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克尔曼郊外的夜晚

沙尘暴在傍晚时分终于停了。

不是渐渐停的，是突然停的。就像它来时那样——风一下子小了，沙一下子落了，天空从黄色变成灰色，从灰色变成浅蓝色，然后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橙红色的，像一只刚睁开的眼睛。

礼萨把卡车停在路边，推开车门，走下车。他站在公路边上，伸了个懒腰，然后点了一根烟。

“过了这个山头，就是克尔曼，”他用烟指了指前方，“你们今晚住那里吗？”

“看情况，”我说。

莎拉也下了车，站在公路边上，看着远处的山。山的轮廓在夕阳中很清晰，灰褐色的岩石，被晚霞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空气里还有沙尘的味道，但比下午好多了，能呼吸了。

“克尔曼有旅馆吗？”她问。

“有。我经常住的那家，叫‘大巴扎旅馆’，在老城区。老板叫马苏德。你告诉他，你是礼萨的朋友，他会给你便宜。”

“谢谢你，礼萨。”

“不用谢。你是美国人，但你不像美国人。”

“美国人应该什么样？”

礼萨想了想，把烟叼在嘴里，两手插在口袋里。

“我不知道。电视里的美国人，拿着枪，开着坦克，喊着‘我是美国人’。你不拿枪，不开坦克，不喊。你只是坐在我的卡车里，吃我的椰枣。你不像美国人。你像人。”

莎拉没有说话。她站在公路边上，背对着夕阳，脸在阴影中，看不清表情。

“礼萨，”我说，“你还要往东吗？”

“往东。去扎黑丹。医院在等药。”

“路上小心。”

“你们也是。”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林远，你的摩托车，油还够吗？”

“够到克尔曼。到扎黑丹不够。”

“克尔曼有加油站。加满了再走。不要走夜路。晚上有野狗，也有人。”

“什么人？”

“坏人。战争开始了，坏人出来了。平时不敢做的，现在敢了。”

他爬上卡车，发动引擎。车窗摇下来，他探出头，看了我们一眼。

“祝你们平安。”

“祝你平安。”

卡车开走了。尾灯在暮色中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公路的尽头。

我们站在路边，看着那片黑暗。风吹过来，带着沙尘和柴油的味道。

“林远，”莎拉说，“你信他说的话吗？”

“哪句？”

“美国人应该什么样那句。”

“我信。他是好人。好人不撒谎。”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

“他送药。给医院送药。好人做的事。”

莎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走到摩托车旁边，把绳子解开，把摩托车从车斗里推下来。

“走吧。天快黑了。”

我跨上摩托车，发动引擎。莎拉坐上来，双手环住我的腰。

“抱紧，”我说。

“一直抱得很紧。”

“再紧一点。”

她抱得更紧了。

从公路到克尔曼，还有大约三十公里。天已经完全黑了，我打开车灯，灯光在黑暗中切出一条光柱，照亮前方的路面。公路两侧是荒漠，偶尔有一棵孤零零的树，在车灯的光柱中像一个人影，骑近了才发现是树。

莎拉在我身后，头靠在我的肩上，没有说话。她的呼吸很平稳，不像睡着了，但也不像醒着。在那种半梦半醒之间，人是最安静的。

晚上七点，我们到了克尔曼。

克尔曼比设拉子小，但比路上经过的那些小镇大得多。城市的灯光在黑暗中像一片低垂的星空，密密麻麻的，有的亮，有的暗，有的在闪烁。没有轰炸的痕迹——没有黑烟，没有火光，没有警报声。安静的，像战争没有发生过。

但战争发生过。只是这里还没被炸到。

按照礼萨说的，我们找到了“大巴扎旅馆”。旅馆在老城区，一条窄巷子的尽头，门口挂着一盏煤油灯，灯火在晚风中摇曳。门是木头的，很旧，门环是铜的，上面刻着波斯文。

我敲了门。等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老人站在门口，穿着灰色的袍子，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本书。

“马苏德？”我问。

“是。你是谁？”

“礼萨的朋友。他说住这里便宜。”

马苏德看了看我，看了看莎拉，看了看摩托车。

“你是中国人？”

“对。”

“她是哪里人？”

“美国人。”

