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等待与风声

吃完早饭，我们回到修车铺。穆罕默德把门关上，从里面插上了铁插销。房间里暗了下来，只有窗户透进来的光，在水泥地上投下一个歪歪斜斜的亮斑。他走到墙角，打开一台老旧的收音机，调了几个频率，里面传来波斯语的新闻播报。语速很快，我听不懂，但能听到几个反复出现的词——德黑兰、以色列、美国、轰炸。

“在说什么？”我问。

穆罕默德听了一会儿，皱了皱眉。“以色列空袭了德黑兰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死了人。革命卫队说击落了对方的无人机。但没说是谁的。”

“以色列的？”

“也许是。也许不是。新闻上说的不一样。”

收音机里继续播报。莎拉坐在床上，双手抱着膝盖，听着那些模糊的波斯语单词。她的脸还是白的，但额头上的温度降了一些。药起作用了。

“还烧吗？”我问。

她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退了。没事了。”

“多喝水。”

“你像我爸爸。”

“你爸爸也让你多喝水？”

“我爸爸说，病了就喝鸡汤。不是水。”

“这里没有鸡汤。有水。”

“水也行。”

她端起杯子，喝了半杯水，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床头柜是木头的，很旧，漆面已经磨花了，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和一盒火柴。火柴盒上印着波斯文的广告，图案是一瓶香水。

穆罕默德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小了一些，走到门口，拉开一条门缝，往外看了看。街上没有人经过，只有那只猫还蹲在墙头，舔着自己的爪子。

“我去联系人，”他说，“你们在这里等。不要出去。不要开门。不要让人看到你们。”

“好。”

他拿上一件夹克，从后门出去了。铁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很沉，像一块石头落进水里。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莎拉。收音机还在响，播完新闻开始放音乐——伊朗传统音乐，笛子和手鼓，旋律悠长，像一个人在沙漠里唱歌。我听不懂歌词，但能感觉到那种苍凉，那种站在空旷的地方、对着风说话的感觉。

“林远，你过来坐。”

她拍了拍床边。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床垫很软，两个人坐上去，中间陷下去一块，她的身体微微倾向我。

“你紧张吗？”她问。

“有一点。”

“我也是。”

“怕什么？”

“怕船。怕海上。怕到了巴基斯坦，又要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也挺好。”

“怎么好？”

“新的路。新的人。新的馕。”

“巴基斯坦也有馕？”

“有。叫馕，和伊朗的差不多。”

“你吃过？”

“吃过。在奎达。巴基斯坦边境的小镇。”

“好吃吗？”

“好吃。但没伊朗的好吃。”

“你什么都和伊朗比。”

“因为伊朗的好吃。”

她笑了。收音机里的音乐换了，变成了一首更慢的曲子。手鼓的声音低了下去，笛子的声音高了起来，像一个人在哭泣，但哭得很克制，不出声，只是流泪。

“林远，你听这音乐。”

“听到了。”

“像什么？”

“像一个人站在海边。风很大。他在等人。”

“等谁？”

“等船。等船来接他走。”

“那他为什么哭？”

“因为他不知道船什么时候来。也许今天来，也许明天来，也许永远不来。”

“船会来的。”

“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必须走。”

收音机里的音乐停了。新闻又开始了。这次是一个新的消息——阿拉伯联盟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局势。卡塔尔和科威特呼吁停火，沙特保持沉默，阿联酋谴责“地区不稳定”。穆罕默德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得很小，但在寂静的房间里还是能听到。那些政治家的声音，隔着几千公里，通过电波传到一个修车铺的角落，传到两个人的耳朵里，显得那么遥远，那么无力。

“莎拉，你说那些开会的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他们想知道的。”

“他们想知道的，不是真相。”

“那是什么？”

“是他们想让人知道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林远，你恨那些开会的人吗？”

“不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离得太远。恨不到。”

“恨不到的，就不恨了？”

“恨不到的，恨了也没用。有用的是恨能到的地方。”

“哪里能到？”

“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心里。恨在心里，能到。恨在心里，能杀人。”

“你恨过吗？”

“恨过。在路上，被人欺负的时候。检查站，被人盘问的时候。但恨完了，还要骑车。恨不骑车。只有手骑车。”

“恨不骑车。”她重复了一遍，“你是对的。恨不骑车。恨不走路。恨不吃饭。恨不活着。”

“所以不恨了？”

“不恨了。”

“恨什么？”

“恨战争。恨它让人变成鬼。”

穆罕默德回来了。他从后门进来，脚步很快，脸上的表情不是紧张，是那种“有事发生了但我还没想好怎么说”的复杂。

“船的事，问了。”

“怎么样？”

“船主说，今晚可以走。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让你们帮他带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穆罕默德从夹克里拿出一个小包裹。布包的，用胶带缠了很多层，不大，比拳头大一点，不重。

“是什么？”我问。

“不要问。问了，他就不带了。”

“不带这个东西，就不让我们上船？”

“不让。”

我接过那个包裹，捏了捏。里面不是硬的，是软的，也许是衣服，也许是别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不想问。

“带到哪里？”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有人来接。”

“什么人？”

“不要问。”

我看着穆罕默德。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担忧，有歉意，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

“穆罕默德，你见过这个船主吗？”

“见过。不是朋友。但他是唯一能带你们走的人。”

“他可靠吗？”

“可靠？在战争中，可靠是人说的。不是他是的。”

