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五次住进精神病院

家里的大哥、二歌、四弟和我的母亲决定到济宁市精神病院去给我看病。我没有反抗家里人。家里人包了一辆黑出租。我看到我的母亲没有上车，大哥、二哥、四第和我上了车。于是我出了村。这时是2003年，我坐在车里想到1987年我考上大学被人送出村的情形。

车于是驶向济宁戴庄医院。我坐在车子里，回忆我的人生，那些爱情的追求，那些堕落的日子。想自己原来的美好，后来的丑恶。

我不知道我的病就由我的过去的经历和我的性格、我的人生观爱情观造成的。我生病是因为我把爱情想像得太美好。这样美好的人，这样对爱情有美好的想像的人在现实中必然容易失败。现实总是太现实。我遭受着人生覆灭般的打击。现实颠覆了我这个人，撕裂着我，分裂着我。爱情的失败使我每次都觉得到了世界末日，天塌地陷的感觉。我绝望，受伤害，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冷酷。然后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而在堕落的同时，我总觉得有公安在跟踪，在监视我，我所以有这种感觉，是我做贼心虚,也可能是堕落时良心未完全泯灭。所以，不是公安在监视，可能是良心在监视。其实没有公安跟踪，是我觉得自己在做犯法的不光彩的龌龊事，就草木皆兵了。这些幻听幻想都是在我堕落的同时从我的内心产生的。

到了济宁戴庄精神病医院，先去看的门诊。不知道医生怎么诊断的，门诊的医生没有问什么就让去病房楼八楼办理住院手续。

我的大哥二哥还有四弟去办住院手续去了。我坐在病人宿舍的床上，知道自己的大势已去。人生彻底失败了。

护士拿来了病人的住院服装，拿走了我的衣服和手机，然后把我送进病人活动室。活动室里满满一屋子的病人。病人大多数在看电视，也有打扑克的、下象棋的，也有聊天的，也有一些人在绕着人群转圈子。我坐在最后一排，爬在桌子上。在外面激情洋溢的骂人精神没有了，不再斗志昂扬。而是灰心丧气，彻底绝望。

我找到护士，给护士说要求见医生。在我的再三要求下，护士把我领到医生办公室。医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死！”医生说既然有病就要安心养病，积极配合医院治疗，不能想三想四，医院早想好了，在这里自杀，你连自杀的工具都找不到。

晚上八点，排队吃药。护士给新进来的病人打针。我的药物反应太大，起坐不能，双腿奇痒无比。我认为这是有黑手伸向医院给我打的毒针。于是，在那些病人都熟睡的时候，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从这头走向那头，从那头走向这头，心如死灰。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的老母亲就来到了济宁市精神病医院，同来的还有我的工作单位的工会**，还有医院的书记。我对母亲说自己不想呆在这里，如果让住院我就三头碰死在这墙上。母亲说：看到你大哥把你的衣服和鞋子拿回家我就哭了，好像只有衣服没有了人一样。母亲又说你说不住就不住，别关在这里受罪了。于是母亲就给我单位的工会**和医院的书记说今天就带着儿子回家，不在这里住院了。于是就办理了出院手续。跟着母亲回了老家。

那娘俩的声音还在，没有减弱。我就忍着。忍不住了就赶紧回了市里，在自己的家里上网。校长的老娘的声音加入了进来，说哪个女的给我聊天就让哪个女的下线。意思不能再给我找对象找女友的自由。“俺院里有。”我楼上那一家的那个女孩这句话传到我的耳朵里。但是得要求我下楼到院里的人们中间搞好关系。“俺院里有”的意思就是俺院里给我一个女友结婚，以显得“俺院里的人仗义”。但是我得巴结院里的人们。我偏要上网，记得聊过在韩国留学的“花”，院里老头老太太和老师称作“罚罚花”，意思是说惩罚惩罚我的花心。但是我继续上自己的网。我聊了浙江临清的网名叫“蒙娜丽莎”的高中生，并且经常与她视频。我给她谈我与乔虹的故事，她听了泪水盈盈。“蒙娜丽莎”告诉了我她的学名。

