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德黑兰·晨

我是被宣礼声吵醒的。不是从清真寺的扩音器里传来的，是从手机里。走廊里有人在放晨礼的录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那个古老的旋律在清晨的冷空气中回荡，穿过墙壁，穿过门缝，穿过我的身体。我在伊朗听过无数次这个声音，在扎黑丹的礼萨家，在克尔曼的马苏德旅馆，在恰巴哈尔的渔村。每一次听到，都是在路上。这一次，是在路上，但不是骑车。

天还没亮透。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丝光，灰蓝色的。莎拉还在睡，侧躺着，毯子滑到了腰间。她的手从床边垂下来，手指微微蜷着。银戒指还戴着，松垮垮地挂在无名指上。

我没有叫她。我起床，走到窗边，拉开一点窗帘。外面是德黑兰的清晨，街道空荡荡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对面的楼是灰白色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壁画——霍梅尼的画像，黑白线条，眼睛看着前方。画像的一角被烟熏黑了，也许是附近炸过，也许只是空气污染。

走廊里有脚步声。有人在低声说话，波斯语，语速很快。然后是开门关门的声音，水龙头的声音。

莎拉动了动。她的眼睛睁开了，看着天花板，看了几秒，然后转向我。

“早。”

“早。”

“你什么时候醒的？”

“一会儿。”

“怎么不叫我？”

“你睡着了。不该叫。”

她坐起来，揉着眼睛。头发乱糟糟的，竖起来好几撮。她用手捋了捋，没用。她从背包里拿出那瓶咳嗽药——已经快喝完了，剩个底——拧开盖子，看了一眼，又拧上了。

“今天先去库姆。找侯赛因。找到了，问他林杰在哪里。找不到，问别人。”

“好。”

“林远，你饿吗？”

“不饿。”

“我饿。”

“等会儿。餐厅七点半开。”

“现在几点？”

“六点。”

她靠在床头，抱着膝盖。窗外天亮了，灰蓝色的变成了浅蓝色的。路灯灭了。

“莎拉，你上次在德黑兰，住哪里？”

“我住北边。塔季里什。那边的旅馆贵，但安全。拍纪录片的时候，制片人订的房。”

“你现在还联系得上制片人吗？”

“联系不上。手机打不通。网络断了。”

“他还在伊朗吗？”

“不知道。也许走了。也许没走。战争开始了，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在哪里。”

走廊里的脚步声多了。餐厅开门了。我们下楼。餐厅在地下室，不大，几张桌子，塑料椅子。早餐是馕、奶酪、蜂蜜、红茶、水煮蛋。馕是凉的，但用茶泡软了还能吃。莎拉剥了一个鸡蛋，把蛋白吃了，蛋黄放在我的盘子里。

“你又不吃蛋黄。”

“你吃。”

我吃了。蛋黄很干，有点噎，喝了一口茶。

“林远，今天怎么去库姆？”

“大巴。火车。出租车。都行。先去汽车站看看。”

“哪个汽车站？”

“南边的。叫做Terminal-e-Jonoob。去库姆的车从那里发。”

“你认识路？”

“认识。从伊朗青年之家出来，往南走。”

“你不骑车了，怎么认路？”

“走路。坐地铁。打车。”

吃完了。上楼，收拾背包。莎拉把U盘从夹层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看了看，又塞回去。相机挂在脖子上。

前台那个年轻女人在。

“林远，你们去哪里？”

“库姆。找人。”

“库姆。坐大巴去。南边的汽车站。地铁能到。”

“谢谢。”

“你们小心。库姆那边，有革命卫队。查外国人。”

“查到了怎么办？”

“查到了就说中国人。中国人是朋友。”

她看了莎拉一眼。

“她是哪里人？”

“美国人。”

“美国人。不要说。说加拿大人。或者英国人。”

“好。”

出了旅馆。天已经大亮了。街道上人多了一些，卖馕的铺子前排着队，一个老人在扫门前的土，几个孩子在巷子里追逐。空气里有烟味——不是馕坑的烟，是另一种，从远处飘来的，也许是烧垃圾，也许是别的什么。

地铁站不远。入口处有安检机，一个穿制服的坐在旁边，低头看手机。我们走过去，他抬头看了一眼，没说话。

买票。自动售票机，触摸屏，波斯文和英文。莎拉点了两张，投了硬币，票吐出来。票是纸质的，薄薄的，印着二维码。

刷卡进站。电梯下去。站台上人不多，灯很亮，墙壁上是广告。车来了，车厢里人也不多，有空位。

“林远，你上次坐德黑兰地铁是什么时候？”