马苏德沉默了两秒。然后他侧身让开。

“进来。不要站在外面说话。”

他把我们领进院子。院子不大，但很干净，地上铺着石板，石板缝里长着青苔。中央有一个小水池，池水很浅，但很清澈，倒映着天上的月亮。院子四周是客房，木门，木窗，窗台上摆着花盆，种着玫瑰和薄荷。

“两间房，”马苏德说，“一间你，一间她。”

“一间就够了，”莎拉说。

马苏德看了看我，看了看莎拉。

“一间？”

“一间。两张床。”

马苏德点了点头，带我们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房。推开门，里面有两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一个床头柜。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叠着毯子。窗户开着，窗帘是米色的，在晚风中轻轻飘动。

“一晚上十美元。早餐七点半。”

“好。”

马苏德走了。莎拉走进去，把背包放在靠窗的那张床上，然后坐在床边，脱下鞋子。她穿着一双旧登山鞋，鞋底已经磨平了，鞋面上全是沙。

“你在想什么？”我问。

“想洗澡。有热水吗？”

“不知道。去问问。”

我去问了马苏德。他说热水器是太阳能的，白天有热水，晚上不一定。现在晚上七点多，可能还有，再晚就凉了。

莎拉去洗澡了。我坐在院子里的水池边，看着月亮。月亮是圆的，很亮，在水池里有一个倒影，像另一个月亮，在水底发光。风从屋顶吹过来，带着薄荷和玫瑰的香气。

马苏德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他手里拿着那本书，波斯文的，我看不懂。

“你从哪里来？”他问。

“中国。”

“中国哪里？”

“邢台。”

“邢台，”他念了一遍，念得很准，“我知道邢台。”

“你怎么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写的是中国历史。书上说，邢台是商朝的都城。三千多年了。”

“三千五百年。”

“三千五百年，”他点了点头，“我的克尔曼，也老了。但没有你的老。”

“老了不好吗？”

“老了好。老了知道什么该留，什么该扔。”

“什么该留？”

“客人。客人该留。”

“什么该扔？”

“仇恨。仇恨该扔。”

他看着水池里的月亮，沉默了一会儿。

“那个美国女人，是你什么人？”

“朋友。路上遇到的。”

“她在拍纪录片？”

“对。石油的。拍到了战争。”

“战争不好。但战争让人看清很多东西。”

“看清什么？”

“看清谁是人，谁是鬼。”

他没有继续说。站起来，拍了拍袍子上的灰。

“晚安，林远。”

“晚安，马苏德。”

他走了。我坐在水池边，看着月亮。风还在吹，玫瑰的香气还在。浴室的门开了，莎拉走出来，头发湿漉漉的，披在肩上。她穿着一件干净的T恤和一条运动裤，脚上是一双拖鞋。

“水还热，”她说，“你快去。”

我洗了澡。热水冲在身上，把沙子和汗水一起冲掉。水是咸的，有沙尘的味道。我站在花洒下面，闭着眼睛，让热水浇在脸上。水温很热，烫得皮肤发红，但我没有调凉。我需要这种热度，需要这种被包裹的感觉，需要提醒自己还活着。

洗完澡，回到房间。莎拉已经躺在床上了，毯子盖到胸口，手里拿着手机，在看什么。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五官照得很清楚——高颧骨，深眼窝，鼻梁很直。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屏幕的蓝光中像两颗黑色的玻璃珠。

“信号有吗？”我问。

“一格。够发消息。”

“给你爸妈发了？”

“发了。他们回了。”

“说什么？”

“说‘保重’。说‘回来’。”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房间暗了。只有月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蟋蟀在叫，风在吹，远处有狗叫。

“林远，”莎拉在黑暗中说话。

“什么？”

“你睡着了吗？”

“没有。”

“我也没睡着。”

“在想什么？”

“想礼萨。那个卡车司机。他说我不像美国人。像人。”

“你像人。”

“你也是。”

沉默了一会儿。

“林远，你为什么要骑摩托车？”

“问过了。”

“再问一遍。”

“因为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摩托车刚好。”

“这句话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你是对的。”

她没有再说话。我也没有。

月光在天花板上慢慢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从右边移到墙角，然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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