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兄弟实力差距大

第七卷玄武门后就即位 第4章兄弟实力差距大

具体的平定过程不必再过多赘述，李世民不负众望，于620年4月平定刘武周之乱，之后李渊加封秦王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实力进一步拉开。

之后就是李世民东出，一战擒两王，破王世充和窦建德。李渊认为李世民此次功劳太高，旧有官号不能与他的功劳相称，到了621年10月李渊决定不想了，给李世民量身打造了一个天策上将的封号，兼任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职位在王公之上，连以前的封邑食邑共计三万户，赏给他卷龙衣和王冠、金辂车、双璧玉及黄金六千斤，出行队列前后的九部乐队和持木剑的仪仗队四十人。

此时李世民小小的身体有了很多官职，按时间先后为：

大将军府时期：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可以设置官府僚属。

李渊当上唐王后：京兆尹、光禄大夫（从二品文散官）、唐国内史，敦煌公改封为秦国公，食邑一万户。

之后改封秦公李世民为赵公。

待到李渊称帝之后：尚书令、右武侯\翊卫大将军，赵公李世民为秦王。

薛举来袭时候：西讨元帅，职位提升为雍州牧。

灭薛秦后：封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之后又加封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原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等官职仍旧。

灭刘武周后，加封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平王世充、窦建德后，任命李世民太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开天策府，置官属。

上述官职中，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是以洛阳为治所，管辖崤山以东的关东地区，包含今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拥有辖区内军政合一权，包括统兵征伐、任免官员、财政调度、司法监察等，是李世民经略关东的核心权力载体。

天策上将通过独立府署强化人才储备与军事权威。

“使持节”头衔是唐代军政长官的重要标志，代表其权力直接来源于中央，可依法处置辖区事务，进一步强化了职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李世民的官职体系呈现爵位+中央职官+地方军政实权+荣誉加衔的复合结构，核心逻辑是通过军功积累实权，如大行台尚书令、总管，以皇子身份获取爵位与中央高位如秦王、尚书令，最终凭借“天策上将”与天策府的设立，以及秦王府、文学馆，形成独立于太子集团的权力体系。

在获封天策上将之后，唐朝统治区逐渐趋向太平，李世民于是专心致志地研读图书经籍，并开设了文学馆来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才学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被任命为学士，他们每次在阁下轮流值班。李世民还降低自己的身份，以温和的态度与学士们一起讨论经义，有时谈论会持续到半夜才结束。

然而，不久之后，窦建德的旧将刘黑闼起兵，占据了洺州。

现在再反过来看看刘文静死后，李世民的官职仍然在持续上升。李渊本人还经常主动将山东降将安排到李世民麾下，比如秦叔宝、程知节等人。这些举动似乎并没有显示出李渊在刻意限制秦王势力。

事实上，秦王府的势力发展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约束，一直持续增长到公元621年。随着天策上将府和陕东道大行台的建立，李世民在唐朝的法理地位和权力已经仅次于皇帝和太子。但在实际上，秦王势力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太子和齐王，仅次于皇帝。

相比之下，这一阶段的皇太子李建成在军事上的表现相对平淡。

619年，绛州，今山西新绛地区盗贼起事，李建成奉命率军征讨，平定地方叛乱；同年，凉州富豪安兴贵、安修仁兄弟诛杀李轨，以河西之地归附唐朝，李建成奉命率军接应，确保河西走廊纳入唐廷控制。这两次行动虽规模较小，但均服务于唐初稳定地方、巩固边疆的战略，体现了他早期参与军事的经历。

620年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时，突厥可能南下袭扰关中，李渊令李建成驻守蒲州，负责河东防线，阻断突厥与王世充的联系。这一安排是唐初“太子守内、秦王出征”分工的体现，李建成的任务虽为防御，但直接关系东征大局的后方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稽胡是北方少数民族部落，长期活跃于今山西、陕西北部，曾与梁师都、突厥勾结反唐。621年，李建成率军讨伐稽胡首领刘屳（xiān）成，采取军事打击与招抚结合的策略，平定叛乱并迁徙其部落至内地，削弱了北方边患。此次战役规模较大，是李建成军事生涯中较重要的胜利。

