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船没来

我们在棕榈树下等了一整夜。月亮从海面升起来，又落到山后面去。星星亮了一阵，然后被云遮住了。海浪一直在响，哗——哗——哗，像一个人在反复说着同一个词，但我听不懂那个词是什么。

莎拉靠在我肩上，睡了一会儿，又醒了。她的额头又烫了起来。退烧药已经吃完了一盒，还剩两片，我没舍得给她吃——怕吃完了一旦再烧，就没办法了。我把袍子裹在她身上，她缩在里面，只露出一张脸。月光照在她脸上，白得像纸。

“林远，几点了？”她问。

“三点。”

“船怎么还没来？”

“再等等。”

“你说了好多次等等了。”

“再等一次。”

她没有再说话。我听着海浪声，数着一波一波的浪。数到一百多的时候，忘了自己数到哪儿了，又从头数。数了几遍，天边开始发白了。

天亮了。

海面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船，没有灯，没有船主提着的绿色煤油灯。只有海水，灰蓝色的，一望无际，和远处的天空混在一起。海鸥飞过来了，在海面上盘旋，发出尖厉的叫声。它们饿了，在找吃的。

穆罕默德来了。

他从巷子里走出来，脚步很快，脸上全是汗。他的表情不是紧张，是那种“出事了”的表情——嘴唇抿成一条线，眉头拧在一起，眼睛下面的肌肉在微微跳动。

“林远，”他走到我面前，“走。快走。”

“怎么了？”

“船主被抓了。革命卫队。”

莎拉站了起来，她的身体晃了一下，扶着棕榈树干才站稳。

“他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了你们。说有两个外国人要偷渡。中国人，美国人。革命卫队在海边搜。”

我的心跳加速了。但身体没有动。

“船主在哪里被抓的？”

“港口。昨天晚上。他们查到了他的船。船上有那个包裹。”穆罕默德看了莎拉一眼，“包裹里有违禁品。”

“什么违禁品？”

“不要问。问了你也帮不上。”

“我们怎么办？”

“走。去城里。找个地方躲起来。”

“哪里能躲？”

“我表姐家。在老城区。她一个人住。不会有人查。”

穆罕默德发动了摩托车。莎拉坐上去，我坐在她后面，她坐在中间，被我和穆罕默德夹着。三个人，一辆摩托车，在清晨的街道上穿行。街上人很少，只有几个扫地的清洁工和几个摆摊的小贩。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泛着冷冷的光。

恰巴哈尔的老城区，和伊朗其他地方的老城区一样——窄巷子，土坯墙，低矮的房门。穆罕默德在一个巷口停下，熄了火。

“从这里走进去。第三家。门上挂着蓝色的牌子。敲门，敲三下，停，再敲两下。我表姐叫法蒂玛。告诉她你们是穆罕默德的朋友。”

“谢谢。”

“不用谢。你们快走。我去打听船主的事。晚上来找你们。”

他骑着摩托车走了。巷子里很安静，只有我和莎拉的脚步声。巷子很窄，两侧的墙很高，抬头只能看到一条窄窄的天空，浅蓝色的，有几只鸟飞过。

第三家。门是木头的，蓝漆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质。门环是铜的，生了绿锈。我敲了三下，停，又敲了两下。

等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大约四十岁，戴着头巾，穿着灰色的长袍。她的脸很瘦，眼睛很大，深棕色的，很亮。她看着我和莎拉，没有说话。

“穆罕默德的朋友，”我说。

她侧身让开，让我们进去。

院子不大，种着一棵无花果树，树下有一口水井。井沿是石头的，被绳子磨出了深深的沟槽。院子的一角有一个灶台，灶台上放着一口铁锅，锅盖是木头的。

法蒂玛把我们领进屋里。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衣柜。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穿着军装，很年轻。

“我的丈夫，”法蒂玛用英语说，发音很准，“两伊战争的时候死了。”

“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他死了，我还活着。”

她让我们坐下，从厨房端来茶和馕。茶很烫，很甜，馕是凉的，但很软。

“你们是哪里人？”她问。

“中国人。她是美国人。”

法蒂玛看了看莎拉，又看了看我。她的表情没有变化。

“你们是偷渡的？”

“不是偷渡。是想离开。船主被抓了，我们要躲一下。”

“躲多久？”

“不知道。等穆罕默德的消息。”

法蒂玛点了点头。她从衣柜里拿出一条毯子，铺在地上。

“你们睡这里。白天不要出去。不要开灯。不要说话。”

