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拗相公王安石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江西临江军，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这孩子叫王安石，字介甫，后来人们管他叫“临川先生”。

王安石从小就是个怪人。读书能读一整夜，油灯把脸熏得黢黑都不知道。吃饭时眼睛盯着书，筷子往嘴里扒拉，吃的是什么，全然不知。

后来他当了大官，这毛病也没改。

有一次吃饭，仆人偷偷把他面前的鹿肉丝换了个位置。王安石头也不抬，筷子直直伸向原来放肉丝的地方，夹了一筷子青菜送进嘴里。仆人憋着笑退了出去。

还有一次，朋友们拉他去洗澡，给他准备了一套新衣服。洗完出来，朋友问他：“衣服是谁换的？”王安石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新衣服，纳闷地说：“不是我自己换的吗？”

他不知道自己换了衣服，也不知道是谁换的。

可就是这么个不修边幅的邋遢鬼，却是个天才。

二十二岁那年，王安石进京赶考，一举高中进士第四名。主考官晏殊看了他的卷子，连声赞叹：“此人有宰相之才！”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被预言要当宰相的人，接下来会干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

二、二十一年不上京

考中进士后，王安石被派到扬州当签判。干了几年，朝廷要调他进馆阁——那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进了馆阁就等于进了升官快车道。

王安石拒绝了。

他说：“家里穷，父母年纪大了，得养家糊口。”

于是他去了鄞县当知县。在鄞县，他干了一件大事：把县里的粮仓打开，借粮食给农民，约定秋天收成后加一点利息还回来。这事在当时是破天荒——老百姓青黄不接时只能找地主借高利贷，王安石这一招等于把他们从高利贷手里救了出来。

鄞县任期满了，朝廷又来调他进京。他又拒绝。

通判当完，朝廷又来调他。他还是拒绝。

从庆历七年到熙宁元年，二十一年间，朝廷十几次征召他进京，他十几次拒绝。别人求之不得的馆阁之职，他推了一次又一次。

有人说他矫情，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是在待价而沽。他什么也不解释。

这二十一年里，他去了鄞县、舒州、常州、饶州、江东……每到一处，就兴修水利、改革漕运、整顿吏治、兴办学校。地方官能干的，他全干了；地方官不能干的，他也干了。

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他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机会。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江东当提点刑狱。这一年，他给宋仁宗上了一封万言奏折，史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奏折里说：现在国家问题太多——官吏贪腐、军队疲弱、财政空虚、百姓穷困。这些问题不解决，天下迟早要出大事。

他提出一套方案：改革科举，不考诗赋考策论；改革官制，凭才能升迁不凭资历；改革财政，开源节流；改革兵制，裁汰老弱。

这套方案其实跟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差不多。可范仲淹失败了，王安石能成功吗？

仁宗看完奏折，沉默了。他没有采纳，也没有批评，只是在奏折上批了四个字：“留中不出。”

意思就是：先放着吧。

王安石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回音。他又回到地方，继续当他的地方官。

这一等，又是十年。

治平四年，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

神宗想干大事，想富国强兵。他问老臣们怎么富国强兵，老臣们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不爱听这话。

他想起了那个在地方待了二十多年、从不进京的怪人。

熙宁元年四月，神宗召王安石进京。那一年，王安石四十八岁。

神宗问他：“治理国家，什么最重要？”

王安石说：“择术为先。”

“什么术？”

“尧舜之道。”

神宗又问：“唐太宗怎么样？”

王安石摇头：“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算什么东西？”

神宗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喜欢这个人的狂傲。

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这一年，他四十九岁。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多得像牛毛。

经济方面：青苗法——国家给农民贷款，收成后加两成利息还回来；农田水利法——鼓励各地兴修水利；募役法——老百姓交点钱就不用给官府当差；市易法——国家成立贸易公司稳定物价；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实收税。

军事方面：保甲法——农村十户一保，农闲时练兵；置将法——给部队固定将领长期训练；保马法——鼓励老百姓养马解决战马短缺。

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废除诗赋改考策论，兴办学校国家出钱。

王安石越干越起劲，神宗越听越高兴。

可别人不干了。

变法的第一天，反对的声音就出来了。

反对的人分三拨：一是既得利益者——青苗法断了放高利贷的财路，方田均税法让逃税的豪绅无处可逃；二是守旧老臣——司马光、韩琦、富弼这些三朝元老觉得“祖宗之法不可变”；三是真正担心新法出问题的官员——青苗法到底是帮农民还是害农民？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

熙宁三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洋洋三千多字批评新法。

王安石回了三个字：“不同意。”

司马光气坏了，辞官回家编《资治通鉴》去了。韩琦、富弼、文彦博也走了。

可反对的人还在。他们白天在朝堂上吵，晚上在家写文章骂。有人编段子说王安石“与民争利，不恤人言”。

王安石不在乎。

他说：“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这三句话，后来成了他的标签，也成了他的罪状。

王安石有个特点：倔。他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有一回神宗说外面很多人说青苗法不好，要不停了？王安石说：“三人成虎。您不能因为几个人说不好，就把好事停了。”

又有一回打雷劈了皇宫的树，保守派说这是老天警告变法。王安石说：“打雷是天象，跟变法有什么关系？”

可说服归说服，神宗心里开始犯嘀咕。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有个小官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神宗，说：“这是新法害的！”神宗看了图，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他问王安石：“要不，咱们停了吧？”

王安石沉默了。他知道，神宗动摇了。

四月，王安石上书请求辞职。神宗批准了。

第一次罢相。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又被召回京城继续当宰相。

这回他发现事情变了。神宗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了，新法推行得磕磕绊绊。更可怕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吕惠卿居然想搞他。

吕惠卿是他的学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可王安石一倒，吕惠卿就开始给自己铺路，想把王安石彻底踩下去。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气得要命，跟吕惠卿天天掐架。

熙宁九年，王雱病死了。

王安石老来丧子，痛不欲生。

十月，他再次上书请求辞职。

神宗批准了。

这回，他再也没回来。

王安石回到江宁，在钟山脚下盖了几间小屋，取名“半山园”。

他每天骑着一头小毛驴在山里转悠。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带几个老朋友。他写诗：“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这首诗写得闲适极了，仿佛他从来就是个田园诗人，从没当过什么宰相。

可真的是这样吗？

有一天，他骑驴遇到一个樵夫。樵夫认出了他，问：“您是王相公吗？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王安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已经不是什么相公了。”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十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保守派，一上台就把司马光召回京城废除新法。

那一年，司马光六十七岁，王安石六十五岁。两个老对手，一个在朝堂上废除新法，一个在钟山脚下写诗。

元丰八年秋天，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听说你在钟山很好。我老了，也想退隐。等我把新法废完，咱们找个地方一起喝酒聊天。”

王安石收到信，看了很久，没有说话。他没有回信。

第二年四月，王安石病重。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死后，不要请司马光写墓志铭。”

家人问为什么，他没有回答。

四月初六，王安石死了，享年六十六岁。

消息传到京城，司马光正在家里养病。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话：“介甫之死，天下当为之痛惜。”他给朝廷上奏折请求厚葬王安石。

司马光和王安石斗了一辈子，可王安石死了，司马光却比谁都难过。

王安石变法，是宋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革。他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每一条都冲着解决实际问题去。可他的性格太倔，手段太急，用的人太杂，得罪的人太多。

他失败了。

可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错了，而是因为他走得太快。

他死后九百多年，有人研究他的新法，发现那些东西在今天的银行、税务、保险系统里都能找到影子。列宁说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可这些，他都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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