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二（三八）三枚勋章

S国国防部小礼堂不大，四壁刷着米白色的涂料，天花板上嵌着一排老式日光灯，灯管有一根在轻微地闪，没人去修。**台上铺着深绿色绒布，布面上有几处磨得发亮的地方，是历年授勋留下的痕迹。台下没有坐满。来的大多是军人，肩章上的星在灯光下反着冷淡的金属光。

总统站在台上，个子不高，背却挺得很直。他穿了一身深灰色西装，领口松开一粒扣子。手里那枚勋章是S国最高级别的“国柱勋章”，银色，正面是国徽，背面刻着编号。他走到车连面前，把勋章别在他左胸前。别针穿过布料时，发出极细的一声响。车连立正敬礼，手放下来的时候，指尖碰了一下勋章边缘。

“你为国家揪出了卖国贼。”总统说。声音不大，可礼堂里太静了，每个字都撞在四面墙上又弹回来。“有些名字不该被忘记。有些名字也不该被记住。你是后一种。”

车连没有回答。他只是再次立正，然后退后一步，站到旁边的位置上。

总统从侍从手里接过另外两枚勋章。这两枚比“国柱勋章”小一圈，银色底子上嵌着一道红色珐琅，是S国授予外国公民的最高荣誉——“无畏勋章”。他走到季行之面前。季行之坐在轮椅上，穿着深蓝色西装，没有系领带，袖口的扣子扣得很规矩。总统弯下腰，把勋章别在他右胸前。别针穿过西装面料时，总统的手指顿了一下，像是不太习惯做这种事。季行之微微点头，没有说话。总统看着他，说了一句：“你做的事情，比很多穿这身军装的人更值得这枚勋章。”

然后他走到阿图面前。阿图站在轮椅侧后方，穿着一件商务灰夹克，里面是白衬衫，总统把勋章别在他右胸前，位置比季行之那枚稍低一点。别针穿过夹克布料时，阿图的身体僵了一瞬——他大概还没习惯有人往他身上别东西。总统退后一步，看着他，说了一句话：“车连说你喜欢雾岭烧，以后有机会我请你喝更老的。”

阿图愣了一下。然后他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勋章，伸手碰了碰。指尖碰到金属表面的纹路时，他嘴角动了一下，没有笑出来，只是嘴角抽动了一下，像是一个很久没笑过的人忽然想笑了一样。

台下鼓掌。掌声不热烈，不稀疏，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公事公办的掌声。

典礼结束后，总统没有留下来寒暄。他走出礼堂侧门，上了等在外面的一辆黑色轿车。侍卫长坐在副驾驶，回头看了他一眼。总统靠在座椅上，闭着眼，手指轻轻按着太阳穴。车开了大约十分钟，穿过总统府侧门，停在官邸地下车库。总统下车，坐电梯上三楼。他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去了书房隔壁那间小会客室。会客室不大，靠墙一排书架，窗下摆着一张深棕色皮沙发和一张小圆桌。桌上搁着一瓶白酒，瓶身贴着非常旧的标签，上面印着三个字，雾岭烧。旁边摆着一只白瓷酒杯，杯壁很薄，对着光能看见里面的纹路。

总统在沙发上坐下来。皮沙发很旧了，坐上去的时候弹簧发出一声闷响。他拿起酒瓶，拧开盖子，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液很清，倒进杯里的时候在杯壁上转了一圈。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很烈。从喉咙一路烧下去，烧到胃里。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可他又喝了第二口。这一口更大。他把杯子搁在桌上，靠在沙发背上，闭着眼，呼吸变得粗重了一些。会客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对面墙上落下一道斜斜的细线。

他坐了很久。

门被推开了。侍卫长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看见总统靠在沙发上，脸微微偏向窗户的方向，路灯的光正好落在他半张脸上。侍卫长注意到总统的眼眶很红，眼角有反光。那道光很细，藏在皱纹里，如果不是恰好站在这个角度，根本看不见。侍卫长心里一紧，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想关门退出去。

“进来。”总统的声音从沙发上传来。很平，听不出什么情绪。

侍卫长走进来，站在沙发旁边。总统没有睁眼，只是把酒杯拿起来，又抿了一口。杯子里还剩小半口，他晃了一下，酒液在杯底打转。“内政部长家里，还有什么人。”

侍卫长翻开文件夹，声音很稳：“只有一个独女。二十岁，国立大学法学院二年级。成绩很好，拿过两次奖学金。母亲早年病逝，父女关系一般，女儿住校，周末偶尔回家。内政部长的秘书说，他最后一次见女儿是在一个月前，两个人吵了一架，原因不详。”

总统睁开眼。他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吸顶灯，没开。灯罩是磨砂玻璃的，映出窗外路灯的光，灰蒙蒙的一团。“找几个人，确保她的安全。不要让她知道。不要让她感觉到。不要让她周围出现任何异常。不管需要几个人，从警卫局调。要生面孔，不能是情报局的。你亲自去办。”

侍卫长点头。“明白。那学校那边……”

“告诉法学院的班主任，”总统的声音很疲倦，像是一句话要分成几段才能说完，“就说他受过她父亲的恩。这是私人的托付。班主任会知道怎么做。”

侍卫长应了一声，合上文件夹。他转身要走，总统又叫住他。

“你知不知道，旁波的事，是谁牵的线。”

