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侯赛因的战争

我在无花果树下睡了一夜。不是安稳地睡，是那种断断续续、半梦半醒的睡。侯赛因家的院子很安静，没有狗叫，没有风声，只有无花果树叶在夜风中偶尔发出沙沙的响声。但我的耳朵一直在捕捉别的声音——远处有没有爆炸声？公路上有没有车队经过？天空中有没有飞机？

都没有。

凌晨四点多，侯赛因起来了。不是被什么吵醒的，是习惯。七十岁的老人，每天这个时候起床，做晨礼，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他走进院子，看到我已经坐在石凳上了，愣了一下。

“你没睡？”

“睡了。醒了。”

“年轻人，觉少不好。”

“不是觉少。是睡不着。”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他走到院子的一角，面朝西边——麦加的方向——铺开一块小毯子，开始做礼拜。跪拜，起身，跪拜，起身。动作很慢，但很稳。七年前扛过枪的肩膀，如今在**面前弯下，有一种说不出的庄重。

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看着侯赛因做礼拜的样子，觉得信仰也许不是关于神，而是关于“你愿意向什么低头”。

礼拜结束，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吃早饭。”

早饭很简单——馕、酸奶、红茶、几颗椰枣。馕是凉的，但用茶泡软了，味道还行。酸奶很酸，侯赛因加了一勺蜂蜜，推到我面前。

“吃。甜的好吃。”

我吃了一口。蜂蜜的甜和酸奶的酸混在一起，味道很奇特，但不错。

“侯赛因，”我说，“你昨天晚上说，你打过两伊战争。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八年。八年。”他喝了一口茶，“那时候我三十多岁，和你现在差不多大。”

“你在哪里打仗？”

“南边。胡齐斯坦。阿巴丹。你知道阿巴丹吗？”

“知道。我在那里附近经历过第一波轰炸。”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共鸣，也许是悲哀，也许是某种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

“阿巴丹，”他说，“我守了阿巴丹一年。伊拉克人包围了城市。我们出不去，他们进不来。炮弹每天落下来，像下雨一样。不是下雨，是下铁。”

“你受伤了吗？”

他卷起左腿的裤管。小腿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从膝盖一直延伸到脚踝，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伤疤是白色的，很宽，边缘不整齐，像是被什么东西撕开的。

“弹片。一九八二年。伊拉克人的炮弹。”

“疼吗？”

“当时不疼。后来疼。现在也疼。下雨天疼。”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把裤管放下来，喝了一口茶。

“活下来不需要理由。死才需要。”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太阳从东边的山脊后面升起来了，橙红色的光洒在院子里，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照得透亮。一只鸟在树上叫，声音很脆，像是在唱歌。

“侯赛因，”我说，“你恨伊拉克人吗？”

“不恨。”

“为什么？”

“因为伊拉克人也是人。他们也有母亲，也有妻子，也有孩子。他们也不想打仗。是萨达姆想打仗。”

“现在呢？美国人来了。你恨美国人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浅灰色的，很亮，像磨过的金属。

“我不知道。我还没想好。”

“你参加过搜寻吗？找那个美国飞行员？”

“没有。我老了。走不动了。我的战争结束了。”

“但你的儿子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进屋里。几分钟后，他拿着一本相册出来了。相册很旧，封面是皮质的，边角已经磨破了。他翻开第一页，指着一张照片给我看。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岁左右，穿着军装，站在一辆坦克旁边。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睛很大。他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我的儿子，礼萨。两伊战争的时候，他是坦克兵。”

“他活下来了吗？”

“活下来了。但他不在这里。他在德黑兰。”

“做什么？”

“开出租车。”

“他参加搜寻了吗？”

侯赛因合上相册，放在石桌上。

“我不知道。他没告诉我。我也不想问。”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参加了，我会为他骄傲。但如果他受伤了，或者死了，我会后悔。”他看着远处的山，“当父亲，就是这样。又想让孩子勇敢，又怕孩子受伤。”

