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暗夜

方芳是被闹钟叫醒的。

六点二十，和每一个早晨一样。她躺在沙发上，怀里还抱着那个兔子玩偶，眼睛涩得像糊了一层胶水，嘴里发苦，头昏沉沉的，像宿醉一样。她昨晚没喝酒，但她觉得自己的状态比宿醉还差——宿醉至少说明你昨晚开心过，而她昨晚什么开心的事都没有。

她坐起来，揉了揉太阳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林薇的两条消息，她点开看了，回了句“收到”，然后翻到了陈旭东发来的那条——“对不起，我——”她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几秒，没回，把手机放下了。

六点四十，她去敲陈安的房门。敲了三下，里面没有动静。她又敲了三下，还是没动静。她轻轻推开门，看见陈安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只露出一个头顶。房间里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点光都透不进来，空气里有种闷闷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在里面发酵了。

“安琪，起床了，上学要迟到了。”

被子动了一下，但没有掀开。陈安的声音从被子底下传出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堵墙：“妈，我说了今天不想去。”

方芳站在门口，犹豫了。她想起昨晚答应过女儿的话——“明天妈妈给你请假。”她答应了，但她今天早上后悔了。不是因为不想请假，而是因为她知道，如果今天请假了，明天呢？后天呢？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她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在心理科会诊的时候，那些厌学的孩子，第一次请假是最难的，但也是最容易的。难的是做决定，容易的是找到理由。一旦尝到了请假的甜头，学校就成了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安琪，”方芳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来，手放在被子上，“妈妈知道你难受，但是你不能不去上学。你昨天逃课的事，老师已经知道了，如果你今天再不去，事情会更麻烦。你先把今天去了，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好不好？”

被子底下没有声音。方芳等了十几秒，然后轻轻掀开被子的一角。陈安蜷缩着，像一只受惊的刺猬，眼睛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脸上有泪痕。她昨晚一定又哭了，方芳不知道她哭了多久，因为她昨晚在沙发上睡着了，什么都没听到。

“妈，我真的不想去，”陈安的声音很小，小到方芳要凑得很近才能听见，“我害怕。”

“怕什么？”

“怕同学看我。昨天的事肯定全班都知道了。她们会问我昨天去哪了，为什么没来上课。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方芳沉默了。她太明白这种感受了——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怕被人问，怕被人议论，怕那些目光，怕那些窃窃私语。她自己在医院里也是这样，38床的事之后，她每天走进科室都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不是恶意的，但比恶意更让人难受——是那种“你出了事，但跟我没关系”的冷漠。

“安琪，”方芳把手伸进被子里，握住女儿的手，“妈妈送你到校门口，陪你进去，好不好？”

陈安看着她，眼睛里有犹豫，有恐惧，还有一点点期待。方芳看着她那双眼睛，突然觉得那不是一双十三岁孩子的眼睛，那双眼睛太老了，老到装下了太多不该装的东西。

“好吧。”陈安终于松了口。

方芳给班主任赵老师发了条微信，说陈安今天会去上课，昨天的事她会跟老师沟通。赵老师回了个“好的”，没有多问。方芳把手机收起来，去厨房热了牛奶，烤了两片面包，抹上花生酱，端到餐桌上。陈安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换好了校服，头发扎了个马尾，脸上洗过了，但眼睛还是肿的，眼袋很明显，像熬了一整夜。

“先吃早饭。”方芳把牛奶推到她面前。

陈安坐下来，拿起面包咬了一口，嚼得很慢，像是在嚼沙子。方芳坐在对面看着她，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拧，拧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想说点什么让女儿开心的话，但她搜肠刮肚也想不到任何一句合适的话。她想说“今天天气不错”，但窗外明明在下雪。她想说“放学妈妈来接你”，但她今天值班，能不能按时下班都是个问题。

她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喝着自己那杯凉了的白开水。

陈安吃了半片面包，喝了几口牛奶，就不吃了。她把剩下的半片面包放在盘子里，站起来，背起书包，站在门口等方芳。方芳匆匆把杯子里的水喝完，穿上羽绒服，拿起钥匙，跟着女儿出了门。

外面的雪停了，但天还是灰蒙蒙的，像是盖了一层脏兮兮的棉絮。地上的积雪被踩得硬邦邦的，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每一步都像是踩碎了什么东西。陈安走在前面，方芳走在后面，两个人之间隔着几步的距离，谁也没有说话。