她走出去了。房间的门关上了。

莎拉躺在床上。她的脸更白了，嘴唇干裂，额头的温度比早上更高。我用湿毛巾敷在她额头上，她闭上眼睛，呼吸很急促。

“林远。”

“什么？”

“船主被抓了。他会不会说出我们？”

“也许。”

“那革命卫队会找我们。”

“会。”

“怎么办？”

“躲。”

“躲到什么时候？”

“躲到能走的时候。”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热，烧的那种热。

“林远，如果被抓了，你说是你逼我上船的。你是中国人，他们不会为难你。”

“不会的。”

“会的。你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美国人在这里是敌人。”

“你不是敌人。你是莎拉。”

“在革命卫队眼里，我是敌人。”

“你不是革命卫队。”

“他们不会管我是谁。”

她咳嗽了几声，声音很干，像沙子磨在玻璃上。

“别说话了。多喝水。”

“你像我爸爸。”

“你爸爸也让你多喝水？”

“我爸爸说，病了就喝汤。不是水。”

“这里没有汤。有水。”

“水也行。”

她喝了半杯水，闭上了眼睛。呼吸渐渐平稳了，手还握着我的手。

中午，法蒂玛端来了午饭。米饭，炖豆子，几块羊肉。羊肉炖得很烂，用筷子一夹就散。莎拉吃了半碗米饭，几块羊肉，又喝了半杯水。她的脸色还是不好，但精神比早上好了一些。

“法蒂玛，”我说，“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什么消息？”

“战争。美国，以色列，伊朗。”

法蒂玛坐在椅子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美国人炸了恰巴哈尔的港口。昨天。炸了一个码头，一艘船。死了几个人。”

“这里？恰巴哈尔？”

“这里。离这里不远。你们昨晚在海边，没听到爆炸？”

“没有。也许听到了，以为是打雷。”

“不是打雷。是炸弹。”

她放下茶杯，看着墙上的照片。

“两伊战争的时候，也炸过这里。伊拉克人的飞机。我丈夫就是那时候死的。”

“他是在这里死的？”

“不是。在北部。阿瓦士附近。他是坦克兵。被炮弹击中了。”

“你后来没有再结婚？”

“没有。一个人。够了。”

她站起来，收拾了碗筷，走到厨房去了。

莎拉看着法蒂玛的背影。

“林远，你看她。”

“看到了。”

“她一个人。丈夫死了。没有孩子。一个人活了几十年。”

“她很坚强。”

“不是坚强。是没有别的选择。”

下午，穆罕默德来了。他从后门进来的，脚步很轻，脸色很难看。

“船主都说了，”他说，“说的你们。中国人，美国人。革命卫队在找你们。他们已经查过了港口、旅馆、大巴扎。”

“查到这里了吗？”

“还没有。老城区他们还没来。但迟早会来。”

“我们怎么办？”

“不能留在这里。法蒂玛会有麻烦。”

“去哪里？”

“北边。有个村子在海边，很偏，没人去。你们在那里躲几天。”

“然后呢？”

“然后等船。有别的船主。但需要时间。”

莎拉从床上坐起来。

“穆罕默德，你的药箱还有退烧药吗？”

“有。你怎么了？发烧？”

“不是很严重。但林远的膝盖感染了，需要换药。”

穆罕默德从柜子里拿出药箱，递给我碘伏、棉签和纱布。

“自己换。我要去联系船主了。晚上来接你们。”

他走了。我卷起裤腿，膝盖上的红肿比昨天更严重了，痂的周围有一圈黄色的脓。莎拉要帮我换药，我说不用，她坚持。她用棉签蘸了碘伏，轻轻擦掉脓液，再涂上新药，用纱布包好。她的手指很轻，很稳，不像一个发烧的人。

“好了。不要碰水。”

“好。”

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血丝，但很亮。

“林远，如果船再不来呢？”

“再等。”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来为止。”

“如果永远不来呢？”

我看着她。她的脸很瘦，颧骨很高，嘴唇干裂。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深棕色的，在昏暗的房间里像两颗星星。

“我背你游过去。”

她笑了。咳嗽了两声。

“你别笑了。笑了咳嗽。”

“你不逗我笑，我就不咳嗽。”

“我没逗你。”

“你逗了。”

她靠在我肩上，闭着眼睛。窗外的天暗了下来，院子里有蟋蟀叫，一声一声，像在数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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