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毒舌与荆棘

入职第一个月，沈知鸢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打仗。

不是跟客户打，不是跟竞争对手打——是跟自己的老板打。

顾峥鸣的“折磨”从第一天就开始了。他退回了她的第一份方案，批注写了整整两页纸，密密麻麻的红色字体，像泼了一瓶红墨水。她花了三个通宵修改，第二版交上去，他看了五分钟，说：“逻辑还是乱的。”

“哪里乱？”

“哪里都乱。”

她站在他办公桌前，攥着文件夹，指节发白。“顾总，你能不能具体一点？”

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很冷，冷得像十二月的湖水。右眼角那道淡淡的疤在他抬眼的瞬间被灯光照得格外明显，像一条细细的裂纹。

“市场分析的数据来源是什么？竞品调研的时间跨度是多久？你的目标用户画像凭什么得出这个结论？”他把文件夹推回来，每说一个问题就用食指敲一下桌面，笃、笃、笃，像三颗钉子钉进桌面。“你的方案里，这些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具体？”

她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因为她知道他说得对。那份方案她做得太急了，为了赶时间，很多数据都是从网上直接扒的，没有验证来源。竞品调研只做了近一年的，更早的数据她嫌麻烦没有查。用户画像她凭经验写的，没有做实地调研。

她说不出“我错了”这三个字。不是不认错，是这三个字太重了。对她来说，承认错误等于承认自己不够好，而“不够好”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淘汰——这个逻辑是她从小刻在骨头里的。

“三天。”他说，“重新做。数据来源、调研时间跨度、用户画像依据，全部标注清楚。”

“三天不够——”

“那就加班。”他低头看下一份文件，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出去吧。”

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到他在身后说：“沈知鸢。”

她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的方案写得不错。但‘不错’对我来说，等于‘不够好’。”

她推门出去，走廊里的空调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她攥着文件夹的手还在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

第二次，方案被退回来，批注少了一些，但核心问题还在。

第三次，退回来。

第四次，退回来。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同事开始在背后议论了。

“新老板是不是针对她？”

“谁知道呢，可能看她不顺眼吧。”

“听说她之前跟ICU那个人有什么关系——”

“别瞎说，顾总怎么可能认识她？”

沈知鸢端着咖啡从茶水间经过，听到了最后一句。她站在门口，咖啡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想推门进去说点什么，但又觉得说什么都没意义。她确实不认识顾峥鸣。ICU里的那次对话，不过是一个无聊的夜晚，两个无聊的人，交换了两个无聊的名字。

她以为他会记得。看来他不记得。或者记得，但不在乎。

她咬着牙，把第七版方案改完，交上去。这次他没有退回来。

“过了。”他说。只有两个字，连头都没抬。

她站在他面前，等他说更多。夸她一句也好，哪怕只是“做得不错”。他没有。他翻到下一页文件，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音。

她转身走了。

回到工位上，她打开那份被通过的方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她看到了他批注的痕迹——每一处修改意见都用红色标注，有些地方写了不止一遍。第一遍是“数据来源？”，第二遍是“我说过数据来源要标注”，第三遍是“数据来源！”。字体越来越大，越来越潦草，像一个人在努力压制不耐烦。

她把方案关掉，趴在桌上，把脸埋在胳膊里。

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累。她不怕加班，不怕吃苦，不怕被骂。她怕的是——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对她要求这么高？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吗？还是只针对她？

她想不明白。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个周五的晚上。

她连续加班了三天，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周四晚上她通宵改方案，周五白天开了四个会，下午又接到他的消息：“明天的汇报PPT，今晚之前发我。”

她回了一个“好的”，然后继续改。手指在键盘上敲着敲着，眼前的字开始模糊。她揉了揉眼睛，继续敲。模糊，再揉，再敲。然后世界突然旋转了一下，她听到自己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的声音，听到椅子向后倒的声音，听到有人喊“沈主管！”——然后什么也听不到了。

醒来的时候，她躺在沙发上。不是自己工位旁边的沙发，是顾峥鸣办公室里的那张黑色真皮沙发。

她的身上盖着一件西装外套。深灰色的，有淡淡的雪松味。她认得这个味道——开会的时候，顾峥鸣从她身边经过，带起的风里就是这个味道。

她坐起来，头还是晕的。桌上放着一杯热可可和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她很熟悉——这些天她看了太多遍，红色批注，密密麻麻，像红墨水。

但这次的字不是红色的。是用黑色水笔写的，工工整整：

“低血糖就别硬撑。明天带早餐。——顾峥鸣”

她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她想起七岁那年，奶奶说“站这儿丢不丢人”。想起九岁那年，奶奶说“女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想起十八岁那年，奶奶说“学费自己想办法”。想起前几天，奶奶发微信说“你弟结婚还差八万”。

她想起ICU里，那个人说“你也一个人？”他说“我也是”。

她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她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气他？气自己？还是气这张纸条上那种她看不懂的、陌生的、让人不知所措的东西？

她站起来，把西装外套叠好，放在沙发上。然后走出他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工位上，打开电脑，继续改PPT。