李渊称帝后，确立李建成为太子，有意识地让其脱离频繁的军事征伐，专注于学习处理朝政。李渊常令李建成“监国”，处理日常政务，如官员任免、礼仪制定、民生事务等，积累治国经验。这符合古代“太子主内”的传统，也就是太子作为储君，核心职责是熟悉政务而不是长期领兵。

这就导致了，李建成东宫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招拢成员的机会，比秦王府少了很多，目前见诸史料的东宫僚属有李纲、郑善果、王珪、魏征、韦挺、薛万彻、冯立等人。而李纲、郑善果是李渊为李建成配备的太子詹事和率更令，负责教导太子礼仪、政务与道德。李纲是隋末名臣，以刚直著称；郑善果则熟悉法律与行政流程，二人确为李建成的核心参谋。不过，后期李建成的核心幕僚更多转向裴寂、封德彝等朝中重臣，以及东宫官属如王珪、魏徵等，魏徵早期为李建成谋士，后归李世民。

齐王李元吉的势力在兄弟三人中最弱，且依附于李建成，再简单说说李元吉。

618年，李元吉被任命为并州总管，镇守李渊的起家之地太原。他“骄侈好猎，践暴百姓”，甚至放纵部下劫掠，导致当地军民离心。619年刘武周南下时，李元吉果然“弃军奔还长安”，太原失守，李渊震怒，这一事件成为他后期被调整职权的直接原因。

620年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时，李元吉确实作为副手参与，负责围困洛阳，期间曾击退王世充的多次反扑，立下一定战功。但整体而言，其军事贡献远不及李世民，且常因军纪问题受到诟病。

我们可以看出，在起兵之初，家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李渊及其三个儿子各自肩负重任，共同征战天下。然而，在唐朝建立之后，李氏父子的政治军事集团需要逐步向国家统治集团转变。或许在李渊的构想中，他希望长子能够继承大统，掌管国家大事，而次子和三子则继续征战天下，保国卫家。这样的安排正好形成了文武配合，有助于实现家、国和睦的局面。这种安排确实在创业初期有助于高效运转，但也导致李世民通过军功积累了远超太子的军权和威望，形成“功高震主”的潜在危机。

从武德初年起，李渊就安排李世民居住在西宫的承乾殿，而李元吉则住在武德殿后院，武德殿位于东宫的西面。他们的住处与李渊的皇宫（上台）以及太子的东宫之间昼夜相通，毫无阻隔。皇太子和这两位亲王在出入皇宫时，都可以骑马并携带弓箭、刀具等物品，相遇时则以家人之礼相待。

这体现了李渊初期对“亲情和睦”的重视，李渊或许很享受这种天伦之乐，但他却忽略了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时代，皇权与藩王权力的界限。规矩、祖治的设定是有其必要性的，皇帝作为君主，必须总揽全国的军政大权，且这种权力不可分割，必须保持皇权的独裁性。

在李渊的设想中，大权却由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父子四人分别掌握，但这种安排却导致了一个问题，面对秦王的教令、太子的命令、皇帝的诏敕同时施行，只收到一个人的指令还好说。就怕三个人都关心一件事，分别下下达了不同的指令，各部门收到指令之后，在执行的时候，不知道该听从谁的指令，也不能有领导指示而不执行，于是只能根据接到命令的先后顺序来决定执行哪一个。这种权力分散的状况严重削弱了皇权的集中，是李渊统治后期未能妥善解决的核心问题。假如唐朝的政事最终落到这种地步，那不过是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罢了。

权力就像一块蛋糕，李渊想要分享它，然而未来的皇帝李建成绝不会容忍他人与自己分享权力，对于大唐创业立下赫赫战功的李世民来说，他也绝不会甘心仅仅止步于藩王的地位。在皇帝专制时代，推动中央集权是必然趋势。因此，分掌皇权的李氏父子之间爆发矛盾和武力冲突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李世民成就天策上将的这一阶段，李世民和其秦王集团的强势崛起，迫使太子李建成需要迅速扭转自己的不利局面。

从起义之初到李渊被封为唐王期间，他曾两次有意立李世民为太子。然而，真正的太子李建成性格宽松懒散，嗜好饮酒、女色与狩猎；而齐王李元吉则常常犯错，都不被李渊青眼看中。随着李世民功勋与名望的日益增长，李渊屡屡流露出让他取代李建成为太子的念头。这让李建成心生不安，于是他与李元吉联手策划，共同排挤李世民。

