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归来与诀别（1958-1961）

一九五八年秋，泽喜出狱了。

七年零四个月，两千六百多个日夜。他从沙洋农场走出来时，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本劳改积极分子奖状，还有一张释放证明。证明上盖着鲜红的公章，写着：“王泽喜，在改造期间表现良好，准予释放。”

走到农场大门口，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七年来，他在这里砌了十三栋房子，两座仓库，三百多米围墙。一砖一瓦，都经他的手。现在，要走了。

“老王，保重。”张队长送他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

“张队长，谢谢。”泽喜鞠了个躬。

“别谢我，是你自己改造得好。”张队长说，“记住，出去后，好好做人。新中国不翻旧账，只要你遵纪守法，就是人民的一员。”

“我记住了。”

泽喜转身，走上回襄阳的路。步子很稳，可心里很急。七年了，店子上变成什么样了？爹娘还在么？长安的孩子，都多大了？

走到店子上时，已是黄昏。

村口那棵柿子树还在，只是叶子黄了，落了满地。树下有几个孩子在玩，大的十来岁，小的五六岁，看见他，都停下来，好奇地看着。

“爷爷，你找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问，虎头虎脑的，眉眼像长安。

泽喜看着他，心里算了算。这是德全？不对，德全今年该十岁了。那这个……

“我是王泽喜。”他说，“我找王长安。”

孩子们一愣，互相看看。那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突然眼睛一亮：“你是我四爷爷？”

“你是……”

“我是建国！”男孩说，“我爹是长安，我大哥是德全，二哥是建军，我排老三！”

泽喜明白了。长安的第三个儿子，叫建国，今年八岁。

“你爹在家么？”

“在！在！”长江转身就跑，“爹！爹！四爷爷回来了！”

泽喜跟着他，往村里走。村里变了样，新房子更多了，墙上刷着新标语：“总路线万岁”“***万岁”“人民公社好”。地里的庄稼长得高，可看起来有点蔫。

到了王家老宅，门开着。长安正在院里修犁，听见喊声，抬起头，看见泽喜，手里的锤子掉在地上。

“四……四叔？”

“长安。”泽喜站在门口，看着他。

长安冲过来，一把抱住他，哭了：“四叔！您……您可回来了！”

泽喜拍着他的背，眼睛也红了：“回来了，回来了。”

屋里的人都出来了。秀英老了，背驼了，走路要拄拐。世连还躺在躺椅上，更瘦了，像一把干柴，可还活着，眼睛还睁着。易秀兰抱着个三四岁的男孩，旁边还跟着几个——最大的长春，已经十三岁了，个子蹿得老高；然后是长安（小），十一岁；再然后是长江，八岁；易秀兰怀里的是老四，叫长洲，四岁。

“爹，娘。”泽喜走过去，跪在世连面前，“儿子回来了。”

世连伸出手，摸着他的头，手抖得像风里的树叶：“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还以为……等不到了……”

秀英在一边抹眼泪。孩子们围过来，好奇地看着这个“四爷爷”。

“长春，叫四爷爷。”长安说。

“四爷爷。”长春很规矩地叫了一声，像个大人了。

“四爷爷。”长安（小）也叫。

“四爷爷！”长江嗓门最大。

“四爷爷……”长洲奶声奶气地学舌。

“好，好。”泽喜一个一个摸着他们的头，心里那点空，被填满了。

填满了，满了。

夜里，一家人围在堂屋里说话。

泽喜才知道，这七年，家里变化很大。五三年，合作社成立了；五六年，高级社了；去年，人民公社了。地归了集体，大家一起种，一起分粮。家里吃食堂，不用自己做饭了。

“爹的病，”长安说，“时好时坏。前年冬天重了，差点没熬过来。可听说您要回来了，又好了些。”

“我没事。”世连摆摆手，声音很轻，“老了，都这样。泽喜回来了，我就放心了。”

“四叔，”长安说，“您回来了，就在家住着。队里说了，您这样的……回来的人，可以参加劳动，算工分。您砌墙的手艺，队里用得上。”

“用得上就好。”泽喜说，“我还有力气，还能干。”

“可您这身份……”长安犹豫了一下，“队里开会说了，您是‘四类分子’，要接受群众监督。平时少说话，多干活。每月要去公社汇报思想。”

泽喜点点头：“我懂。我改造了七年，都懂。”