“恶闹‘蒙娜丽莎’，让她下线”。校长的老娘的恶狠狠的声音从家属院的楼下传来。果然，‘蒙娜丽莎’头像不再闪耀，她下了线。

什么科学能做到这样？！不管那一套了！我怒不可遏，他打开了厨房北面的窗子，声嘶力竭地用最高的声音喊：

“校长你人头狗头伸出来！"

我终于骂到了校长。第二天上午，当我正在上网，楼上的那母女俩正在看着我的房间恶闹我的时候，我听到了敲门声。我透过楼门的猫眼向外看，看见几个高大粗壮的***在外面。

我开了门，他们就涌了进来。

“给你查查去。”一个人说着抓住我的胳膊，另外几个人也牢牢第抓住我，并且拿出一种我没有见过的又宽又厚很结实的布带子。

我以为他们是便衣警察。就觉得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器宇轩昂地跟他们下了楼，楼下停着一辆面包车。几个老太太坐在家属楼的东边杨树林的石头座位上，并没有惊讶地朝这边看。我就觉得她们和家属院里的其他人知道了一切。

我在那几个男人指引下，就上了那辆面包车。但是车并没有去市里的派出所，而是奔驰上了向西去济宁的路。我就明白了他们不是便衣警察，而是济宁市戴庄精神病医院的人。

护士长告诉我这次是我单位的领导打打电话给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医院的人才派人派车去邹城市我的家，还说我单位的工会的领导坐车在后面跟来了，他们正办理住院的手续。

我就想一定是因为昨天晚上自己头伸出自己房子的窗子外面骂了：校长你人头狗头伸出来。之后他们就决定把自己又给送进来的。

下午，在病人活动室走动的时候，我被叫了出去，到了医生办公室。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医生就问我说我怎么回事呢。我就说我单位的校长在我刚从农村调进实验中学的时候就孤立我，派公安跟踪。我说我从北京回来之后，校长就派我楼上的那一家母女俩偷窥我监视我，并且用声音吵闹我的一举一动，白天一分钟也不停，晚上睡醒觉就继续，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就经常在自己的家里高声骂人。

医生又问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一一给了回答。我问自己要住多久，医生说那就看我单位的意思了。

我于是就住了下来。可是住在里面实在是憋闷。我看不下去电视，也玩不下去扑克和象棋。于是就在活动室有限的空地上转圈子，像一些人那样。他觉得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无法停下来。直到转得浑身是汗才停一会。停下来就找人说话。过了几天，我得知这个第八层的八病房竟有几个住了二十多年的，也有几个住了三五六七年的。我就问为什么不出院？有的说是单位送来的，后来单位倒闭了解散了，没人来接了。有的是因为家里死光了人，没人来接医院就不放人。谁送的病人谁来接，这是医院的死的规定。我就吓得要命，心想我在自己的家里这么能骂单位的人，这么能骂腐败，单位里把我送进来是不是就不打算来接了呢。如果那样真是生不如死。他们住二十多年的，有的也年老了，就当是进了养老院。可是那些住了三五六七年的就说自己是活受罪。其中一个说，那难受的味一上来，真想拿刀子割自己的肉。

