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顶楼囚笼

江城入梅的那个月，雨像从未停过。

松鹤疗养院踞在半山腰，白墙黛瓦，松柏掩映，远远望去颇有几分避世仙居的意思。

可但凡走近些，便能觉出异样——门禁森严，访客寥寥，就连快递员也只把包裹撂在大门外的储物柜里，按了铃便匆匆离去。

这座城郊私立机构收治的，大多是家境优渥的失智老人、不宜张扬的权贵家属。唯独顶楼的特殊病区，是一座不见光的囚笼。

那里没有绿植，没有康复器械，连窗户都焊死了手指粗的密栏。走廊铺着猪肝色地砖，吸音效果极佳，脚步踏上去像踩进棉絮。两侧是加厚防盗门，门上的观察窗巴掌大小，从外头能望见里头的床角。监控探头悬在走廊转角，红灯幽微，二十四小时不灭。

护工们把这一层叫作“顶楼”。排班轮到这里，没人说话，没人停留，送完药就快步闪进电梯，仿佛身后追着什么。

十八岁的沈辞，是顶楼今年入住的第四个病人。

他的病房在三区尽头，十二平米，三张铁架床。靠窗那张床的褥子洗得发白，枕芯塌陷，睡下去能闻到樟脑丸和陈年汗渍混成的寡淡苦味。

入院三天，他没换过姿势。

此刻他侧身靠着床栏，脊背抵住冷硬的木头，瘦削的肩胛骨隔着病号服顶出两个锐角。窗外雨丝横斜，在玻璃上晕开一片片濡湿的灰。他的目光穿过雨雾，落在山脚隐约的城市轮廓上——那里曾是家的方向。

三天前，他还是江城沈家的独子。

三天前，他在殡仪馆隔着冰棺，看了父母最后一眼。父亲的面容还算完整，母亲的脸被钢筋贯穿，缝合师用了三个小时才勉强拼回人形。

官方说，那是工地意外。塔吊钢索断裂，四十吨重的构件从十七层坠落，恰好砸中前来视察的沈家夫妇。监理报告措辞严谨，保险公司次日到账，连媒体都默契地没有深挖。

沈辞当时什么都没说。

他在灵堂跪了七天，滴水未进，烧纸时手指被火燎出成串的水泡。亲戚们嗟叹这孩子受刺激太大，怕是傻了。姑姑沈兰当着众宾客的面搂住他，哭得几乎背过气去。

第八天夜里，他独自回到父母卧室，打开那扇嵌在壁柜后头的隐秘保险门。

密码是他六岁那年的生日。母亲总说，这辈子最重要的日子都要记得。

保险柜里没有现金，没有金条，只有一只牛皮纸信封。里头装着三样东西：一份被涂改过七处的工程验收数据、一张五十万的银行转账回执——收款方是监理组长，打款账户经过四层倒手，最终挂在一个空壳公司名下；以及一支录音笔，录的是姑父周明在事发前三天，与那个监理组长的饭局对话。

“把数据做漂亮点，沈家夫妇看完验收就出事，谁也怀疑不到你头上。”

“那孩子呢？”

“一个高中生，翻不了天。”

沈辞听完录音，把三样东西原样放回信封，揣进外套内袋。他在父母的床沿坐到凌晨四点，窗外天光将明未明。

他没有哭。

从那一刻起，他决定不再哭。

布局用了一天。

沈家名下房产众多，多数挂在公司账上，父母死后被沈兰以“代为管理”名义迅速冻结。但父母还有一套隐秘私产——江城老城区一套两居室，母亲出嫁前的闺房，户主至今还是外婆的名字。沈辞从床头柜夹层翻出房产证，那地方连沈兰都不知道。

他用那套房产做抵押，向地下钱庄借款三百万。借贷公司的业务员看着这个穿校服的少年，起初只当是富二代偷家里的房本出来挥霍。沈辞不多解释，只按要求填写了法定监护人一栏：

沈兰，女，关系姑侄；周明，男，关系姑父。

业务员挑眉，多看了他一眼。

“这笔款周期三个月，到期找不到你，我们按规矩找监护人。”

沈辞点头。

签字，画押，收据折好压进鞋垫底下。

他什么都没对钱庄交底。没有阴谋，没有暗示，只留下一条最干净、最合乎规矩的追债线索。

三天后，他被强制送进松鹤疗养院。

入院通知书是沈兰亲自签的字。诊断书加盖江城精神卫生中心公章：重度创伤后妄想障碍，伴有间歇性攻击行为，建议封闭式住院治疗。末尾落款处，院长王鹤的签名像一根针，悬在沈辞翻看病历的视线边缘。

他从没见过王鹤。

这人从头到尾没有露面，甚至连一句假惺惺的慰问都欠奉。他只负责在幕后开假证明、盖章、收钱，像一个尽职的流水线工人。

沈辞把这名字刻进了脑子里。

病房的门从外头锁上时，他没挣扎，没申辩。护士给他注射镇静剂，他配合地卷起袖口；每日三次的药片送到嘴边，他乖乖接过来，仰头，用水送下。

等护士转身，他弓起背，假装呛咳，把压在舌下的药吐进掌心，再借着扶床沿的动作塞进褥子缝隙。

他必须保持绝对的清醒。

对面床住着一个少女，大约十六七岁，瘦得像一把枯枝。护工叫她“苏晚晴”，她从不回应，成日面朝墙壁蜷缩，像一尊落满尘灰的瓷偶。

入院第一夜，沈辞整宿没合眼。凌晨三点，黑暗里忽然响起一道轻得像叹息的声音：

“你不是疯子。”

他侧过头。

苏晚晴不知何时转过来，脸埋在半明半暗的阴影里，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你来这里，是做最后一件事的。”

沈辞没有回答。

三天后，雨夜，八点零七分。

走廊那头传来杂沓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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