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船与封锁

清晨五点半，我被穆罕默德的脚步声吵醒。

他在修车铺里走动，脚步很轻，但地板是水泥的，鞋底和地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有人在用砂纸打磨木头。然后是铁器碰撞的声音——扳手、螺丝刀、钳子，叮叮当当，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打击乐。他在整理工具，也许是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也许只是睡不着。

我睁开眼睛。天花板是木头的，很矮，伸手就能够到。木头上有裂缝，裂缝里嵌着灰尘和蛛网。一束光从窗户漏进来，照在天花板上，金色的，很细，像一根针。

莎拉还在睡。她侧躺着，脸朝着我的方向，毯子滑到了肩膀下面。她的呼吸比昨晚重了一些，不是那种平稳的、深沉的呼吸，而是浅的、快的，像有人在追她。她的额头上有汗，不是热的汗，是冷的——皮肤是凉的，但汗珠是冷的，摸上去像露水。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烫。

不是发烧的那种烫，是低烧——温热的，比正常体温高一点，但不至于到危险的程度。但她的脸色不好，嘴唇发白，眼睑下面有青色的阴影。昨天的绑架、夜里的奔波、海边的冷风，她的身体在抗议。

我没有叫她。让她睡。

我起床，穿上袍子，把AK-47挂在肩上，走出房间。修车铺里，穆罕默德蹲在一辆皮卡旁边，正在拆轮胎。他看到我，站起来，用抹布擦了擦手上的油。

“早。”

“早。”

“她呢？”

“还在睡。她有点发烧。”

穆罕默德皱了皱眉。“有药吗？”

“有。退烧药。在箱子里。”

“给她吃。海边的天气，容易病。”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壶茶和两个杯子，倒了两杯，一杯递给我。茶很烫，很甜，有藏红花的香气。

“穆罕默德，船的事，问了吗？”

“问了。”他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港口被封了。军方不让民用船出海。所有船都停在码头，不能动。”

“没有别的办法？”

“有。走私船。不通过港口，从海滩出发。晚上走，关灯，避开巡逻艇。”

“能到巴基斯坦？”

“能。也能到阿曼。迪拜也能到。但要钱。”

“多少钱？”

“一个人，五百美元。两个人，一千。”

一千美元。我身上有大约六百美元，是出发时带的，一路上花了一些，还剩这些。莎拉也许有，但她还在睡，我不能翻她的包。

“能便宜吗？”

“不能。走私船不是我的。是别人的。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不讲价。”

“船主是谁？”

穆罕默德看了看门口，压低声音。“不要问。问了，他们不带你。”

“什么时候能走？”

“今晚。如果你们决定走，我去联系。天黑以后，有人来接你们。去海滩，上船，走。”

“船安全吗？”

“安全？在战争中，没有安全。只有活和死。”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街道。街上已经有行人了，一个老人在扫门前的土，一个妇女在买菜，几个孩子在踢足球。一个士兵从检查站的方向走过来，手里拿着步枪，眼睛扫视着街道。

“林远，你们不能留在这里太久。有人看到你们了。外国人，带枪，住在我这里。会有人问。”

“谁会问？”

“很多人。民兵。革命卫队。强盗。战争来了，所有人都想分点什么。”

“分什么？”

“钱。枪。女人。”

他看了一眼房间的方向。莎拉在里面。

“今晚必须走。不管船多少钱，不管有没有船。今晚必须走。”

我没有回答。我端着茶杯，站在修车铺门口，看着街道。阳光已经铺满了整条街，金色的，把土坯墙照成了橙红色。馕坑的香气从街角飘过来，混着汽油和尘土的味道。一个男人推着自行车经过，车筐里装着一袋馕和一捆青菜。他的脸是深棕色的，皱纹很深，眼睛看着前方，没有看我。

“穆罕默德，最近有什么消息吗？战争的事。”

他走回来，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波斯文的，我看不懂，但他指着上面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栋冒烟的建筑，不是民房，是政府大楼。德黑兰的，被炸了。

“美国人炸的。昨天。死了十几个人。有官员，有士兵，也有平民。”

