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风，吹遍田野时总带着股紧绷的意味。“以粮为纲”的口号刷在村口老槐树上，红漆斑驳却依旧刺眼，随之而来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像一张密网，把整个村庄裹得喘不过气。上头说要“全国一盘棋”，可到了基层，有些干部却把这当成了整人的由头，公报私仇、中饱私囊，原本的政策变了味，但凡沾点个体的边，都成了要割的“尾巴”。我们大队由民兵副“副连长”“二赖子”带队读者疑惑：这副连长咋还引上了？那是因为这“副连长”其实是大家给他的绰号，其实他啥也不是。二赖子在村里是个名人，他本姓常，没人叫他的名字，都叫他二赖子，就是他有点赖劲。常姓在村里是大姓，因此他倚仗家族势力，加上他家二哥是大队副书记，弟弟在公社当秘书，家族中还有人在县政府当值，他在村里很有”范”没人敢惹他。他当过兵，不过是因偷同屋战友两块钱，被部队遣送回村的。那时因为会来事儿，已经被提干为副排长了，因训练手受伤，他去医院包扎后，在宿舍里看见有战友上衣挂在墙上，于是他就动了心思，用手指去掏，还真的掏出两块钱来，他以为没人知道，可这傻逼不是手指包扎了吗？他用伤手掏的，那裹手的纱布掉人家上衣兜里了，就这样被遣送回乡的。这次“割尾连长赵然怕得罪人，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他腰里别着红袖章，手里攥着根枣木棍子，整日里铁青着脸，喊着“宁左勿右”的口号，组织民兵日夜巡逻，村头巷尾、田埂地头，甚至邻村的集市，都成了我们严查的地界。我是民兵小分队里最年轻的一个，背着半自动步枪，跟着队伍转来转去，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却又不敢多言——在那个年代，“服从”是唯一的准则。

最先出事的是二丢。他是二队的，三十好几还没娶媳妇，为人老实得近乎木讷，不善言辞。那天我和另一个民兵在村口值守，远远看见他挑着一担打草回来，脚步匆匆，像是怕撞见谁。我们迎上去拦住他，二丢吓得一哆嗦，担子“咚”地砸在地上，草叶撒了一地。他慌忙撩起衣角擦汗，连连作揖求饶：“民兵同志，我就是打点火柴用的草，没别的意思……”我认得他，知道他没坏心眼，可我只是陪同的，另一个民兵不松口，我根本插不上话。偏巧那民兵跟二丢家早前有点别扭，借着这由头硬是不依不饶，吆喝着把他往巡逻指挥处带。二丢吓得脸都白了，一路走一路哭着求饶，可没人理会。到了指挥处，一顿打是免不了的，最后还罚了10元钱、100个工分。10元钱在当时是笔巨款，100个工分更是要白干10天活，二丢哪拿得出来？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草和镰刀被没收，耷拉着脑袋回了家，背影佝偻得像被抽走了骨头。

二丢的事刚过没几天，老栓叔又撞在了枪口上。老栓叔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背有点驼，是村里有名的竹匠，一手编篮筐的手艺远近闻名。以前农闲时，他编些竹器拿到集市上换点油盐钱，补贴卧病在床的老伴和三个孙子。可如今，这手艺却成了“资本主义尾巴”。那天晌午，日头正毒，我们巡逻到村西河湾的柳树林，远远就看见他蹲在树荫下忙活，脚边摆着几个编好的竹篮，还有半捆没完工的竹条。“站住！干什么的！”二赖子一声大喝，老栓叔吓得手里的篾刀都掉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住二赖子的腿哭道：“连长，我就是给孙子编几个篮子装红薯，不是要去卖啊！”

二赖子一脚把他踹开，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你当我瞎？这竹篮编得这么规整，不是卖是啥？”旁边的民兵李四凑上来，阴阳怪气地提了句：“副连长，上次分救济粮，他还跟你争过半斤玉米面呢。”我心里一沉，这话点破了关键——二赖子早记恨上老栓叔了。“把他捆起来，带回去！”二赖子使了个眼色，两个民兵立刻上前反绑了老栓叔的胳膊。到了指挥处，二赖子拍着桌子宣布处罚：“要么罚款20元，要么批斗游街，再罚200工分！”200工分是20天的活，老栓叔哪扛得住？求情无果后，李四拿起木棍朝着他后背狠狠打了十几下，打得老栓叔蜷缩在地上直哼哼，后背的衣服都渗出血迹。最后，他的竹篮和篾刀被没收，二赖子还把竹篮分给了几个民兵，李四拿了两个，笑得合不拢嘴。老栓叔踉跄着走出指挥处时，回头望了一眼被拿走的竹篮，眼神里满是绝望。

没过多久，村东头的王贵也遭了难。王贵四十出头，媳妇早逝，独自带着两个娃，还有个瘫痪在床的老娘，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队里的工分只够勉强糊口，他就偷偷攒了几个鸡蛋换了头猪仔，想养到年底卖钱给老娘治病、给娃添件新衣裳。他把猪圈藏在柴房最里面，用柴火挡着，只敢半夜偷偷喂食，可还是被二赖子盯上了。那天夜里，月亮躲在云层后，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跟着二赖子摸到王贵家院外，柴房里隐约传来猪的“哼哼”声。赵然一脚踹开柴房门，手电筒的光束照在那头半大的黑猪身上，王贵从屋里跑出来，脸瞬间白得像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私养牲畜，好大的胆子！”二赖子冷笑一声，指挥民兵拆了猪圈，把猪捆起来往木板车上抬。王贵的小儿子跑出来，抱着他的腿哭着喊：“爹，别让他们把猪赶走，我想让奶奶治病……”孩子的哭声让我心里一阵发酸，可二赖子不为所动，还宣布了处罚：“罚款30元，罚工分300分，检讨在全村大会上念！猪没收充公！”我看得明白，这头猪最后多半是被二赖子和几个大队干部分了。王贵想阻拦，却被民兵按住，只能眼睁睁看着猪被拉走，捶胸顿足地哭道：“这日子没法过了！”后来，王贵的300分罚款没能免掉，他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干活，替队里挑粪、挖沟，硬生生用一个月苦力还清了工分。可他老娘的药钱没了着落，病情越来越重，没过多久就走了。送葬那天，王贵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眼神空洞得像丢了魂，我远远看着，心里满是愧疚——我明明见证了这一切的不公，却因为懦弱，一句话也不敢说。

第六章   割尾巴（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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