我把包裹放在桌上。莎拉看着它，没有说话。她的脸还是白的，但眼睛很亮——那种生病时特有的亮，像发热的玻璃。

“林远，你决定。”

我看着那个包裹。布包的，胶带缠了很多层，捆得严严实实。它不重。它不硬。它在桌上，像一个安静的动物，蜷着身体，等着被带走。

“今晚走。东西带上。”

莎拉点了点头。穆罕默德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递给我。

“这是船主给的。上面写的是时间和地点。你们到了瓜达尔，把东西交给接的人。然后把纸烧掉。”

纸上写着波斯文，我看不懂。我递给莎拉，她看了看，折好，塞进口袋。

“穆罕默德，谢谢你。”

“不用谢。你们是礼萨的朋友。礼萨是我的兄弟。兄弟的朋友，就是兄弟。”

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着外面的街道。阳光已经很高了，照在院子里的废铁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那只猫还在墙头，换了一个姿势，趴在那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林远，你们今晚走。但白天不能待在这里。”

“去哪里？”

“海边。有个地方，很偏，没人去。你们在那里等。天黑以后，船主来接你们。”

“怎么去？”

“我带你们去。”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背包，塞进去几块馕、一瓶水、一盒椰枣。然后把背包递给我。

“拿着。路上吃。”

“谢谢。”

“不用谢。”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铁插销。门开了，阳光涌进来，刺得我眯起了眼睛。

“走吧。趁没人。”

我背上背包，拿起AK-47，挂在肩上。莎拉背上她的背包，把袍子的帽子戴上。穆罕默德走到摩托车旁边，发动引擎。

“跟着我。不要离太远。不要按喇叭。不要和人说话。”

我们骑上摩托车，跟着穆罕默德，穿过了几条小巷。巷子很窄，两侧的墙很高，挡住了阳光，很凉快。墙壁上有涂鸦，不是政治标语，是孩子的画——一个小人，一个太阳，一朵花。画得歪歪扭扭，但很温暖。

出了巷子，是一片空地。空地长满了野草，草是枯黄的，在风中瑟瑟发抖。空地的尽头，是海。不是昨晚看到的那种远方的大海，是近在眼前的、触手可及的大海。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哗哗的声音。海风很大，吹得莎拉的袍子鼓起来，像一面灰色的帆。

穆罕默德把摩托车停在一片棕榈树下，熄了火。

“这里。你们在这里等。天黑以后，船主会来。不要生火。不要抽烟。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你们。”

“好。”

“我走了。晚上再来。”

他骑上摩托车，消失在巷子里。

我们站在棕榈树下，看着海。海很蓝，不是天空的蓝，是更深的、更沉的蓝，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海面上有渔船，白色的，在浪尖上起伏，像一片片树叶。海鸥在头顶飞，发出尖厉的叫声，像孩子在哭。

“林远，你看。”

莎拉指着海面上的一艘船。不是渔船，是一艘军舰，灰色的，很长，很高，船头有炮。船尾飘着一面旗——不是伊朗的，是另一面。我看不清。

“哪国的？”我问。

“不知道。也许是美国的。也许是印度的。也许是巴基斯坦的。”

军舰在海上慢慢移动，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点，消失在海平面上。

“林远，你说那艘船要去哪里？”

“不知道。也许是打仗。也许是回家。”

“它上面的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吗？”

“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海。海很大。我们在海里，很小。”

她抱紧了一些。她的手环着我的腰，银戒指硌着我的腹部，凉凉的，像一颗小小的石子。

“林远，今晚船来了，我们就走。”

“今晚走。”

“到了巴基斯坦，先找医院。”

“医院？”

“你的膝盖。还没好。”

“没事。”

“让我看。”

我卷起裤腿。膝盖上的擦伤已经结痂了，但痂的周围有些红肿。

“感染了？”

“有一点。没事。”

“到了巴基斯坦，先去医院。”

“好。”

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碘伏和棉签。碘伏是在小镇上买的，用了一次，还剩大半瓶。她用棉签蘸了碘伏，涂在伤口上。碘伏很凉，刺激得我缩了一下腿。

“疼？”

“不疼。凉。”

“忍一下。”

她涂得很仔细，从伤口中心向外画圈，一圈一圈，像在画一朵花。她的手指很轻，棉签在皮肤上滑过，痒痒的。

“好了。不要再弄脏了。”

“好。”

她站起来，把碘伏的盖子拧上，塞进口袋。海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遮住了半张脸。她没有拨开，就那样站着，头发在风中飘动，像一面棕色的旗帜。

“莎拉。”

“什么？”

“到了巴基斯坦，你先去医院。”

“我没事。”

“你有事。你发烧了。”

“退了。”

“还会烧。”

“不会。”

“会。”

她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踮起脚尖，吻了我。不是昨晚那种轻轻的、像蝴蝶落在花瓣上的吻，也不是海边那种深情的、嘴唇贴着嘴唇的吻——是另一种，更短的、更轻的、像是怕被人看到的那种。

“走吧，”她说，“找个地方坐下。天黑还早。”

我们在棕榈树下坐下来，背靠着树干。树干很粗，树皮很糙，硌着后背，但阳光晒不到，很凉快。莎拉把头靠在我的肩上，闭上了眼睛。她的呼吸很轻，很慢，像潮水。

我看着海。海面上，那艘军舰已经不在了。只有渔船，白色的，在浪尖上起伏，像一片片树叶。海鸥还在飞，叫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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