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八百块的重量

一月初，期末考试前两周，学校突然通知要颁发“励志奖学金”。

“每班五个名额，每人八百块。”吴姐在班会上宣布，“条件是：品学兼优，家庭困难，有上进心。有想申请的，写一份申请书，明天交给我。”

教室里立刻炸开了锅。八百块，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巨款。但“品学兼优”和“家庭困难”这两个条件，筛掉了大部分人。

我本来没想申请。虽然我家确实困难，但“品学兼优”——我成绩中下游，品行也就是不惹事而已，跟“优”不沾边。

但那天下午，聂婷找到我。

“你为什么不申请？”她问。

“我条件不够。”

“怎么不够？”聂婷拿出一张成绩单——上次月考的，“你文科成绩都在及格线以上，数学还考了七十分，这在我们班已经是中上了。”

“那也达不到‘优’啊。”

“这是三中。”聂婷看着我，“在这里，不逃课、不打架、按时交作业，就已经算‘品学兼优’了。”

她说得对。在三中，标准是不一样的。

“可是申请书怎么写？”我犯难，“写我家多穷？我不想。”

“不是让你卖惨。”聂婷说，“是让你真实地表达自己。你为什么需要这笔钱？拿到钱后想做什么？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把这些写清楚就行。”

我还是犹豫。但晚上回家，看到妈妈在灯下缝补我的校服——袖口又开线了——我突然下了决心。

我要申请。

申请书我写到了凌晨一点。写了家里的情况：父亲腰伤后找不到稳定工作，母亲在制衣厂三班倒，月薪两千八。写了我自己的状态：虽然成绩不拔尖，但一直在努力。写了如果能拿到奖学金，我想买一套正版的《平凡的世界》——盗版的那本已经快翻烂了，还想报一个数学补习班，数学是我的短板。

最后我写：“我知道八百块改变不了什么，但它能让我看见希望。而希望，对十七岁的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写完后，我长长舒了口气。不管能不能选上，至少我尝试了。

第二天，我把申请书交给吴姐。她接过去，看了看封面上的名字。

“罗俊？”她有些意外，“我以为你不会申请。”

“为什么？”

“你太低调了。”吴姐笑笑，“不过这是好事，年轻人要懂得争取。”

我交了六块申请费——这是规定，说是用于评审。六块钱，是我两顿早饭的钱。走出办公室时，我有点心疼，但更多的是期待。

评审结果一周后公布。那天是周五，阳光很好，但风很大。课间操取消，全校在操场开表彰大会。

**台上挂着红色横幅：“洪城三中2018年度励志奖学金颁发仪式”。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坐成一排，面前摆着用红布盖着的托盘。

“下面宣布获奖名单。”教导主任拿着话筒，“高一年级：王明、李芳、张伟……”

每个名字念出来，下面就有一阵小小的骚动。被念到名字的学生上台，从校长手里接过一个红色的大信封，信封上印着金色的“800元”字样。然后合影，闪光灯亮成一片。

“高二年级。”教导主任换了一张纸，“一班：陈浩、刘晓雨。二班：张磊、王丽。三班：胡雯、罗俊、聂婷、武斌、张雨。”

我听到自己名字时，脑子嗡的一声。真的选上了？

张政在后面推我：“快去啊！”

我迷迷糊糊地走上台。台上很亮，阳光和闪光灯刺得睁不开眼。校长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笑眯眯地把信封递给我。

“好好学习。”他说。

“谢谢校长。”我接过信封，很薄，但很重。八百块的重量，原来是这样。

我们五个三班的学生站成一排拍照。胡雯站在我旁边，小声说：“恭喜。”

“你也是。”我说。

拍完照下台，我紧紧攥着那个信封。手心在出汗，信封被浸湿了一小块。

仪式结束后是自由活动。我立刻给爸爸打电话。

“爸，我拿到奖学金了，八百块。”我压抑着兴奋。

“真的？”爸爸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什么时候领的？”

“就刚才。学校说要家长一起拍照，您能来吗？”

“什么时候？”

“下周一，上午十点。”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爸？”

“俊啊，爸周一要跟工头去新工地看看，可能来不了。”爸爸的声音有些为难，“让你妈去吧。”

“哦。”我有些失望，“好吧。”

挂掉电话，我又打给妈妈。但妈妈说她周一要赶一批货，走不开。

“让你爸去啊。”妈妈说。

“他也来不了。”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最后妈妈说：“那……要不你跟老师说说，家里实在没人。”

“好。”

我挂掉电话，站在操场边，看着手里那个红色的信封。阳光照在上面，“800”三个数字金灿灿的，很刺眼。

“怎么了？”聂婷走过来。

“我爸妈都来不了。”我说，“周一要拍照。”

聂婷想了想：“要不……让我妈假装是你妈？”

我笑了：“不用，我跟老师说一声就行。”

但她的话让我心里一暖。

周一早上，我找到吴姐说明情况。吴姐皱了皱眉：“这么重要的场合，家长怎么能不来呢？这样吧，我去找其他老师问问，看谁有空。”

最后，是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李老师——她现在在三中教初一——答应来帮我。李老师对我很好，初中时经常借书给我看。

“罗俊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她在电话里对吴姐说，“我去吧。”

