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苏州的窗

药很苦。

每天早上七点，我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对床头柜上那一排药瓶。白的，黄的，绿的，棕的，在晨光里像一列沉默的士兵。我坐起来，先喝半杯温水，然后按照医嘱的顺序，一粒一粒地吞下去。有的药片很大，卡在喉咙里，要用力咽好几次；有的胶囊很轻，浮在水面上，得像喝汤一样仰头。

吞完最后一片，我总会呆坐一会儿，等那股化学的味道从舌根慢慢退去。

然后起床，拉开窗帘。

老城厢的早晨很安静。我租的这间屋在二楼，窗外是一条窄巷，青石板路被夜雨洗得发亮。对面是一户人家的白墙，墙头爬着枯了的爬山虎藤蔓，等着春天发芽。斜下方能看到邻居阿婆的小院，她总是七点半准时出现，搬个小竹椅坐在门口，开始择菜。

今天择的是荠菜。嫩绿的叶子在她枯瘦的手指间翻飞，坏掉的叶子被仔细挑出来，扔进脚边的竹篮里。她的动作很慢，但很流畅，像一场无声的舞蹈。

我看了会儿，开始洗漱。

水是冷的。苏州春天的自来水还带着冬天的寒意，扑在脸上让人清醒。镜子里的人脸色有些浮肿，是激素的作用。医生说过，这是正常的，等药量减下来会好。我盯着镜子看了很久，直到镜面蒙上水汽，那张脸变得模糊。

八点，我出门去医院。

巷子很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如果对面来人，要侧身才能过去。早上的巷子里多是去买菜的老人，提着竹篮，慢悠悠地走。偶尔有自行车铃响，清脆的“叮铃”一声，像划破寂静的水滴。

“苏家妹妹，早啊。”隔壁的阿公在门口刷牙，满嘴泡沫地打招呼。

“阿公早。”

“去医院？”

“嗯。”

“慢慢走，不着急。”他含混地说完，继续刷牙。

我点点头，继续往前走。青石板路不平，有的地方凹陷下去，积着昨夜的雨水。我小心地绕过那些水洼，但鞋尖还是沾湿了一点。

从老城厢到市医院，要坐三站公交车。291路，和南通那条线路同一个数字。第一次看到时我愣了愣，然后笑了——有些巧合，像命运故意开的玩笑。

车上人不多，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苏州的街道，和南通很不一样。这里的树更多，建筑更矮，颜色更淡。白墙，黛瓦，灰色的石板路，连路边的店铺招牌都素净些，多是黑底金字，或白底黑字。

医院永远是人满为患。我在风湿免疫科的候诊区坐下，前面还有十七个人。电子屏上的数字跳得很慢，像拖着沉重的脚步。

旁边坐着个年轻女孩，比我小几岁的样子，脸上有蝴蝶状的红斑。她低头玩手机，耳机里漏出一点音乐声，是流行歌曲，节奏轻快。她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滑动，偶尔笑一下，露出两个酒窝。

我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从布袋里拿出笔记本。

开始写东西是一个月前的事。那天复查完，医生说我情况稳定，可以试着做些轻松的工作。我问他：“写作算轻松吗？”

他推了推眼镜：“只要别熬夜，别太投入，可以。”

于是我去书店买了这个本子。深蓝色的封面，内页是空白的横线纸。第一页，我写下标题：《母亲与栀子花》。

写得很慢。每天写一点，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一个场景。写母亲年轻时在纺织厂的样子，写她和陈月华在虎丘摘栀子花的那个下午，写她决定去苏北找父亲时的眼神。

写着写着，我发现很多事我其实并不清楚。母亲为什么爱上父亲？她后悔过吗？她临终前看着我的时候，在想什么？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只能写我记得的——她做点心时专注的侧脸，她生病后越来越瘦的手腕，她最后那句“小挽，对不起”。

“37号，苏挽。”

护士叫到我的名字。我合上笔记本，起身走进诊室。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姓顾，说话很温和。她看了我的化验单，点点头：“指标有好转。激素可以开始减量了，从明天起每天减半片。”

“好。”

“有什么不舒服吗？”

“有时候关节疼，早上起来手指有点僵。”

“正常现象。”她在病历上写着，“注意保暖，适当活动，但别累着。”

“顾医生，”我问，“这个病……最坏会怎样？”

她停下笔，看着我：“你想听实话？”

“想。”

“最坏的情况，累及重要器官，肾，心，肺。但那是控制不好的情况。”她放下笔，双手交叠放在桌上，“你现在控制得很好，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保持好心情，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能活多久？”