为了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李建成将注意力转向了李渊的后宫嫔妃。尽管李渊称帝时已经52岁，但他依旧不忘征伐大业，只不过是把战场转换到了龙床之上。

李渊宠幸的众多妃嫔，育有近二十位小王子。古时候流行母由子贵，生育了皇子的嫔妃们在李渊面前极为得宠。其中，张婕妤和尹德妃最为受宠，她们的亲属分别在宫廷和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些王子的母亲为了巩固自身地位，纷纷结交年长的王子。这恰好与李建成的需求一拍即合，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则合谋，在宫内与妃嫔勾结，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李建成与李元吉极尽谄媚之能事，对妃嫔们奉承献媚、大肆贿赂与馈赠，希望借助她们在父皇枕边的影响力来为自己助力，以求得父皇的宠爱。甚至有传言称他们与张婕妤、尹德妃有私情，但由于宫廷深处隐秘难测，这件事情无法得到证实。在当时，天下尚未统一，秦王李世民频繁领兵出征在外，因此各位妃嫔很少有机会见到他。

唐朝的制度规定，皇后之下设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这四种封号称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脩仪、脩容、脩媛、充仪、充容、充媛，这九种封号称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设九人，合计二十七人，这部分称为“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设二十七人，合计八十一人，这部分称为“御妻”。

当时，太子东宫、诸王公府邸、妃主之家以及后宫妃嫔的亲属，在长安城中横行霸道，夺人田宅，肆意做违法的事情，而主管部门却畏首畏尾，不敢过问。唯独李世民不愿讨好诸位妃嫔，因此诸妃嫔纷纷在李渊耳边吹“枕边风”，称赞李建成与李元吉，而诋毁李世民。

621年5月李世民平定洛阳后，李渊便派遣贵妃等数人前往洛阳，挑选隋朝宫女并收集仓库中的珍宝。然而，这些贵妃心怀贪念，不仅私下里向李世民索要宝物，而且还要为各自的亲戚谋求官职。

自己打下来的地盘，大概率会赏赐给自己统御，621年7月，以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洛阳，可以看出陕东道大行台治所在洛阳。妃嫔看洛阳刚刚收复，可以安排很多人，就想捡便宜，在李世民的锅里捞肥肉吃，如果妃嫔站队李世民也说得过去，给政治盟友进行利益绑定似乎也说得过去，关键妃嫔是李建成一党，妃嫔们是怎么厚着脸皮来的？古籍描述是，来都来了，能敲诈掉更好，捞不着也不亏，反正都是诋毁你李世民。

再者，就算李世民愿意，麾下的有功文臣、武将也不愿意。自己的胜利果实凭什么被敌对势力夺走？于是李世民找了个理由，硬刚道：“所有宝物均已登记造册并上报朝廷，官职则应授予贤能且有功劳之人。”他拒绝了她们的所有要求，因此这些妃嫔对李世民更加怨恨。不过虱子多了不怕咬，反正平时就是诋毁，现在还是诋毁，翻不出花样。

正好李世民担任了陕东道行台的职务，李渊颁发诏书，授权他在所管辖的区域内可以自行处理政务。之后，李世民因淮安王李神通有功，特意划拨了几十顷良田地给他作为奖赏。然而，张婕妤的父亲却通过张婕妤向李渊请求获得这些田地。李渊没有查证，便亲笔写下敕令，将这些田地赐给了张婕妤的父亲。当张婕妤之父前来夺取田产时，李神通因李世民的教令在先，自然不愿让出，这违背了官员们按先后顺序执行命令的潜规则，于是李神通拒绝交出田地。张婕妤便趁机向李渊诬告李世民，称：“皇上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李渊闻言大怒，认为秦王这是在挑战皇权，责备李世民道：“难道我的手写敕令还不如你的教令吗？”数日后，李渊对左仆射裴寂感慨道：“李世民这孩子长期在外领兵，在外专制惯了，又受那些书生影响、教唆，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儿子了。”

另一方面，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仗势欺人，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在经过他家门前时，竟被尹阿鼠的家童拽下马殴打，并打断了一根手指。这些家童嚣张地喊道：“你是什么人，竟敢过我门前不下马！”

