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扎黑丹的月光

五十公里，我骑了一个半小时。

不是路不好走，是我不想骑快。扎黑丹在望，但“在望”不等于“到达”。路上的车多了起来——皮卡、轿车、摩托车、自行车，还有驴车。一个老人赶着驴车，驴背上驮着两袋水泥，慢悠悠地走在公路边缘，后面的汽车耐心地跟着，没人按喇叭。在伊朗，耐心是一种美德。在战争中，耐心是一种奢侈。

莎拉在我身后，头靠在我的肩上，没有说话。她的呼吸很平稳，但我知道她没有睡着——她的手指在我的腹部轻轻敲打，像是在打什么节奏，一下，两下，三下。

“林远，”她突然说。

“什么？”

“你紧张吗？”

“不紧张。”

“你骗人。”

“有一点。”

“我也紧张。”

“怕什么？”

“怕检查站。怕民兵。怕他们问我话。怕我的口音暴露。”

“你是美国人。”

“现在不是。现在是你的妻子，克尔曼人。”

“克尔曼人说波斯语有口音吗？”

“有。克尔曼的口音很重。我不会。”

“那你就别说话。”

“你又说谎。你说我是你妻子，妻子不说话，不正常。”

“吵架了。冷战。”

她笑了。“你是个怪人。”

“很多人都这么说。”

扎黑丹出现在地平线上。不是灯火辉煌的那种出现——扎黑丹的灯火在暮色中只是一小片模糊的橘黄色，像有人在黑暗中点了一盏煤油灯。城市的轮廓很低，没有高楼，只有清真寺的宣礼塔，在暮色中像一根根黑色的针，刺向天空。

没有黑烟。没有火光。没有爆炸声。

安静。

但这种安静，和阿瓦士爆炸前的安静不一样。阿瓦士的安静是假的，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扎黑丹的安静是真的——战争还没打到这里，或者打到了，但没打中。

我骑进市区。

街道比设拉子窄，比克尔曼乱。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人、驴车混在一起，喇叭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有馕的香气、烤肉的烟气、汽油的刺鼻味、和某种说不清的香料味。路边的小贩在卖各种东西——水果、蔬菜、衣服、地毯、锅碗瓢盆。一个卖烤玉米的摊子前，几个孩子在排队，手里攥着钱。

“往哪边走？”莎拉问。

“北边。礼萨的家。”

“你还记得路吗？”

“记得。他家在扎黑丹北边，一栋灰色的小楼，门口有一棵石榴树。”

“你住了几天？”

“两天。他请我住在他家。他妈妈给我做饭。塔迪格，伊朗的锅巴，金黄色的，脆的。”

“好吃吗？”

“好吃。世界第一。”

“又是世界第一。”

“她做的，真的是世界第一。”

我凭着记忆，穿过几条街道，拐进一条巷子。巷子很窄，两侧是土坯墙，墙头上有碎玻璃，在车灯的光中闪着寒光。巷子的尽头，是一栋灰色的小楼，铁门是绿漆的，门口有一棵石榴树。石榴树还在，但叶子有些黄了，掉了不少，地上铺了一层枯叶。树上挂着几个石榴，不大，青色的，还没熟。

我停下车，熄了火。莎拉下了车，站在石榴树旁边，看着那栋楼。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我走到门前，敲了敲。铁门发出沉闷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应。我又敲了敲。还是没有。

莎拉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没人？”

“也许不在家。也许出去了。”

“也许……”

她没有说完。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也许不在了。也许去了别的地方。也许被征召了。也许被炸了。但扎黑丹没有轰炸。至少现在没有。

我又敲了敲。这次重一些。

门开了。

不是礼萨。是一个女人，戴着头巾，穿着黑色的长袍。她大约五十多岁，脸很瘦，眼睛很亮。她看着我的脸，看了几秒。然后她的眼睛亮了。

“林远？”

是礼萨的母亲。她记得我的名字。

“是我。您好。”

她伸出双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温暖。她用波斯语说了一长串，我听不懂，但她的表情我能读懂——惊喜、激动、还有一点点担忧。

“礼萨呢？”我用英语问。

她听不懂，但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进院子。院子还是那个样子，石榴树、无花果树、小水池。金鱼还在，在水里慢悠悠地游，尾巴像扇子一样展开。但水池的水位低了，池壁上有一圈水垢。