十点，颁奖典礼在礼堂举行。这次规模小一些，只有获奖学生和家长。礼堂布置得很正式，有红地毯，有鲜花，还有专业的摄影师。

家长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胡雯的父亲是教育局的干部，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和校长谈笑风生。武斌的父母都是工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但很干净。聂婷的母亲是个气质很好的女人，穿着得体的连衣裙，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我站在李老师身边，她今天特意穿了件红色的外套，显得很精神。

“紧张吗？”她问我。

“有点。”

“别紧张，这是你应得的。”李老师拍拍我的肩。

仪式开始。这次是校长亲自颁发，每个学生和家长一起上台，握手，接过证书和信封——这次不是现金了，是支票，还有一张大大的“奖学金获得者”的牌子，要举着拍照。

轮到我和李老师时，校长握着我的手说：“罗俊同学，继续努力。”

“谢谢校长。”

闪光灯亮起，我举着那个牌子，脸上是练习过的微笑。牌子很大，遮住了我半边脸。但我没躲，就让牌子那样挡着。

拍完照下台时，我听见旁边有家长小声说：“这孩子的妈妈好年轻啊。”

“可能是姐姐吧。”

“不对，我听说有些家长不愿意来，就随便找个人顶替。”

我的脸烧起来。李老师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有力。

“别听他们的。”她低声说，“你很棒。”

仪式结束后，有媒体采访——本地电视台的教育频道。记者随机选了几个学生，其中包括胡雯和武斌。胡雯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说感谢学校培养，以后一定加倍努力。武斌说得磕磕巴巴，但很真诚，说要用这笔钱买营养品，争取体育成绩再提高。

记者走到我面前：“这位同学，拿到奖学金心情如何？”

我接过话筒，看着黑洞洞的镜头，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我很高兴。”我憋出这么一句。

“有什么想对父母说的吗？”

我看着镜头，想象着爸爸妈妈可能坐在电视机前——虽然他们大概率在忙，没时间看。我想说谢谢，想说我会继续努力，想说这笔钱我会好好用。

但最后我说的是：“爸，妈，我今天……表现得还行。”

记者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很朴实的回答。好，祝你学习进步。”

采访结束，人群散去。我拿着支票去财务处兑换现金。出纳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她看了一眼支票，又看了一眼我。

“罗俊？”

“是。”

“签个字。”她推过来一个本子。

我签了字。她数出八张一百的，递给我。崭新的钞票，连号，摸起来沙沙响。

我把钱小心地装进信封，放进书包最里面的夹层。拉好拉链，还按了按，确定它在。

回教室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八百块怎么用。买书是肯定的，补习班也要报。剩下的呢？给妈妈买件新衣服？她上次买衣服还是两年前。或者给爸爸买点膏药，他的腰一到阴雨天就疼。

但我最想买的，是一双新球鞋。我脚上这双已经穿了两年，鞋底磨平了，下雨天会进水。学校门口的运动鞋店，最便宜的那款要三百五。我看了好几次，从来没敢进去试。

也许这次可以。

下午放学，我没跟张政他们去网吧，而是一个人去了书店。正版《平凡的世界》一套三本，精装版要一百二。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捧在手里，纸张厚实，封面精美，和我的盗版书天壤之别。

然后我去看了数学补习班。最便宜的那种大班课，一学期六百，周末上。我算了算，剩下四百八，够买鞋和给家里买东西吗？

不够。

我在补习班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没报名。也许我可以自己学，多做点题，多问问老师。六百块，太贵了。

走到运动鞋店时，天已经黑了。橱窗亮着灯，那双三百五的鞋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白色的，很干净。我推门进去，店员热情地迎上来。

“同学，买鞋吗？”

“我……看看。”

“试试吧，这双卖得很好，轻便耐穿。”

我试了，37码，正好。站在镜子前，我看着脚上的新鞋，突然觉得那个镜子里的人有点陌生。他穿着旧校服，背着旧书包，但脚上是崭新的白球鞋。

“要吗？”店员问。

我想了想，还是脱了下来。

“我再考虑考虑。”

走出店门，冷风一吹，我清醒了些。三百五，是妈妈一个星期的加班费。我舍不得。

回到家，妈妈已经下班了，在厨房做饭。我把八百块钱掏出来，放在桌上。

“妈，奖学金。”

妈妈擦擦手过来，拿起钱数了数，又放下。

“你自己留着用。”她说，“买点需要的。”

“我想给家里买点东西。”

“家里什么都不缺。”妈妈把钱塞回我手里，“你拿去买书，或者存着以后上大学用。”

“那至少让我给您买件衣服。”

妈妈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衣服多着呢，穿不完。倒是你，该买双新鞋了，那双都破成什么样了。”

我低头看自己的脚。球鞋确实很旧了，鞋头开了胶，用502粘过，痕迹很明显。

“明天就去买。”妈妈说，“买双好的，耐穿。”

“嗯。”

晚上，我把新买的《平凡的世界》放在书架上，和盗版的那本并排。精装版闪闪发亮，盗版书灰头土脸。但我知道，我会继续看盗版的那本，因为上面有我密密麻麻的笔记，有翻烂的书页，有陪我度过无数个夜晚的痕迹。

而精装版，就让它新着吧。它是奖励，是纪念，是八百块钱的重量。

临睡前，我拿出那个“奖学金获得者”的牌子，看了看，然后塞进了床底下的纸箱里。

牌子上我的脸被遮住了一半，但那半张脸上，笑容是真的。

那是我十七岁的人生里，第一次因为“优秀”而获得的认可。

虽然只是在一个三流的中学，在一个放牛班，在一个没人看重的时刻。

但对我而言，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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