可是这里没有刀子，连一个玻璃片都找不到。病人让护士买来的辣椒酱玻璃瓶，吃完了都给收起来。

想偷跑，想跳楼吗？楼层的窗户都安装了铁的防盗棱。防盗棱上锁满了锁。病人出了活动室都要有护士跟着。没有丝毫逃跑的机会。

我于是老是在单位是否会来接自己这个问题上想，不想都不行。

于是我就在医生查房的时候问自己的医生：单位会不会把我扔在这里就不管了？！医生就说不可能。虽然医生这样说，我心里还是没有底。

我就找护士长，要求给自己家里人打电话。护士长说医院规定不允许病人向家里打电话，一打就乱套了。家里有事会向医院里打电话。或者家里人来医院看病人。

可是家里不知道我被学校再次送进医院。家里人怎么可能来看望呢。

我又找护士长，说一个多月过去了，怎么单位里病不来人看望我呢。其他新来的病人都是两个星期就来看一回。护士长说你说的也对。她就给我单位打了个电话，让单位的人来看我。

护士长在电话里说你们把人送到这里都五十多天了怎么也不来看看病人的治疗情况呢？于是单位就来了人。

来的是工会**和后勤主任。在接待室里，带来了一些吃的礼物。他们的态度还好。只是后勤主任问了一句让人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你还考研究生吗？”得了神经病还能考研究生？分明是一句戏谑。

学校派人到医院看望我以后才告诉我家里。我的母亲第二天就乘车来看我。我的母亲说送进去一个多月才给俺说，怎么不早告诉俺！

我想出院，医院里医生没答应，说是我的病没有康复，于是这次就住了下来。 我受着煎熬在医院里治病。所谓煎熬不仅指被困得团团转，还包括吃不好，睡不好。我总是勉强地咽下去一点。几乎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就醒，再也睡不着，就起床在楼道里有限的空道上来回地走，每一个来回都看一下墙上的挂钟。午休的时候也是这样。

自从入医院以后，那母女二人的吵闹声就没有了。一进医院门就没有了。那时的我认为是那母女俩把我害进医院后就完成任务撤退了。

住了三个月后，我单位的工会副**和我的二哥来接我出院。在医院换上自己的衣服后，我真是喜气洋洋。天天盼，终于能到外面来了。而他在医院里常趴在病房的窗口向外面看，觉得每一个在外面路上行走的人都那么自由幸福，觉得只要能出院，这一生什么都不要了都行。

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我要坚持吃药。护士长也说要吃一年的药，甚至要终身服药。我没有听进去。我认为自己是被害进来的，情况特殊，明明是没有病，吃什么药呢。

可是我的母亲劝着我要吃药，说出院的时候医生开了一个月的药。说哪怕只吃这一个月的呢。于是我就吃药，但是忘记了每次每种药吃几片，结果药就吃乱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开始觉得心慌，一阵比一阵厉害。我就感到害怕，不知道这样会发展到哪一地步。我的母亲差使二哥家的小孩叫来了大哥、二哥还有四弟。他们就商量怎么办，觉得还是去济宁的精神病医院。我也就听从了。他们用农用三轮车把我送到去济宁的公路上，然后截了一辆出租车，二哥开三轮车回家，四弟和大哥以及我上了出租车。

到了济宁精神病医院，医院的大夫已经下班，值班护士把我安排在一号病房。

到了早上六点钟，我感到眼睛里冒花，脖子歪歪着。医生要八点钟才上班。于是大哥和四弟就看着我在走廊里走动。挨到了八点，医生上班了。我们弟兄三个就进了医生办公室。医生询问我在家里吃药的情况，我就已经说不出话来。

“药肯定吃乱了，缺药造成的。”医生说。

于是医生就让我去病房打吊瓶。等到打到第二瓶，我就觉得身体舒展开了。四弟和大哥就去办住院手续，再次住了下来。又煎熬了五个月，才出的院。

这次出院，医生开完一个月的药，又在一张纸上写了每种药的服用量。我小心地拿好。

按医嘱吃药了，药物反应又厉害了。我只觉得双腿难受，起坐不能，坐也不坐不住，站着更难受。我的母亲看在眼里，心里跟着痛苦。有时候半夜里醒了，便再也躺不下。就出了家门，在村前的大街上遛，天黑漆漆的，整个村子沉睡着。我一直遛弯到天明。

后来，吃完出院的时候拿的一个月的药，就没有再去拿。不吃药，就没有了药物反应，双腿不再难受。我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想想自己眼前的光景，不知道能不能找个对象结婚。想起在医院的时候，好多病友说他们在患了精神病后妻子都与他们离婚了。我已经四十一岁，没有结婚。患了这种病以后，很难有女人再愿意自己了吧？想着想着我心里就害怕了。

