画了一个半圆，又画了一条竖线，怎么看都不像。

爸爸皱了一下眉头，说“不对，这样写。”他握着她的手写了一遍，那个5写得端端正正。

“你自己写一遍。”爸爸松开了手。苏小棠的手开始发抖。她知道爸爸在看着她，那种目光像一团火，烤得她后背发烫。她憋了一口气，慢慢地。

一笔一划地写了一个东西——看起来像一只没长好的蝌蚪，又像一个倒过来的拐杖。

爸爸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把报纸推到她面前：“再写一遍。”她又写了一遍。更丑了。

爸爸深吸了一口气，又教了她一遍。更丑了。爸爸深吸了一口气，又教了她一遍。

一遍，二遍，三遍，四遍。苏小棠越写越紧张，越紧张越写不好，她开始分不清哪个弯应该往哪边拐，竖应该从哪里开始。

她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下来，滴在报纸上，把铅笔的痕迹晕开了一小片。

爸爸终于不耐烦了，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到地上，说了一句“你怎么这么笨？不是读书的那块料。”这句话这些年一直在她的心里回响，从没有消失。

五岁的苏小棠不太懂什么叫“不是那块料”，但她懂了“笨”这个字。这个字像一颗钉子，被人用锤子狠狠砸进了她的心里，外面的肉长好了，钉子却永远拔不出来了。

后来她上了小学每次遇到不会做的题，那句话就会自动从心里冒出来，像有人在她耳朵边不停地重复，声音越来越大，大到盖过了老师讲课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答案。“你很笨，你不是读书的料。”

她试过反抗这个声音，她告诉自己我可以学会的，可是当她翻开课本发现那些字她都不认识，连在一起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那个声音就赢了。

她开始相信了一件事：我就是学不会。不是这道题太难，不是老师讲的太快，是我太笨。

笨的人学什么都学不会，所以听不懂是正常的，考不好也是正常的。这种想法像一个厚厚的茧，把她裹住了，挣不脱却又有让她感觉暂时很安全的错觉。

既然本来就很笨，那努力也没有用。放学后，她背着书包慢慢往家里走。她故意走的很慢，踢着路边的小石子，把脚步放得很轻，好像走得慢一点，回家路上的时间就能被拉长。

她不想回家，不是因为回家了放下书包就要背上用竹篾编成的的箩筐漫山遍野的去割草，而是因为知道今天爸爸没有出去干活，会不会又在家里打妈妈。

苏小棠回到家，推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一股煤炉子的味道铺面而来，钻进了她的喉咙里，她被呛得咳了出来。家里很暗，唯一的光亮来自堂屋中间那个铁皮炉子，炉膛里的火苗一下一下地抚过锅底，把锅里的水烧得咕嘟咕嘟直响。

妈妈不在灶房里，从里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大概是在叠衣服。苏小棠松了一口气——没有吵架声，没有摔东西的声音，今天应该是安全的。

她穿过堂屋走进自己的房间，轻轻地把书包放到那个用砖头垫了一条腿的凳子上，想要出门去寻箩筐准备去割猪草，章喜梅从堂屋的另一边门走出来。

叫住了她说“小棠今天不用割了，今天我没事，我已经割回来了，你写作业吧。”苏小棠应了 一声，“好”。她回到房间。从书包里找出作业本。家里没有书桌，那张吃饭用的矮桌子上堆满了爸爸的茶缸，烟杆、扳手和一些乱七八糟的零件，根本没有空的地方。

苏小棠最常用的“书桌”就是堂屋里炉子周围的那一圈铁皮表面。炉子烧了大半天，铁皮是滚烫的，写一下要把手拿起来，以此来对抗滚烫。

冬天的时候坐在这里写作业倒是不冷，但有一个麻烦——炉子上的铁锈。

需要在炉子上先垫一张大小适中的厚纸壳，然后再把作业本摊在卡其色的纸壳上，但有时还是难免手会蹭到铁锈，那些暗红色的铁锈就会粘在纸面上，蹭得到处都是。她用橡皮去擦，铁锈越擦越黑，把本子弄得脏兮兮的。老师有时候会在作业本上批一个“良”，偶尔在旁边写一句“作业不整洁”。

苏小棠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鼻子会酸一下，但她没有辩解过。写完作业，她开始收拾房间。

她喜欢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扫地要从里往外扫，要把每个角落的灰都扫干净，抹布也要叠成方块，搭在架子上。这是她为数不多能控制的事情——学习她控制不了，爸爸的脾气她控制不了，但扫地和收拾东西她可以。

把脏乱的房间收拾干净，会让她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至少还能做一点事情。

可是她永远没有办法让这个房间一直保持整洁。不是因为懒，是因为爸爸苏建平，他随时会推门进来，肩上扛着一个沾满泥巴的麻丝口袋，或者一把锄头，或者几样黑乎乎的工具。

他的这些东西充满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东西他随手往地上一扔，有时候扔在墙角，有时候扔在苏小棠刚扫干净的地面上。

麻丝口袋上的泥巴和碎草屑撒了一地，锄头上沾着干土块滚到床底下，电线上缠着黑色的绝缘胶布，像一条死蛇。这些东西越堆越高，就像苏建平的权威跨不过又逃不开。当然这些东西再没有被苏建平再用过。

只是丢在那里年复一年地长满了蜘蛛网和擦不完的灰，那些铁的东西掉了一堆堆像小山一样的铁锈。苏小棠看着那些东西，心里像被人踩了一脚。

她很想把他们捡起来，规规矩矩地放在杂物间里，可她不敢。在这个家里，苏建平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都不许动。

有一次她实在看不下去，把挡在过道里的麻袋挪到了墙角，她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结果有一天苏建平偏去找那个麻袋，没有找到，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牛，他原地转了两圈，嗓子发出低沉的吼声，然后一脚把旁边的木凳子踢飞，凳子撞到墙上，又掉到了堆砌的杂物上，发出嘶吼的声音才滚到地面上。

“谁让你动我的东西”苏建平吼着。章喜梅帮他找着他才愤愤地离去。苏建平走后，苏小棠小心翼翼地绕过爸爸的工具，每一次下脚都像让埋好的地雷似的，她倾斜着身子走过那条窄窄的过道，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床上。她不知道这条路她还要走多久。她怔怔地看着透过窗户的那一缕冰冷洁白的月光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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