“上次没坐。骑车。不去的地方就不去。”

“现在骑车了？”

“现在不骑。走路。坐地铁。打车。”

车开了。车厢晃了一下，莎拉扶住了扶手。她的手臂晒成浅棕色，手腕上戴着手表，皮质表带磨白了。窗外是隧道，黑暗的，偶尔有灯。

“林远，你紧张吗？”

“不紧张。”

“骗人。你脚在抖。”

我低头看了看。脚不抖。

“你骗我。”

“你脚没抖。但你紧张。”

“有一点。”

“紧张什么？”

“紧张找不到。表哥一家不知道在哪里。侯赛因不知道还在不在。库姆那么大，法蒂玛街那么长。”

“到了就知道了。”

“到了就知道了。”

到了汽车站。Terminal-e-Jonoob。

很大。大巴、小巴、出租车，停了一大片。人很多，拖着行李的，背着包的，抱着孩子的。空气里有柴油味、馕味、汗味。喇叭声、吆喝声、孩子的哭声混在一起。

莎拉走到一个售票窗口，用波斯语问了几句。售票员指了指一个方向。

“那边。去库姆的车。一小时一趟。”

我们走过去。一辆大巴停在站台上，车门开着，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在吃馕。车上已经坐了一些人，老人，女人，孩子。一个年轻男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

莎拉上车，用波斯语说了目的地，司机指了指空位。

“两个座位。后面。”

我们坐下。座椅是蓝色的，旧了，有些地方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海绵。

“林远，几点了？”

“八点二十。”

“车什么时候开？”

“八点半。”

车开了。出了车站，拐上大路。德黑兰的街道很宽，但车很多。大巴走走停停。窗外的建筑从楼房变成平房，从平房变成土坯房。墙上有涂鸦，有的是政治标语，有的是广告，有的是孩子的画——小人，太阳，花。

出城了。路变宽了，车变少了。两侧是荒漠，灰黄色的，一望无际。骆驼刺，碎石，电线杆。

“林远，这条路你骑过吗？”

“骑过。从伊斯法罕到德黑兰，路过库姆。但没停。”

“这次停了。”

“这次停了。”

她靠在我肩上。窗外，荒漠在后退。远处的山是灰褐色的，光秃秃的。

“林远。”

“嗯。”

“你说库姆现在什么样？”

“不知道。上次路过，没进去。只看到圣陵的金色穹顶。很亮。很远就能看到。”

“这次就能看到了。”

“这次就能看到了。”

大巴在公路上行驶。路两侧的荒漠渐渐变成了农田。麦田，已经黄了，快要收割了。小麦的穗子沉甸甸的，风一吹，整片麦田像水波一样起伏。

“林远，你看，麦子快收了。”

“快了。”

“你小时候割过麦子吗？”

“没有。爷爷割过。他手上全是茧。”

“你爸爸呢？”

“我爸。他割过。后来不种地了，去工厂上班。工厂倒闭了，又去打工。没时间割麦子了。”

“你也没割过？”

“没有。我只会骑车。”

她看着窗外，没有接话。

车拐进了一个检查站。不是革命卫队的那种水泥路障——是临时的，几辆皮卡横在路面上，车斗里坐着人，手里有枪。一个穿便装的人走到车门口，用波斯语对司机说了几句。司机开门，那人上车，从车头走到车尾，一个一个地看。看脸，看护照。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来了。

“护照。”

我从口袋里掏出护照，递给他。他翻开，看了看照片，看了看我。

“中国人？”

“中国人。”

“去哪里？”

“库姆。”

“做什么？”

“找人。亲戚。”

他合上护照，还给我。他看了看莎拉。

“她呢？”

“我妻子。伊朗人。”

莎拉低下头，没有看他。那人盯着她看了几秒。莎拉抬起头，用波斯语说了一句。

“我是克尔曼人。”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他转身，走到车门口，下去了。司机关上门。大巴开动了。

莎拉靠在我肩上，长出了一口气。

“你说你是克尔曼人。他们信了？”

“信了。克尔曼的口音，我会。学了几天。”

“你什么时候学的？”

“在克尔曼。马苏德教的。他说，外人问你哪里人，你说克尔曼。克尔曼是大城市，口音重，外人分不清。”

“你学得像吗？”

“马苏德说像。”

车窗外。农田变成了建筑。土坯房，灰砖房，楼房。一座宣礼塔出现在视野里，绿色的，很亮。然后是穹顶，金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库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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