我在老家里呆不住了，虽然她母亲想在家里在养养他这个住了五个月医院的儿子。

而今我成了母亲最大的心病，天天为我揪心。

想来想去，还是先去学校上班。反正不吃药也没有了声音，不吃药身体也舒坦了。而且能上班就说明病好了，就能找个对象了。曾经那么挑剔，现如今恐怕能找一个就不错了。谁愿意找一个神经病整天陪着过日子呢。

我买了一套新西服，穿戴整洁去上班。我先去了校长室。现在的实验中学校长已经易人。原来的李校长调到邹城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校长，新来的叫张校长。

我就去了校长室，刚坐下，张校长就突然说：“把你的职称给进了。”我就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其实我也着急进职称，现在还是初级。）没能接着张校长的这句话继续说下去。而张校长呢，大概见我没那进职称的意思，就关心了一下我的病情，然后就说你去后勤找高主任去吧。

后勤主任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浇花浇草拔野草。于是学校的老师们就见我每天拽着二三十米长的塑料管子放水浇花草,又见我用手一点一点拔除花园周围的杂草。有时候手被扎破，鲜血直流。后勤主任对我凶得很。常常对我大声吼叫，抱怨我草地没有浇透或者嫌草没有拔干净。更有甚者，后勤办公室的一个和我同岁的，一个比我大七八岁的老师，暑假里三个人被安排把几十个教室里的破旧的学生用的桌椅方凳背到校园西南角的木工室。天气热得很。一趟一趟地背。与我一起的那两个人骂骂咧咧，到处撒尿。开学后，在后勤办公室，当后勤全体人员都在，六个人打扑克，另外三四个闲聊着。我就谈到，我的邮箱里常收到黄色的视频，“其中有两个西方女人与狗玩。”我毫无顾忌地大声笑着说。与我一起在暑假背学生桌椅的那两个人把扑克摔出几张：“他娘的没有人问他的事了！我坐在离他们打扑克的办公桌前，一时下不了台。

到了寒暑假，我又打扮一新，抖擞精神，开始到滨海、济宁、济南的婚姻介绍所征婚了。在这些介绍所里，我都隐瞒了自己患过精神病。我常常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容，五官还是那五官，只是已经是四十一岁的人了，与大学时候的照片相比，人老相了。添了白发、皱纹，改变了对人和事的看法。在济南，参加一个婚姻介绍所在山东大学举办的联谊会。我在联谊会上看上了一个女子，鼓足勇气，让红娘去问一问，红娘回来说：“不行！人家姑娘才23岁。”

红娘给介绍了一个在济南做化妆品生意的，年龄三十左右的女子。身穿大格子呢子上衣，下身穿黑裤子。是穿着时髦，却愈发掩盖不了青春一去不复返的残酷现实那种女子。我和她两个人聊了一会，也就作罢了，互相没有留下电话，没有提及下次见面的事。

济南的红娘又给介绍了泰安市的一个女子。我坐汽车到了泰安，然后给那女子打电话。那女子说你不要动，就在汽车站旁等我。我就买了包香烟，抽了两支，那女子来到了。又一剩女。

那女子把我领到他的家里，她的家离车站不远，是一片城中村。但是她家的房子却大得很，当她把我领到二楼时，她说她家的房子有六百多平方。当时新建这些房子的时候，那可是惹眼得很。只是这世界变化快，在周围高楼大厦病包围中，这里就是一片废墟。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多少青春男女曾经风华正茂？多么高傲，多么挑剔的人一年又一年，变成又丑又只能活动在一个小范围里老年人。