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陈安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方芳。她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在做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妈，你不用陪我进去了，我自己进去。”

“你确定？”

陈安点了点头。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跳进一池冷水里一样，然后转身走进了校门。她走得很快，没有回头，校服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白，白得像一面投降的旗。方芳站在校门口，看着女儿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教学楼的门洞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冲进去把她拉出来，带她走，带她离开这个地方，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她们的地方，重新开始。

但她没有动。她就那么站在校门口，像一尊雕塑，看着那扇门关上，然后转身离开了。

她没有直接去医院。她去了省医院心理科。

她没有告诉陈安，她今天早上跟林薇约好了，提前去见刘主任。她需要先跟刘主任聊一聊，了解一下青少年厌学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处理，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帮陈安。她是一个医生，她习惯先了解病情再开药方。

省医院心理科在一栋独立的楼里，和主体大楼隔着一个花园。花园里的雪没人扫，积了厚厚一层，上面只有几个脚印，大概是哪个病人或者家属踩出来的。方芳踩着那些脚印往前走，走到楼门口，推门进去，一股暖气扑面而来，空气里有一种淡淡的薰衣草味道，和医院里那种消毒水的味道完全不同。

刘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方芳敲了门，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女声：“请进。”

刘主任五十岁左右，短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外面套着白大褂。她的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墙上挂着一幅水彩画，画的是松花江的日落，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办公桌上放着一盒抽纸，位置刚好在病人坐的那一侧。

“方医生？”刘主任站起来，伸出手，“林薇跟我提过你，说你是她们大学同学，神内科的？”

方芳握住她的手，点了点头：“方芳，医大一院神内科。”

“坐吧。”刘主任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自己先坐了下来，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握放在桌上，“林薇说你女儿最近状态不太好，想跟我聊聊。你先说说情况。”

方芳坐下来，把陈安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数学成绩从九十多分掉到六十八分，逃课，说不想上学了，说同学都不跟她玩，说家里没钱给她报补习班，说她脑子里全是家里的事。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开始发抖，但她忍住了，没有哭。她在来之前跟自己说过，今天不能哭，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发泄情绪的。

刘主任听得很认真，没有打断她，偶尔点一下头，偶尔在本子上记几个字。等方芳说完了，她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

“方医生，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女儿的情况很典型。”刘主任的声音很温和，但很坚定，“我每年接诊的青少年厌学病例少说有几十个，你女儿的情况在里面算中等偏重。她的问题不是学习能力的问题，是心理压力的问题。压力源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业、社交。这三个压力源同时作用在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身上，她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方芳的手指攥紧了包带。

“家庭方面，”刘主任看了一眼自己的笔记，“你刚才说家里四个老人都病了，你和丈夫都是医生，工作忙，陪伴孩子的时间少。孩子感觉到家庭不稳定，经济压力大，父母关系紧张。这些都会成为她的压力源。她在麦当劳说的那句话——‘我脑子里全是你们的事’——这是关键。她的注意力资源已经被家庭问题占满了，没有余力去应付学业。”

方芳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刘主任抬手示意她先听完。

“学业方面，你女儿以前成绩好，靠的是自律和努力，不是天赋异禀。这种孩子最容易在初中掉队，因为初中的知识量和难度都比小学大了一个量级，光靠自律和努力不够了，需要方法和资源。她没有补习班，没有额外的资源，当她发现自己努力了也跟不上的时候，她的自我认知就会崩塌——‘我不是聪明的孩子，我只是努力的，但现在努力也没用了，那我还有什么？’”

方芳的眼眶红了。她想起陈安昨晚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这不是一句抱怨，这是一句诊断。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给自己下了诊断。

“社交方面，”刘主任继续说，“她说的‘没有朋友’这一点要重视。青春期的孩子，同伴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亲子关系。她觉得自己被排斥了，被孤立了，这个感觉本身就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她躲进手机和游戏里，不是因为那些东西有多好玩，是因为她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安全感了。”

方芳终于忍不住了，眼泪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但擦不干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止都止不住。她来之前说好不哭的，但她控制不住。不是因为脆弱，是因为刘主任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术刀，精准地切开了她的心，让她看到了里面那些她一直不敢看的东西——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方医生，”刘主任把桌上的抽纸推到她面前，“我告诉你这些，不是为了让你自责，是为了让你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你女儿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一天解决，但只要方法对，是可以慢慢改善的。”