她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男人从屋里走出来。

不是礼萨。是礼萨的父亲。他比几个月前瘦了，头发也白了更多，但眼睛还是那样，锐利的，像鹰。他看了看我，看了看莎拉，然后点了点头。

“礼萨呢？”我又问。

礼萨的父亲用波斯语说了一句，然后指了指墙上。墙上挂着一幅照片，新的，相框是黑色的。照片上的人，是礼萨。穿着军装。橄榄绿的，没有肩章，没有臂章，只有胸口别着一枚徽章。

他参军了。

不是被征召的，是自愿的。战争爆发后，他报名了。他被派往东南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地方。他说那里有武装分子，趁战争混乱，想渗透进来。他去守边境了。

礼萨的母亲从屋里端出茶和馕。她把茶递给我，把馕递给莎拉。然后她坐在石凳上，看着我们，不说话。

“她在想什么？”莎拉小声问我。

“想她的儿子。”

“她担心他。”

“担心。但不说。”

礼萨的父亲走到石榴树下，摘了一个青色的石榴，用刀切开。石榴籽还是白色的，没熟，很酸。他把切开的石榴放在石桌上，示意我们吃。

我拿了一瓣，咬了一口。酸。很酸。酸得我皱起了眉。

礼萨的父亲看着我的表情，笑了。第一次看到他笑。他的笑容很温暖，和他锐利的眼睛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礼萨走的时候，”他用英语说，一个字一个字地，很慢，“他说，你会回来。”

“他怎么说？”

“他说，‘林远会回来的。他要去设拉子。他回来的时候，告诉他，我走了。但我会回来。’”

我看着那张照片。礼萨穿着军装，站在一面墙前面，墙是白色的，上面没有涂鸦。他没有笑，也没有严肃。他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在说“我去做一件事，做完就回来”。

“莎拉，”礼萨的父亲看着莎拉，“你是哪里人？”

莎拉看了看我。我点了点头。

“美国人。”

礼萨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美国人。礼萨教英语。他喜欢美国人。他说，美国人不是政府。美国人是人。”

“他是对的，”莎拉说。

“他是我的儿子。他经常对。”

礼萨的母亲站起来，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个托盘出来了。托盘上是一碗羊肉汤、一盘馕、一小碟腌黄瓜。她把托盘放在石桌上，把碗推到我面前。

“吃，”她用英语说。

“您还记得这个单词。”

她笑了。没有牙齿的笑容，在煤油灯的光中很温暖。

我吃了羊肉汤。莎拉也吃了。汤很烫，羊肉炖得很烂，用筷子一夹就散。土豆很面，入口即化。汤里有姜黄和肉桂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番茄的酸味。

“好吃，”莎拉说。

礼萨的母亲看着她，点了点头。

吃完饭，礼萨的母亲带我们上楼。二楼有两个房间，一个是礼萨的，一个是客房。礼萨的房间门锁着，钥匙被他带走了。客房的门开着，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床上铺着干净的床单，叠着毯子。

“你们住这里，”礼萨的父亲说。

“一间？”莎拉问。

“一间。两张床。”

莎拉看了看我。我没有说话。

礼萨的父亲走了。礼萨的母亲也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扇门关上的声音。

莎拉走进房间，把背包放在靠窗的那张床上，坐在床边。她脱下鞋子，把脚缩到床上，抱着膝盖。

“林远。”

“什么？”

“你朋友去当兵了。你不担心吗？”

“担心。但他是成年人。他选了这条路。”

“你选了什么路？”

“我选了骑车。从邢台骑到伊朗。从伊朗骑到……不知道。”

“不知道还骑？”

“骑到了就知道了。”

她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是圆的，很亮，照在石榴树上，把树叶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幅水墨画。

“林远，你说战争结束了，礼萨会回来吗？”

“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说他会回来。”

“你信他？”

“我信。”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躺下来，把毯子拉到胸口。

“晚安，林远。”

“晚安。”

我关了灯。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个白色的长方形。蟋蟀在叫，风在吹，远处有狗叫。

我躺在床上，看着那个白色的长方形。它在天花板上慢慢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从右边移到墙角，然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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