泰安这女子的姐姐、姐夫、哥哥和妈妈都在，并且听说她姐姐是个狱警。她们到外面的饭店订了很多的饭菜，看来她们都很在意这次见面。我心里想，一会儿一定要告诉她们自己患过精神分裂症这个事情，好让女方拿主意。饭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吃过饭，过了没有多大一会我就起身告辞。那女子的姐姐和姐夫说：“我们也要到西边的104国道上去等过路车，咱们一块走吧。”我说好，就一起上路。我就告诉了她姐姐自己的病情，她姐姐听后吃了一惊，说是回头她把实情告诉妹妹。当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女子就打来了电话。说是她和她全家都无法接受我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有一事实

老北京的声音从电视上出来了。省会城市的老百姓也从各个地方频道发声。说是他们活动开之后用潜规则反腐败。也不排除用网络和手机。网络用户和手机用户何止千千万万。楼上那母女俩的声音没有了。也许是把我坏进精神病院之后就撤走了，被人保护转移到了我找不到的地方。但是住在学校家属院的居民们的声音出来闹了。一开始说是三个老头子玩闹我，用他们的老奸巨猾。后来是院子里的一群老太太在家属院里闹我，说是老太太经验多，有的都成了精了。最后闹我的是院里的小孩和他们当老师的爸爸妈妈。无论白天和黑夜，恼人声音不止。他们在院子里就知道我去了哪个房间，当我去了南边的房间，南边楼上的几家邻居就闹，当我去了北面的房间，北面楼上的那几家老邻居就闹。都是闹我的一举一动。后来连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们都知道了。就那么一刻也不停地闹人。恼得我暴跳如雷。于是在房间里就大骂了起来。有时候睡到半夜的时候，电钻钻墙的声音就剧烈地响了起来，闹得我恨不得要跳楼。楼上好像有人用一块重的铁物在砸地板。这时候，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大骂不止。整个院子好像都与我拼命地较劲，折磨我。

我不知道这样就捅了篓子。就在这样骂完的第二天早上。我的母亲和二哥就说，学校里让我去上班。

到了城里，就先去了学校，进了工会**的办公室。工会**说在这里等等，校长正在开会。我就听到了学校二校长在对门办公室里的笑声。然后又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想了想，是济宁精神病院我所住院的那个八楼病房主治医师的声音。我就想：他怎么会在这里呢？

过了有一个小时，匆匆进来几个人。我转头一看，是我原来住院的病房里的几医护人员。进门后就有两个人急忙坐在我的左右两边，各用双手牢牢抓住我的双臂。

“可南，最近怎么样呀！”抓住我右边胳膊的葛护士说。

“还行。”我虽然心里也一紧张，但说出话来又出奇地平静。

“还行啊，到医院里查查去再说。”我原来住院的大夫说。

于是，随来的一个男护士从一个包里拿出针药和注射器，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几个人用宽带子捆上我的双手，一起出了办公室，然后上了医院开来的车。

这次住院又住了三个月。记忆最深的是用针扎他的手指尖查血，疼得让人全身一个激灵。每个病人都怕一月一次的这种查血。我每个月都查十几次。我就想这可能与自己在老家里骂“舔腚眼子官”有关。

住精神病院应该比劳改犯受罪吧？住精神病院焦虑不安。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困顿焦虑。每时每刻都这样。觉得被关进笼子里一样。住精神病医院要与缠身的病魔作斗争。一直在挣扎。

在精神病院里，我常常做梦在大学的校园，或者在青岛的街道上。醒来后心里带着残留的深情和残留的爱意。我不知道我梦中的情人们都在哪里，生活是否幸福如意。而我醒来看到自己躺在精神病院的床上。我要带着精神病人的印记，回到单位，回到村子里，在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群中活下去。

我说过，我生活的最高理想是守着家和爱人，然后读书书写，然后纵情于山水与都市之间。全部给颠覆了。全部破灭了。没能力顾及了。只祈求住完院痊愈了病魔能不再来。

每一次爱都觉得是唯一。每一次都真挚纯情。每一次的失败都觉得天塌了。没有为爱掉过泪，没有喊叫，没有大醉一场。打击是怎么样子作用在我身上的呢？是在心灵深处作用的吧。是不着痕迹。是默默忍受。不动声色。单独看中学大学和刚毕业后写的那些诗能看出端倪。