方芳抽了一张纸巾，擦了擦脸，深吸了一口气：“刘主任，您说，我该怎么办？”

“第一，你要让你女儿知道，无论她成绩好不好、上不上学、有没有朋友，你都爱她，都不会放弃她。这是安全感的基石。你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让她去上学，不是让她考高分，而是让她重新相信，她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永远不会抛弃她的地方。”

方芳点了点头。

“第二，你需要跟她一起找一个心理医生，做系统的心理评估和干预。我建议你次次带她一起来，我先跟她单独聊，然后再跟你们一起聊。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会愿意跟我说。”

“第三，”刘主任顿了一下，“你需要处理好你自己的问题。”

方芳抬起头看着她。

“方医生，我说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话，你女儿的问题，根源在你身上。不是你的错，但根源在你身上。你的压力、你的焦虑、你的婚姻问题、你的经济压力，所有这些都通过你的情绪、你的行为、你跟丈夫的互动方式，传递给了你的女儿。孩子是最敏感的，你还没感觉到自己有问题，她已经感觉到了。所以，你要先救自己，才能救你的女儿。”

方芳坐在那里，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一样。刘主任的话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凉得她打了个寒颤，但也清醒了。她一直以为她在保护女儿，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不让女儿看到。但她不知道，她的苦早就从每一个毛孔里渗了出来，弥漫在整个家里，女儿每天都在呼吸着这些苦，早就中毒了。

“我明白了，”方芳的声音很轻，“谢谢您，刘主任。”

“不客气。”刘主任站起来，从名片夹里抽出一张名片递给她，“这是我的电话和微信，你随时联系我。下周二下午三点，你带你女儿过来。这几天你先别给她太大压力，她想去上学就去，不想去就请假，不要逼她。你现在要做的是让她感觉到你在她身边，不是在做她的监工。”

方芳接过名片，站起来，跟刘主任握了握手，走出了办公室。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手机震了，是陈旭东的电话。她接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

“方芳，你在哪？爸情况不好，呼吸科打电话说血氧掉到七十了，要插管，让家属签字。”

方芳的脑子嗡了一下。爸——她爸，肺癌晚期的父亲。她昨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还能说话，还能笑，还能问她“吃饭了吗”。今天就要插管了。她知道插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主呼吸已经维持不住了，意味着病情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意味着每一次呼吸都要靠机器来维持。

“我马上到。”她挂了电话，跑下了楼梯。

她没有去呼吸科。她先去了神经内科病区，找到值班医生，把她今天上午的病人安排交代了一下，然后跑向呼吸科。她从心理科那栋楼跑到主体大楼，穿过花园，雪地里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脚印。她跑进住院部，等不及电梯，直接冲上楼梯，七层楼，她用了不到两分钟。

跑到呼吸科病区的时候，她看见陈旭东站在17床门口，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摆着一张插管知情同意书。母亲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哭得浑身发抖，岳母在旁边扶着她，自己也是泪流满面。陈安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被叫来了，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站在走廊的角落里，脸白得像纸，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唇在发抖。

方芳跑到母亲面前，蹲下来，握住母亲的手：“妈，签字了吗？”

母亲哭着摇头，指了指陈旭东：“东子说等你来签，他说你是医生，你懂。”

方芳站起来，从陈旭东手里拿过那张知情同意书，看了一眼。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气胸、出血、感染、喉头水肿、心跳骤停。这些她都知道，她给别人签过无数张这样的同意书，但这一次，签字栏里要写的是她自己的名字。

她的手在抖。笔尖在纸上戳了好几次，都没写出字来。她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笔一划地写下了“方芳”两个字，然后递给护士。

“进去吧，快点。”她的声音是稳的，但她的腿在抖。

护士拿着同意书进了病房，门关上了。方芳站在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见里面一片忙碌——麻醉医生在准备插管器械，护士在调呼吸机参数，父亲躺在床上，脸上扣着面罩，氧气管嘶嘶地响着，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数字在跳，六十八、六十五、六十二，还在往下掉。

方芳的手按在玻璃上，指甲泛白。她想冲进去，想亲自给父亲插管，想亲手把那个管子送进他的气管里，想亲眼看着血氧饱和度升上去。但她不能，因为她是家属，不是医生。在这个房间里，她的身份不是方医生，是方芳，是一个即将失去父亲的女儿。