我看着他。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清楚——每一条皱纹都是一道沟壑，里面藏着他七十年的记忆：战争、死亡、儿子、妻子、朋友、敌人。

“侯赛因，”我说，“你妻子呢？”

“去世了。十年前。癌症。”

“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她活着的时候，我对她好。她走了，我没有遗憾。”

他从相册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四十多岁，戴着头巾，脸很圆，笑得很温暖。她站在无花果树下，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像是在扫院子。

“这棵树，”侯赛因指了指头顶的无花果树，“是她种的。三十年前。她说，无花果树的果子很甜，叶子很密，夏天可以乘凉。”

“现在你每天坐在这棵树下。”

“对。每天。她走了，树还在。”

他把照片放回相册，合上，抱在怀里。

“林远，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女朋友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在路上。路上的人，不能停下来谈恋爱。”

“等战争结束了，你停下来。找一个好姑娘。”

我笑了。“也许。”

他站起来，把相册送回屋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件东西——一件旧的军装。橄榄绿的，肩章上有军衔标志，但已经褪色了。胸口别着几枚勋章，其中一枚和昨天在检查站看到的那个老人戴的一模一样。

“这是你的军装？”我问。

“对。两伊战争的时候穿的。”

“为什么拿出来？”

他抚摸着军装上的勋章，没有说话。然后他把军装叠好，放在石桌上。

“林远，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把这件军装带到设拉子。”

“带到设拉子？为什么？”

“因为那里有一个人。我的战友。他叫阿里·礼萨。两伊战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连的。他救过我的命。我想把这件军装给他。告诉他，我还活着。”

“你怎么知道他在设拉子？”

“他儿子在设拉子。他退休后搬过去了。地址我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纸条上写着波斯文，我看不懂。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我老了。走不动了。而且——”他看着西边的天空，“而且战争开始了。路上不安全。”

“你觉得我能到设拉子？”

“也许能。也许不能。但你至少在路上。我连路都上不了了。”

我把纸条叠好，塞进钱包里。又把军装叠好，用塑料袋包起来，塞进箱子里。

“侯赛因，如果我到了设拉子，我会找到他。把军装给他。告诉他，你还活着。”

“谢谢。”

“不用谢。你是客人。客人需要帮助。”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学得很快。”

“在伊朗待了这么久，总要学点东西。”

上午九点，侯赛因带我去主路。他骑着一辆旧摩托车——不是越野车，是那种老式的城市摩托，车身很轻，轮胎很细，在土路上颠得厉害。但他骑得很稳，不快不慢，带着我穿过了几条小巷和一片干涸的河床。

“这条路，”他指着前方，“往东。一直骑。不要拐弯。骑两个小时，你会看到一个加油站。在加油站问路。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去设拉子。”

“谢谢你，侯赛因。”

“不用谢。你到了设拉子，找到阿里·礼萨，替我问好。告诉他，侯赛因还活着。还在种无花果。”

“我会的。”

他伸出手。我也伸出手。我们握了一下。他的手很粗糙，骨节很大，指甲缝里有泥土。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我跨上摩托车，发动引擎。侯赛因站在路边，手里拄着木棍，看着我。风吹过来，把他的袍子吹得猎猎作响。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很长，很瘦，像一个问号。

我拧动油门，向东骑去。

从后视镜里看，侯赛因还站在那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转头，看着前方的路。

向东。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挂在东边的天空中，白得刺眼。公路两侧还是荒漠，但荒漠上开始出现一些绿色的植物——不是骆驼刺，是草，真正的草。绿色的，不高，但很密，铺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地毯。

远处，有一些建筑。不是村庄，是废墟。土坯的墙已经塌了一半，露出里面的房间结构。一个房间的墙还在，窗户还在，窗户上没有玻璃，只有黑洞洞的方形空洞，像一只没有眼珠的眼睛。

我不知道那些废墟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也许是两伊战争的遗迹，也许是更早的战争。在这个国家，战争的痕迹太多了，多到人们已经不再问“这是哪场战争留下的”。

他们只是绕过去，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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