“那就好。”长安松了口气，“四叔，您别往心里去。村里人都知道您是什么人，不会为难您的。”

泽喜笑笑，没说话。不为难？但愿吧。

第二天，泽喜去队里报到。

队长姓赵，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现在当了生产队长。见了泽喜，很严肃。

“王泽喜，你的情况，公社交代了。你是‘历史反革命’，虽然改造了，可身份没变。从今天起，你就在队里劳动，接受群众监督。每个月一号，去公社汇报思想。能做到么？”

“能。”泽喜说。

“好。”赵队长拿出一本工分簿，“你会砌墙，队里正好要建猪圈，你带两个人干。一天八个工分，干得好，再加。”

“谢谢队长。”

泽喜开始干活。砌猪圈，砌仓库，砌围墙。他的手艺还在，砌的墙又直又结实。队里人看了，都说好。

“四哥，您这手艺，没丢。”陈老三有天来看他，现在他是队里的保管员，“这墙砌的，比年轻人强。”

泽喜笑笑，没接话。他知道，陈老三现在是“贫下中农”，是“革命群众”，跟他不一样。

不一样，也得活。

日子一天天过去。

泽喜白天干活，晚上回家。世连的病越来越重，常常整夜咳嗽，咳出血来。秀英老了，伺候不动了，易秀兰要照顾孩子，也忙。泽喜就夜里守着，给爹喂药，擦身子，端屎端尿。

“泽喜，”有天夜里，世连精神好些，拉着他的手说，“爹……爹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爹，您别瞎说。”泽喜说，“开春就好了。”

“好不了啦。”世连摇摇头，“爹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爹就一件事放不下……”

“您说。”

“你……”世连看着他，“你这辈子，不容易。打日本人，保家乡，没错。后来走错了路，可也改了。爹不怪你。可这世道……爹怕你，以后……”

话没说完，又咳嗽起来。泽喜连忙给他捶背，喂水。

“爹，您放心。”泽喜说，“我改造好了，现在是新中国的人民了。好好劳动，好好做人，没事的。”

世连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那口气叹得很长，很沉，像把一生的担忧，都叹出来了。

一九五九年正月，世连走了。

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早上秀英去叫他吃饭，发现人已经凉了。

泽喜跪在灵前，没哭。七年牢狱，把他的眼泪都熬干了。他只是跪着，给爹烧纸，一张一张，烧得很慢，很仔细。

长安哭得死去活来。这个憨厚的汉子，爹走了，天塌了。

“四叔，”他拉着泽喜的手，“往后……家里……”

“有我在。”泽喜说，“天塌不下来。”

葬了世连，泽喜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虽然他是“四类分子”，可家里的事，他说了算。长安听他的，孩子们也听他的。

日子继续过。白天干活，晚上教孩子们认字。德全上初中了，建军（小）上小学，建国也上学了。泽喜教他们写字，写“人”，写“家”，写“国”。

“四爷爷，”建军问，“您以前真的当过营长么？”

泽喜沉默了一会儿，说：“当过。可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你们的四爷爷，是砌墙的王师傅。”

“哦。”建军似懂非懂，“那您打仗厉害么？”

“厉害不厉害，都过去了。”泽喜说，“现在，咱们要建设的，是新中国。新中国不需要打仗，需要砌墙，需要种地，需要读书。”

“那我也要砌墙！”建军说，“砌跟四爷爷一样结实的墙！”

泽喜笑了，摸摸他的头：“好，等你长大了，四爷爷教你。”

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来了。

食堂的饭越来越稀，地里庄稼长得不好。队里开始吃“代食品”——玉米芯磨粉，红薯藤晒干，榆树皮剥下来煮粥。

孩子们饿得嗷嗷叫。长安急得嘴上起泡，可没办法。泽喜不吭声，每天下工后，去地里挖野菜，去河边捞水草，去山里找野果。

有天夜里，他偷偷去了后山，找到当年藏粮食的地方——那个山洞，还在。他扒开石头，里面还有几袋苞米，是当年埋的，七年了，都霉了，可还能吃。

他背了一袋回来，夜里偷偷磨成粉，掺在野菜里煮粥。一家人吃了，总算有了点力气。

“四叔，”建军小声说，“这粮食……”

“别问。”泽喜说，“吃了，活命要紧。”

建军不说话了，只是点头。

一九六一年春，易秀兰又生了。

是个女儿，瘦瘦小小的，像只猫。接生婆说，这孩子先天不足，怕养不活。

“养得活。”泽喜说，“王家的人，命硬。”