陈旭东走过来，站在她旁边，伸手想扶她的肩膀。方芳的肩膀缩了一下，他的手落空了，悬在半空中，然后慢慢放了下来。

“他会没事的。”陈旭东说。

方芳没有说话，眼睛盯着玻璃窗里面的父亲。父亲已经失去了意识，嘴里被塞进了喉镜，一根塑料管正在被送进他的气管。他的身体在反抗，尽管他已经没有意识了，但他的身体还在本能地抗拒那根管子，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像是呕吐一样的声音。方芳看着那个画面，胃里翻江倒海，她想吐，但她忍住了，把涌上来的酸水又咽了回去。

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终于开始上升了，六十五、七十、七十五、八十。管子插进去了，呼吸机开始工作，父亲的胸廓在机器的作用下一起一伏，像一个被外力牵动的木偶。方芳看着那个起伏的节奏，心里既松了一口气，又涌上一股更深的绝望——插管只是暂时的，呼吸机只是辅助的，父亲的病不会因为插管就好了，肺癌晚期，没有治愈的可能，插管只是把死亡推迟了几天，甚至只是几个小时。

她转过身，看见陈安还站在走廊的角落里，书包没放下，校服上全是雪水，大概是来得太急，在雪地里摔了一跤。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有泪光，那泪光在走廊的日光灯下闪着，像两颗随时会掉下来的星星。

方芳走过去，把女儿搂进怀里。陈安的身体很僵硬，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都会断。方芳的手放在她的后脑勺上，轻轻地把她的头按在自己肩膀上，另一只手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的，很慢，很轻，像小时候哄她睡觉那样。

“妈，”陈安的声音闷在方芳的肩膀里，“姥爷会死吗？”

方芳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拍。她没有回答，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是医生，她知道答案——会的，肺癌晚期，插管了，死亡是迟早的事。但她是女儿，她不能说出这个答案，因为说出这个答案就等于在宣判父亲的死刑，而她还没有准备好当那个宣判的人。

“安琪，”方芳的声音很轻很轻，“姥爷在打一场很硬的仗，妈妈也在打。我们都在打。”

陈安没有说话，只是把脸更深地埋进了方芳的肩膀里。方芳感觉到肩膀上一片湿意，是女儿在哭，没有声音地哭。她闭上眼睛，也哭了，同样没有声音。母女俩就那么在走廊里抱着，哭成了一团，旁边是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病人家属，有人看了她们一眼，有人没看，有人停下来想说什么，又走了。

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哭，而是一群人哭，但每个人都觉得只有自己在哭。

方芳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可能是五分钟，可能是十分钟。她只知道等她抬起头的时候，陈旭东已经不在走廊里了。她四处看了一眼，发现他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背对着她，肩膀微微耸着，手抬到脸的位置，像是在擦眼泪。

她没有走过去。她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恨，不是怨，甚至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陌生感。那个背影她看了二十一年，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肩宽腰窄，走路的时候右肩比左肩略低，因为做手术的时候长期右肩发力导致的脊柱侧弯。但此刻，她觉得那个背影不属于任何人，只是一个形状，一个轮廓，一具躯壳。

那个躯壳里面装着的那个人，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他了。

或者，她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他。

走廊里的灯管又坏了一根，光线忽明忽暗，把陈旭东的背影切成一段一段的，像一张被撕碎的照片。方芳看了几秒，转过身，推开了病房的门。

她走进去的时候，呼吸机在嘶嘶地响，监护仪在滴滴地叫，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是痰、是血、是消毒水、是死亡前特有的气息。她站在床边，低头看着父亲的脸。他的嘴里插着管子，管子连着呼吸机，他的嘴被胶布固定着，胶布贴在他干裂的嘴唇上，把他的嘴封成了一个奇怪的形状。他的眼睛闭着，眉头皱着，像是在做一个不好的梦。

方芳伸出手，轻轻地抚平父亲额头上皱起的纹路。她的手指从他的眉心往两边滑，滑过他的眉毛，滑过他的太阳穴，滑到他的耳际。他的皮肤很凉，凉得像一块放久了的玉石。她记得小时候，父亲的手是热的，冬天的时候她把手伸进他的大衣口袋里，里面的温度像一个小火炉，暖得她舍不得拿出来。