尹阿鼠担心李世民会向李渊告发此事，便先让尹德妃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对李渊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李渊听后再次生气地责备李世民：“我的妃嫔家都受到你身边的人欺凌，更何况是普通百姓呢！”尽管李世民反复辩解，但李渊始终不愿相信他，最终导致李渊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再次恶化。

每当李世民在宫中侍奉李渊宴饮，面对众多妃嫔时，他总会想起早逝的亲生母亲太穆皇后，遗憾她未能亲眼见证李渊坐拥天下，因此时常不禁叹气流泪。李渊见到此景，心中颇为不悦。

窦皇后的谥号是太穆，她在李渊尚未即位时就已经去世了，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都是她所生的儿子。因此夺权的三子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诸位妃嫔趁机私下里一同诋毁李世民，她们说：“如今天下太平，陛下年事已高，本应享受天伦之乐，而秦王却总是一个人暗自垂泪，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心存怨恨。万一陛下有个不测，我们母子必定难逃秦王的毒手，会被他斩尽杀绝！”说着，她们相互对着嘤嘤嘤地流泪，那么谁能保我们母子平安呢？妃嫔当然有她们的人选：“皇太子李建成仁爱孝顺，陛下若将我们母子托付给太子，我们定能得以保全。”

李渊听了这些话，心中也倍感伤痛。从此，他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对李世民逐渐疏远，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却日益亲近起来。

尽管李渊极力想要避免隋文帝晚年诸子相残的悲剧重演，但由于权力分配不均，兄弟间的阋墙之争已然难以避免。

与619年刘文静之死相比元621年10月李世民获封天策上将后，作为藩王的权势已然达到了顶峰。李渊和李建成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开始有意识地限制李世民势力的发展。前面宫廷内部的矛盾与纷争，标志着父子关系的破裂与兄弟矛盾的开端。

李建成不仅在后宫费尽心思经营关系，而且在621年9月，当河北的刘黑闼再次反叛时，东宫的僚属太子中允王珪和太子洗马魏徽也立刻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他们建议道：“秦王功勋盖世，内外人心皆向他归附；而殿下您只是因为年长才被立为太子，并无大功可以镇服天下，声望也未远播。殿下您又该如何自处呢？如今刘黑闼兵力溃散逃亡之后，所剩不足万人，又缺乏粮草物资，军队疲惫不堪。如果用大军进逼，必将势如破竹，不战而胜。殿下应当亲自领兵出征，以此建立功劳和名望，趁机结交山东的豪杰之士，或许这样就能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了。”太子听后自然领会了王珪和魏征的深意，于是迅速向李渊请命，请求讨伐刘黑闼，李渊答应了他的请求。值得一提的是，王珪乃是王頍兄长的儿子。

622年11月初七，李渊颁布诏书，命太子李建成领兵讨伐刘黑闼，陕东道大行台和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各州均受李建成节制，他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行事。

这一次，李建成采纳了魏征的攻心策略，以宽仁的手段成功击败了叛军，并将刘黑闼处死。然而，对李建成而言，此次出征的最大收获远不止军功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拉拢到了山东的豪杰之士，以及地方大员如幽州的李艺的支持。

622年7月吴王杜伏威入朝觐见后，623年8月留守在丹阳的他的故交辅公祏趁机杀害了杜伏威的养子王雄诞，并反叛唐朝，自立为帝，国号定为“宋”。然而，此时天下一统的大局已定。李渊随即命令赵郡王李孝恭与岭南道大使李靖再度携手合作，率领大军讨伐辅公祏。

但李孝恭起初并不清楚辅公祏是假借杜伏威的名义起兵，于是将这一情况上奏给了李渊。李渊得知真相后大为震怒，剥夺了杜伏威的官爵。杜伏威因此含冤，于624年2月去世。

一个月后，李孝恭、李靖率领的大军成功攻克了丹阳，平定了辅公祏势力。辅公祏在逃亡过程中一路逃至武康，最终被当地的乡间百姓擒获，并被送往丹阳斩首示众。624年3月，江南各地全部归入唐朝的统治之下。

但很快，朝中又爆出了庆州都督杨文干谋反的案件。杨文干是太子李建成的人，杨文干曾在东宫担任警卫，深得太子李建成的信任和厚待。此次谋反究竟深藏着哪些秘密呢？李建成是否会受此牵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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