他给孙女取名“长英”，愿她像花一样，虽然小，可顽强。

长英出生的第七天，建军抱着她，让泽喜看。泽喜接过，小心翼翼。孩子很小，脸只有巴掌大，可眼睛很亮，看着他，不哭不闹。

“长英，”他说，“好好活。活到太平年，活到好时候。”

孩子好像听懂了，咧开嘴，笑了。

可这太平，没持续多久。

一九六一年秋，风声紧了。上头来了文件，又要算旧账。公社开了大会，赵队长回来传达精神，特别点了泽喜的名。

“王泽喜虽然改造了，可你的问题，没完。从今天起，你要写思想汇报，每天交。要老实交代，有没有隐瞒的历史问题。”

泽喜点点头：“我写。”

他写了。从打日本人写起，写到保安团，写到洪山头，写到坐牢，写到释放。一笔一划，写得很详细，很老实。

可交上去，公社不满意。

“王泽喜，你这叫交代？你这是表功！你打日本人有功，我们知道。可你后来洪桥头的抵抗，这你怎么不深挖？”

“我深挖了。”泽喜说，“我写了，我认。”

“不够！”公社干部拍桌子，“你要深挖思想根源！你为什么抵抗”

泽喜沉默了。这个问题，他答不上来。为什么抵抗？因为那是命令？因为那是他的阵地？因为那是他的家？

他说不清。

“写！重写！”干部把材料扔回来，“不交代清楚，别想过关！”

泽喜拿着材料回家，一夜没睡。长安陪着他，也不睡。

“四叔，”长安说，“要不……您出去躲躲？”

“往哪儿躲？”泽喜说，“躲了七年，不还是回来了？该来的，总会来。”

“可……”

“没事。”泽喜说，“我改造了七年，是新中国的人民了。相信我们讲政策，不会冤枉好人。”

可这话，他自己说的时候，心里都没底。

一九六一年腊月，最冷的时候。

那天早上，泽喜正在队里砌猪圈，公社来了两个人，穿着制服，表情严肃。

“王泽喜，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

“公社。有事问你。”

泽喜放下瓦刀，拍拍手上的灰，跟着走了。路过家门口时，长安追出来。

“四叔！”

泽喜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回去。看好家。”

这是他跟长安说的最后一句话。

三天后，长安接到通知：王泽喜经公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在公社操场开的，来了几千人。泽喜被押上台，脖子上挂着牌子。他低着头，看不清脸。

审判长念完判决书。

最后问：“王泽喜，你认么？”

泽喜抬起头，看了看天。天是灰的，像要下雪。

“我认。”他说。

枪响了。

一声。

就一声。

长安去收的尸。

泽喜躺在一张破席子上，身上盖着白布。长安掀开白布，看见四叔的脸，很平静，像睡着了。只是额头有个洞，很小，可深。

他给四叔换了身干净衣服——是他自己的衣服，新的，还没穿过。然后背起四叔，往家走。

路上，下雪了。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泽喜身上，落在长安身上，落在店子上这片土地上。

白了，都白了。

像在给这片土地，给这个时代，给这个人，盖一层白被子。

盖住了，就干净了。

长安想。

可他知道，盖不住。

有些事，有些人，盖不住。

就像这雪，化了，还会露出底下的泥土，底下的血，底下的骨头。

可日子还得过。

他背着四叔，一步一步，走回家。

身后，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很深，很实。

像在砌一堵墙，一堵看不见的墙。

一堵，叫“记忆”的墙。

这墙，得砌下去。

砌到太平年，砌到好时候。

砌到，雪化了，春天来了。

（第十八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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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终】

后记：

一九六一年腊月，泽喜被枪决，时年五十岁。

一九七九年，王泽喜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平反通知书送到王家时，长安已经六十四岁，他的第五个儿子建业，也已经长大。

二零二三年，店子上拆迁。王家老宅那堵高墙，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倒塌。长安的孙子——泽喜的曾孙，在废墟里捡到一块砖，砖上刻着字，是“民国二十七年，王泽喜砌”。

他把砖带回家，摆在客厅的博古架上。

砖是青灰色的，沉甸甸的，像一段历史，像一个人。

像一堵墙，倒了，可还在。

在记忆里，在血脉里，在这片土地上。

永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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