现在那只手就放在被子外面，手背上全是针眼，青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蜿蜒在手背上。方芳握住那只手，轻轻地握着，不敢用力，怕弄疼他。她知道他不会疼了，他已经没有意识了，但她的手上还是不敢用力，好像用力了，就会捏碎什么。

“爸，”她轻声说，“我来了。”

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方芳不知道那是巧合，还是父亲真的听到了她的声音。她宁愿相信他听到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不需要证据，只需要相信。

她蹲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把脸贴在他的手背上。她的手背上全是泪，她的脸贴在泪上，凉凉的，滑滑的，像小时候摔倒了趴在地上的那种感觉，冰凉的地面贴着她的脸，她能闻到泥土的味道、水泥的味道、还有一点点血的铁锈味——那是她膝盖摔破了皮的味道。

“爸，你打了一辈子硬仗，也该歇歇了。”方芳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她自己能听见，“但你得答应我，再撑一撑。我还想让你看到安琪上高中，看到她上大学，看到她嫁人。你还欠我一个荷包蛋面，你说等我考上大学就给我做，到现在都没做。”

监护仪的心电图平稳地跳着，呼吸机嘶嘶地响着，父亲的胸口一起一伏，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方芳把脸贴在父亲的手背上，闭上了眼睛。她不想走，她不想回到那个充满了病人、病历、医疗纠纷、流言蜚语的世界里。她只想待在这里，待在父亲身边，哪怕他不能说话，不能睁眼，不能给她做荷包蛋面，她也想待在这里。

但她的手机会响，护士会找她，病人会等她，生活不会因为她父亲快离世就停下来等她。生活从来不等任何人。

她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她没有看，但震动停了之后又震了，停了又震，像是有什么急事。她掏出手机，是科室打来的，她接了。

“方医生，抢救室会诊，怀疑脑动脉瘤破裂，病人昏迷，需要神内急会诊。”

方芳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她站起来，最后看了父亲一眼，弯下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爸，我去救人，一会儿就回来。”

她不知道“一会儿”是多久，她也不知道她回来的时候父亲还在不在。她只知道她必须去，因为她是方医生，方医生不会因为自己的父亲情况危急就不去救别人的亲人。这是她当年在职业誓言面前发过的誓，她不能背弃。

她走出病房的时候，陈旭东还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她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没有停，也没有看他，就那么走了过去。陈旭东的手抬了一下，像是想拉住她，但她的手从他的手指尖滑了过去，像一条鱼从指缝间溜走，抓不住。

陈旭东站在那里，看着方芳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他张了张嘴，想喊她，但他不知道喊什么。喊“方芳”太生分，喊“老婆”太亲昵，喊什么都不对。他只能看着她走，像看一艘船驶离港口，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远到他看不清船上的旗帜，远到他分不清那是一条船还是一个点，远到他终于承认，那艘船不会再回来了。

走廊的灯光又闪了一下，光线暗了一瞬，然后又亮了。陈旭东转过身，走进病房，站在岳父的床边。他看着岳父那张蜡黄的脸，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个男人，他叫了十七年“爸”的男人，正在他面前一点点走向生命终点。而他什么都做不了，就像一个普通家属一样，只能站在旁边看，等着，祈祷。

他想起自己和方芳结婚的那天，岳父拉着他的手说：“东子，我把芳芳交给你了，你好好对她。”他说：“爸，您放心，我会的。”十七年后，岳父躺在这里，生命垂危，而他连“好好对她”这件最简单的事都没有做到。

他在床边蹲了下来，双手捂住脸，肩膀开始抖。他没有哭出声，但他的眼泪从指缝间渗了出来，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打在白色的地砖上，发出轻微的噗噗声，像雨点落在水面上。

陈安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站在他身后，低头看着这个高大的男人蹲在地上哭得像一个孩子。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心疼，有不解，还有一丝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失望。她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然后放在陈旭东的头上，轻轻地摸了一下。

“爸，”她说，“别哭了。”

陈旭东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脸上全是泪。他看着女儿的脸，那张脸长得那么像方芳，眉眼、鼻子、嘴唇，每一个地方都像，像是方芳的一个缩小版，一个没有经历过任何风霜的、干净的、年轻的方芳。

“安琪，”陈旭东哑着嗓子说，“爸爸对不起你。”

陈安看着他，没有说“没关系”，也没有说“我原谅你”。她只是把手从他的头上拿开，转过身，走出了病房。她走到走廊里，把书包放在地上，从里面掏出一本数学练习册，翻开，蹲在地上，开始做题。