侍卫长站住了。他没有回头，后背绷得很直。他知道这件事。他当然知道。总统和内政部长用了两年时间，通过旁波安插在M国的人，买通了旁波本人，承诺支持他事成之后竞争议长。条件很简单——猜山在争议地区的部队调动、参谋部的人员往来、陆军食堂的食材供应路线，全部要向S国情报局开放。旁波答应了。他以为自己在下棋。他以为S国总统和内政部长是他的靠山。可旁波不知道的是，从他答应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是一枚弃子了。内政部长从来没有打算让他活着坐到议长的位子。

“知道。”侍卫长说。

“你说，”总统把酒杯里最后一口酒倒进嘴里，咽下去的时候喉咙里发出一声很低很哑的响，“旁波死的时候，知不知道是谁杀了他。”

侍卫长轻声说：“他应该来不及想吧？”

总统把空杯子搁在桌上，杯底磕在木面上，响了一声。他靠在沙发背上，呼吸慢慢平稳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还轻：“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为什么选旁波。”

“因为他便宜。”侍卫长说。

“因为他便宜。”总统重复了一遍，像是在确认这个词的分量。“旁波要的东西不多。一个议长。一个他够不着的位子。一个人要的东西越少，就越容易被满足。可一个人要的东西越少，就越不会怀疑别人要得更多。我帮他争议长，他帮助灭猜山，我们各取所需。可他不知道，我们跟他们都不会让他活到当议长那一天。”

他停了一下。窗外那盏路灯的光忽然闪了一下，又稳住了。他闭着眼，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没有节奏，只是无意识地动。

“猜山。”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没有起伏，像是在念一个很久以前写在纸上的字。“争议地区。三次。三次都栽在他手上。他是M国最能打的人。也是最能看穿M国军队的人。旁波给他的食堂下毒，他倒下了。可M国没有乱。他倒了，可猜山的人还在。他带出来的那些军官，每一个都在等着我犯错。所以我要继续等。等他死。等他的人散。等M国自己乱。”

侍卫长站在沙发旁边，没有动。他不知道总统是在跟他说，还是在跟自己说。总统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慢，像是酒劲上来了，也像是说累了。

“内政部长，”总统忽然说出这四个字，然后停住了。停了好几秒。侍卫长看见他闭着的眼睛下面，眼角那道反光又亮了一下，比刚才更明显。“他自杀了。他，站在窗前。他知道自己会死。他早就知道了。从他答应帮我牵那条线的那天起。可他女儿不知道。她只知道她父亲是在办公室死的。报纸上说他畏罪自杀。她信不信，都会有人告诉她，她父亲是个卖国贼。我能做的，只有让她好好活着。让她读完法学院。让她以后不要问为什么。”

他睁开眼。天花板上的光还在，灰蒙蒙的一团。他转头看向窗户，窗帘缝隙那道黄线已经淡了，天快亮了。他把桌上的空酒杯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杯底。杯底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圈白瓷。他把杯子放回去，摆在酒瓶旁边。

“你走的时候，把这瓶酒带给她。就说是一个长辈送的。不要说是谁。”

侍卫长接过酒瓶。瓶身很凉，标签上那三个字在路灯的光里模模糊糊的。他转身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的灯已经亮了，是清早的灯，冷白色的，照得他脸上一片苍白。他走出去，带上门。门合上的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像是什么东西放在了桌上，又像是什么东西落在了地上。

他没有回头看。

三天后，国立大学法学院教学楼后面的小路上，一个二十岁的女生抱着一摞书从图书馆走出来。秋天的风把银杏叶子吹得满地都是，她的脚步踩在叶子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头发扎得很低，脸色有些苍白。她不知道的是，从她走出图书馆的那一刻起，小路两端各有一个不起眼的人跟了上来，保持着恰好能看见她的距离，又不让她察觉。她不知道的是，她班主任昨天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最后把她的座位换到了靠窗的位置，说那里光线好。她不知道的是，她宿舍楼下的门卫换了一个人，新来的门卫是个四十多岁的退伍军人，话很少，但每天会把她的信件单独放好，放在最上面。

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父亲死了。死在前天晚上。报纸上说，畏罪自杀。她回了一趟家，门锁着，门口贴着一张封条。她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她回到学校，继续上课，继续做笔记，继续在图书馆待到闭馆。她没有哭。至少没有在人前哭过。

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发现门口放着一只酒瓶。瓶身上贴着标签，上面印着三个已经褪色的字，雾岭烧。瓶子里酒是米黄色的，瓶口塞着一只木塞。旁边有张纸条，上面有几个笔力遒劲的字，你父亲最喜欢喝的酒，没有署名。她拿起酒瓶，看了看。瓶底很厚，标签有些发黄残缺，像是藏了很久。她把它拿进宿舍，放在书架上。她没有喝过酒，也不认识这个牌子。但她一直看着那个酒瓶，十一点整排宿舍都自动断电，可她宿舍的灯却没熄。

S国国防部那间礼堂，第二天又恢复了安静。日光灯管还在闪，深绿色绒布上那几处磨得发亮的地方还在。没人再提那天的授勋，没人再提内政部长，没人再提旁波。只有总统书房隔壁那间小会客室里，桌上那只白瓷酒杯还搁在原处，杯底那圈残渍已经干了，留下一个浅褐色的圆环。窗外的银杏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一片一片落在窗台上，被风扫到地上。

秘书拿着一份文件放在办公桌上。

一阵风吹过，文件被风掀开，上面是一行人事任免：陆军总参谋长旁加因为身体原因免去参谋长职务，另担任高级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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