他把报纸翻到另一页。照片上是一群人在废墟上救人，抬着担架，盖着白布。一个女人跪在废墟旁边，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的脸是灰的，眼睛闭着。

“以色列人也参战了。他们的飞机从伊拉克领空过来，炸了布什尔的核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发射了导弹，打回去。打到了以色列的什么地方。不知道。新闻上说的不一样。有的说打中了，有的说没打中。”

他把报纸扔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阿拉伯人呢？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他们怎么说？”

“有的说支持美国，有的说中立，有的说反对。但没人出兵。他们看着。战争不是他们的。是伊朗和美国的。他们不想掺和。”

“巴基斯坦呢？”

“巴基斯坦。边境那边，他们也在看着。他们的边境部队加强了警戒，怕难民涌过去。但还没关。也许不会关。也许明天就关。”

“那我们今晚必须走。”

“今晚必须走。”

我把茶杯放下，走进房间。莎拉已经醒了，坐在床上，用手揉着太阳穴。她的脸还是白的，嘴唇还是白的，但眼睛是亮的——那种生病时特有的亮，像发热的玻璃。

“你发烧了，”我说。

“有一点。没事。”

“吃药。”

我从箱子里翻出退烧药，倒了一杯水，递给她。她接过药，看了看，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水，咽了。

“林远，船的事问了吗？”

“问了。港口被封了。只能走私船。”

“能走吗？”

“能。今晚。但要钱。一千美元。”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打开背包，从夹层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布是蓝色的，绣着花。她从布袋里拿出一叠美元，数了数。

“我有八百。”

“我有六百。够了。”

“够了。”

她把钱装回布袋，塞进背包夹层。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

“林远，到了巴基斯坦，你回国。我回美国。”

“到了再说。”

“到了再说。”

她从床上下来，穿上鞋，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她眯起了眼睛。窗外是修车铺的院子，堆着轮胎和废铁，墙上爬着藤蔓，藤蔓上开着紫色的小花。一只猫蹲在墙头，看着她，眼睛是绿色的。

“林远，你看那只猫。”

“看到了。”

“它在看我们。”

“它在看我们。”

“它知道我们要走吗？”

“不知道。它只知道墙头有太阳。墙头很暖和。”

她笑了。不是大笑，是那种嘴角微微上扬的、带着一点点悲伤的笑。

“林远，你是个怪人。”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但你是我的怪人。”

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热——发烧的那种热，但不是烫，是温热的，像冬天抱着一杯热茶。

“走吧，”她说，“去吃早饭。然后回来收拾东西。今晚走。”

“好。”

我们走出房间。穆罕默德已经在修车铺门口等着了，手里拿着摩托车钥匙。他看了莎拉一眼，看了看她的脸。

“她病了？”

“有一点。吃了药。”

“能骑车吗？”

“能。”

“走吧。我带你们去吃早饭。有个地方，馕很好吃。”

我们骑着摩托车，跟着穆罕默德穿过几条街道。恰巴哈尔的早晨很热闹，巴扎里已经挤满了人，卖菜的、卖鱼的、卖馕的、卖衣服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混杂着香料、烤鱼、汽油和海水的气味。一个卖鱼的小贩在叫卖，手里举着一条银光闪闪的大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着光。

穆罕默德带我们到了一家茶馆。茶馆不大，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伊朗传统音乐的画报。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戴着头巾，头巾是红色的。她看到穆罕默德，笑了，用波斯语和他聊了几句。穆罕默德指了指我和莎拉，老板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厨房。

“她说什么？”我问。

“她问你们是谁。我说是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

“她信了？”

“她信了。因为我是穆罕默德。”

老板端来了早餐。馕、蜂蜜、奶酪、水煮蛋、红茶，还有一盘切好的西瓜。馕是刚出炉的，烫手，蜂蜜是琥珀色的，在晨光中像液态的黄金。莎拉剥了一个鸡蛋，把蛋白吃了，蛋黄放在我的盘子里。

“你又不吃蛋黄。”

“你吃。”

我吃了。

穆罕默德看着我们，笑了。

“你们像夫妻。”

莎拉没有否认。我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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