后来，我看了精神分裂方面的书，知道中外医学界都还没有确定明确的病因。但是精神分裂肯定与他的经历有关。我早年丧父，没有父母左右平衡的影响和教育。爱哭的母亲，长期地影响着他的幼小的心灵，使他敏感、脆弱。

我患的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我就想：偏执型精神分裂症里有自己执着的重重叠叠的对爱的渴望、追求和痛苦，执着变为偏执;有严酷的社会现实和打击；有我不由自主的堕落；有童年家庭的不幸，等等。这一切都凝结潜伏在我的躯体里，并悄悄地起着走向病态的作用。而分裂是理想与现实的分裂，自我与社会的分裂，自我与社会难融为一体。自己与自己也分裂了，美好与堕落一分为二。

我喜欢文学，尤其是喜欢读诗和写诗，使他追求唯美，使他追求完美，使他追求诗一样的生活，使他重情，渴望诗一样的爱情。那样的人。那样的情。那样子活着。也许他追求的太卓越，没有遇见与他旗鼓相当的女子，没有遇见那样心灵和思想的女子。他崇拜女人的美，但是也带着男女平等的观念，他不是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所以爱情没有成功。

为什么就堕落了呢?有答案吗？只是在于性诱惑？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农村，事业无成，爱情和考研都失败。这一切使他孤独，使他自由散漫，使他游离。他身上的正能量越来越少，慢慢地我就堕落了。

每次出了院，我的老母亲都接他到老家住上几个月。住院的精神病人的菜都是黄豆油做的。吃了半辈子花生油的他很勉强地把菜咽下去。回到老家母亲就抚养抚养。常给他包水饺，买猪排骨，或者煮整鸡。母亲七十八了，靠自己再也不能走着去赶集了，但是她还坚持自己去买鸡买肉，一到张庄集、西罗集或者果庄集那天，她都早早地吃了早饭，坐在院子外的大路旁等开三轮车赶集的捎带着买菜。她顽强地从外面走到堂屋，从堂屋走到外面，不厌其烦地一天三次做饭。也许她觉得只要她的这个儿子在他身边，能每天看着，给他做吃做喝她就满足。也许是要告诉我：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一定要活得顽强。母亲说每次我住了院她都要大哭一场。路太远呀，我的母亲说，住在济宁离家一百五六十里路，要是住在邹城市就好了，能经常去看看。

抚养几个月后，我在家里呆腻了就坐车回城。常常是母亲随我进城。除了给我做饭吃，母亲就到看大门的那间小屋里去。因为那里是家属院的大爷大娘们聊天打麻将的地方。有时就去工会**的家里，有时去哪个大娘家里，有时被人拉着去家属院里信基督教的老太太们的聚会。她可能也因为我发病骂人而到处给邻居们赔理道歉。

在老家的时候，邻村我老姨的五女儿五香姐来我老家传教。说姨呀你信主吧，信主有依靠，有灾有难就找主。我的母亲和我就去了五香姐家，和九十岁的老姨一起去十五六里外的一个村子的教堂聚会。那次聚会有五六百人。先是演了天上主和众神的生活，然后是一个信教的老师祷告，流的鼻子一把泪一把。然后是教会里的头头讲话。不知道为什么他拍桌子砸板凳大声吼叫地讲。

我没有信主。我在吃饭的时候给五香姐的男人说：“我是个大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信唯物论。没有神。人类都登上月亮了，国际空间站都运行好几年了，天上没有神仙。虽然科学家们还没有解开宇宙形成之谜，虽然他们对宇宙知道的很少，但是我绝不相信在更远的宇宙深处居住着神。”。虽然教会里来了几个人到我的老家。虽然他们激昂有力地在我面前祷告，我依旧没有信主。我不信，母亲也就没有信。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