走廊里的灯管坏了一根，光线不够亮，她把练习册举得离眼睛很近，几乎贴在了脸上。她的圆珠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道一道地算，算得很慢，有时候停下来想一想，然后继续写。

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蹲在医院的走廊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做数学题。这个画面被一个路过的护士拍了下来，发到了朋友圈，配文是：“凌晨一点的医院走廊，一个女孩在等她的姥爷。”那条朋友圈后来被转发了无数次，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此刻的陈安只是在做题，一道一道地做，把那些她昨天还看不懂的二次函数题一道一道地啃下来，像是在跟谁赌气，又像是在证明什么。

方芳从抢救室会诊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女儿蹲在走廊里做题，丈夫蹲在病房里哭，母亲和岳母坐在椅子上互相依偎着打盹，而她的父亲躺在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

她站在走廊的中间，左边是病房，右边是楼梯，前面是女儿，后面是丈夫。她站在中间，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方向都通向一个不同的结局，但她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林薇的微信：“芳芳，周五的年会你确定来吧？我跟你说的事很重要，你一定要来。”

方芳看着这条微信，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会儿。她突然意识到，周五是三天后。三天后，她要去参加一个学术年会，要去见林薇，要去听那个“很重要”的事情。三天后，她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个变化，一个她不知道是好是坏的变化。

她回了三个字：“我确定。”

发完这条，她把手机收起来，走到女儿面前，蹲下来，看着她做题。陈安的头抬起来，看了她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写。方芳看着练习册上的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和她小时候一样。

“安琪，妈妈陪你做。”方芳说。

陈安的笔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写。方芳就蹲在她旁边，看着她写，偶尔伸手指一下她算错的地方，陈安就擦掉重算，算对了，方芳就点一下头。母女俩蹲在走廊里，一个教，一个学，像在家里一样，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走廊尽头，陈旭东从病房里出来，远远地看着她们。他没有走过去，只是靠在墙上，看着。他看着方芳的侧脸，看着她专注地看女儿做题的表情，看着她用手指点着练习册上的数字，看着她嘴角那一点点微微上扬的弧度。那是一个母亲看着女儿时的表情，温柔、专注、全心全意，那是一种他已经很久没有从方芳脸上看到过的表情。

他想走过去，想蹲在她们旁边，想跟她们一起。但他知道，那个位置已经不属于他了。那道裂缝已经宽到他跨不过去了，宽到他想伸手也够不到了。

他转过身，走进了楼梯间，一步一步地往下走。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像心跳，又像倒计时，在数着他还有多少时间，来挽回那些他已经失去的东西。

他不知道的是，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就像那个站在走廊里做数学题的女孩，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每天早上六点二十自己定闹钟起床、自己热牛奶、自己背书包出门的小女孩了。她变了，变得沉默、敏感、易碎，像一块被摔过的玻璃，裂纹已经出现了，不管怎么粘，那道纹都在那里，永远都在。

就像方芳对他的信任，那道裂纹也在那里，永远都在。

就像方芳自己，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会为了他哭、会为了他笑、会把手塞进他大衣口袋里的女人了。她变了，变得坚硬、沉默、疏离，像一块被风吹了很久的石头，表面光滑，但摸上去是凉的。

陈旭东走到一楼，推开楼梯间的门，外面又下雪了。他站在门口，看着雪落在台阶上，落了一层又一层，把刚才踩出来的脚印全部覆盖了，好像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一样。

他掏出烟，点了一根，烟雾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很快就被风吹散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他突然想，也许他和方芳之间的一切，也像这团烟雾一样，看起来实实在在的，但风一吹就散了，散到连痕迹都找不到。

他把烟掐灭了，烟头扔进雪地里，嗤的一声轻响，冒了一缕青烟，然后灭了。

他转身走回了大楼里，走回了那个充满了疾病、离别、希望和绝望的世界里。那个世界他太熟悉了，熟悉到他已经分不清，他是活在里面的，还是早就沉寂在里面了。

但他还要继续走，因为前面还有路。至于那条路通向哪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必须走下去，因为停下来比走路更可怕。

而方芳还在三楼的走廊里，蹲在女儿身边，看着她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题。她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紧紧地靠在一起，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两个人，互相依靠，互相取暖，谁也不放手。

【第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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