第二天早上，她到公司的时候，茶水间的微波炉里多了一份早餐。三明治和牛奶，用保鲜膜包着，旁边放了一张便利贴：“趁热吃。”

她看了看四周，没有人。她把早餐放进冰箱，自己泡了一杯黑咖啡。

下午的时候，她打开冰箱，发现那份早餐还在。她犹豫了一下，拿了出来，放进微波炉。三明治加热后散发着芝士和火腿的香气，她站在微波炉前，看着托盘在里面慢慢旋转。

她吃了。一口一口地，吃得很慢。

那天之后，茶水间的微波炉里每天早上都会多一份早餐。有时候是三明治，有时候是饭团，有时候是粥。她从来没有看到是谁放的。她问过保洁阿姨，阿姨说不知道。她问过前台，前台说没注意。

她不再把早餐放进冰箱了。她吃。每天早上一到公司，先去茶水间，把那份早餐热了，坐在角落里吃完，然后去上班。

她不知道是谁放的。但她知道。

她只是不想承认。

又过了几天，人事部的人开始找她的麻烦。

起因是一个项目的预算超了。超得不多，百分之三。但人事部经理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风声，说她在报销单上做了手脚。她被叫到人事部谈话，那个经理坐在办公桌后面，翘着二郎腿，说话的语气像在审犯人。

“沈主管，这个项目的差旅费，你解释一下。”

她把单据一张一张地摆出来，每一张都有发票、有审批、有签字。“全部合规。”

“那为什么比预算多了百分之三？”

“因为客户临时增加了需求，我多跑了两次现场。审批邮件发过，您那边应该收到了。”

人事部经理翻了翻邮件，脸色变了变。他没有道歉，只是挥了挥手：“行了，你回去吧。”

她走出人事部，手指还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她最恨的就是被人怀疑不干净。她从七岁开始就没有拿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人给过她，她怎么会去拿？

那天晚上，她加班到很晚。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她站在门口等车，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

手机响了。是顾峥鸣的消息：“明天的方案准备好了？”

她回：“准备好了。”

他：“发我邮箱。”

她：“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他：“我说现在。”

她把方案发过去。十分钟后，他的回复来了：“第三部分的数据模型有问题，明天早上八点之前改好发我。”

她想摔手机。但她没有。她深吸一口气，回了一个“好的”。

第二天早上她到公司的时候，发现人事部经理被调走了。调去了一家子公司的闲职，所有人都说是“明升暗降”。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她也不知道。

她只是觉得奇怪。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调走了？

她没有多想。她还有很多方案要改。

她的方案被竞争对手剽窃了。那个案子她做了三个月，熬了无数个夜，光是数据模型就建了四个版本。她对这个案子倾注了太多心血，不是因为它是大单，而是因为——她想证明自己。证明给谁看，她不知道。也许是他。

剽窃发生在最后一轮竞标的前一周。竞争对手的方案和她的如出一辙，连数据模型的结构都一模一样。她查到是公司内部有人泄露了方案，那个人是她的下属——一个她一手带起来的年轻人。

她站在那个人的工位前，看着他收拾东西。他没有看她，她也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把自己桌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放进纸箱里——一个马克杯、一盆小仙人掌、几张便利贴。

他走了之后，她坐在他空荡荡的工位前，发了一会儿呆。

她想起自己刚进公司的时候，也是这样，什么都没有。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没有退路。她只有自己。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站稳。但今天她发现，努力是不够的。你努力了，别人会拿走你的努力。你爬上去，别人会把你拉下来。

她趴在桌上，把脸埋在胳膊里。没有哭。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了。

但她觉得很冷。那种冷不是冬天的冷，是从心里渗出来的，像冰水一样，慢慢地、慢慢地漫上来，淹过她的脚踝、膝盖、腰、胸口——

“沈知鸢。”

她抬起头。

顾峥鸣站在她面前。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站在她的工位前面，挡住了走廊里的灯光。他的影子落在她身上，把她的整个人都罩住了。

“案子拿回来了。”他说。

“……什么？”

“竞争对手撤标了。方案涉嫌剽窃，被取消了资格。我们中标。”

她愣在那里。

“你怎么——”

“我查的。”他打断她，“你的方案有三个版本的数据模型，泄露出去的只是初版。终版里有一个关键数据你改了，和初版不一样。我把两个版本做了比对，提交给了竞标委员会。”

她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以后，”他说，“重要方案不要存在共享盘里。加密。单独保管。”

“我——”

“还有，”他又打断她，声音忽然低了一些，“你的下属泄露方案的事，我已经处理了。他会在行业内收到禁业通知。”

她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他眼角那道疤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像一条细细的裂纹，让他的脸看起来没有那么冷。

“谢谢。”她说。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他没有说“不客气”。他只是站在那里，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她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人事部经理被调走的那天，她问过前台：“顾总今天来公司了吗？”

前台说：“来了，很早。比平时早了两个小时。”

她当时没有多想。现在她想了。

但她不敢想太多。她告诉自己：他只是需要一个好用的员工。她在保护自己的资产。换了谁，他都会这样做。

她不是特别的。她不可能是特别的。

没有人会把她当成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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