她沉默了几秒：“这个病现在不是绝症。好好控制，几十年没问题。”

几十年。我算了算，如果能活到六十岁，还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很长，长到可以做好多事；也很短，短到一眨眼就过去了。

“谢谢医生。”

“不客气。”她顿了顿，“你一个人住？”

“嗯。”

“有家人朋友吗？”

“有……朋友。”我想了想，“在南通。”

“那就好。”她微笑，“别总是一个人闷着。苏州很美，多出去走走。”

离开医院时，已经十一点了。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墓园。

母亲的墓在郊区的一座小山上。墓很简单，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照片，因为她临终前说：“别放照片，让我走得干净些。”

我在墓前坐下。石阶很凉，隔着裤子也能感觉到。我从布袋里拿出一个青团，放在墓碑前。

“妈，今天我去复查，医生说好转了。”我说，声音很轻，“药很苦，但我在喝。”

风吹过墓园的松树，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有鸟叫，清脆的，一声一声。

“我开始写东西了，写你的故事。”我继续说，“但我发现，我其实不了解你。不了解你为什么会爱上爸爸，不了解你离开苏州时的心情，不了解你最后那句对不起，到底是为了什么。”

风大了些，吹起我的头发。我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

“陈阿姨给我留了钱和地址，但我没去找她。你说，我该去吗？”

当然没有回答。墓碑沉默地立着，青团在风中微微颤动。

“林小舟给我寄了麻糖。”我换了话题，“南通的麻糖，很甜。他说向阳路拆了，他搬到了新区的修车铺。他还是不太说话，但开始记账了。你说，他会不会来苏州？”

风停了。墓园突然安静下来，连鸟叫声也停了。

我坐了很久，直到腿开始发麻，才站起来。膝盖有些疼，我扶着墓碑缓了缓，然后慢慢下山。

公交车晃悠着回到老城厢。下午的阳光很好，照在巷子的白墙上，反射出柔和的光。那只黄猫又蹲在我门口，看见我，懒洋洋地“喵”了一声。

“饿了吗？”我问。

它蹭我的腿。我开门，拿出鱼干喂它。它吃得很香，胡须一抖一抖的。

下午，我继续写东西。今天写的是母亲做青团的样子——她总是选最嫩的艾草，洗净，焯水，捣成汁。糯米粉要过筛三次，她说这样才细腻。豆沙要自己炒，加桂花糖，不能太甜，也不能不甜。

写着写着，我忽然想，母亲做这些点心时，在想什么？是在想苏州的春天？在想远方的女儿？还是在想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此刻我在苏州的这间小屋里写她，她在另一个世界是否看得见。

傍晚，我去菜市场买了菜。苏州的菜市场和南通的差不多，只是蔬菜的品种更多些，水灵灵的，沾着水珠。我买了豆腐、青菜、一条小鲫鱼，还有一块五花肉。

回家做饭。厨房很小，但窗户很大，能看到巷子里的行人。我切菜，煮饭，炖汤。一个人的饭很难做，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凄凉。但我尽量做得丰盛些，摆好碗筷，像要招待客人。

其实没有客人。只有我一个人，和窗外的暮色。

吃饭时，我收到林小舟的信息：“雨停了。”

我走到窗边，果然，傍晚的天空露出一点晴色，云层散开，透出淡淡的橙红。

“苏州也晴了。”我回复。

“那就好。”

对话到此为止。他总是这样，话很少，但每个字都实在，像他修车时拧的螺丝，一下是一下，不会松动。

吃完饭，洗碗，擦桌子。然后坐在窗前，看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巷子里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晕在青石板上铺开一小片温暖。有行人走过，影子被拉得很长。

我拿出笔记本，写下今天的最后一句话：

“母亲，如果你能看见，希望你不会失望。你的女儿在学着好好活着，在一个你曾经离开的城市。”

合上本子，我起身关窗。夜风很凉，带着苏州河水特有的、湿润的气息。

远处传来评弹的声音，咿咿呀呀的，听不清唱词，但旋律很熟悉，像童年的摇篮曲。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药效开始发作，困意像潮水一样涌来。在睡着前，我想起顾医生的话：“几十年没问题。”

几十年。

够我写完母亲的故事吗？

够我等到林小舟来苏州吗？

够我种一盆栀子花，看它开花，枯萎，再开花吗？

不知道。

但至少，明天早上醒来，我还要吃药。

至少，窗外的巷子还在，青石板路还在，邻居阿婆还会在门口择菜。

至少，我还活着。

在苏州。

在春天。

在慢慢好转的疾病里。

在未完成的故事里。

在等待的时光里。

这就够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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