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一月安东令”到“西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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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1844—1927） 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苦铁、老缶等，浙江安吉人。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巨匠之一，集书法、绘画、篆刻、诗文于一身，被尊为“后海派”领袖，他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他以“金石气”为核心，开创雄浑苍劲、朴拙大气之风，对近现代中国书画影响深远。

他的家族世代以耕读传家：祖父吴渊曾任嘉兴府教谕（地方教育官）；父亲吴辛甲举人出身，曾任知县，淡泊仕途，潜心学问与金石篆刻，精通诗文、书法和篆刻，尤其是金石学研究，直接启蒙了吴昌硕的艺术兴趣。

家道中落后，吴昌硕凭借家学根基和努力，终成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的艺术大师。他的成就也与乱世中的人生磨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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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创立于1904年，“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

印社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隐四人发起，联合同道在孤山购地建社，他们被称作“创社四君子”。

1913年召开成立大会，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确立“学术与雅集并重”传统。

历任社长皆为艺坛泰斗：继吴昌硕后，马衡（考古学家）、张宗祥（学者）、沙孟海（书法家）、赵朴初（佛学家）、启功（书法家）、饶宗颐（国学大师）等。

社内藏有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东汉石刻）、战国“商鞅方升”。

每年春秋两季举办“金石书画雅集”，社员以印会友，切磋技艺，传承文人雅士之风。

社训“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 “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西湖西岸）为名，是印社赋予诗意栖居的意象。

西泠印社秉承“社员不社交”。早期社员多为布衣学者，不涉官场，专注艺事。即便后来沙孟海身居高位，仍以“印人”自居，延续清流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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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以篆籀为骨，融金石气韵，毕生研习《石鼓文》，曰“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晚年变法，将石鼓文原本规整的篆书化为欹侧险峻、浑厚苍茫的独特风格，线条如铸铁般凝重，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

隶书取法《张迁碑》《石门颂》；行草融入篆隶笔意，以中锋行笔，遒劲如枯藤老树，代表作《行草诗卷》如龙蛇飞舞，气势撼人。

他的书法笔法渗透于绘画，如画梅枝如篆书，写荷茎似草书，形成“金石写意”画风。 将治印的刀法转化为笔法，行笔如凿石，形成“钝刀硬入”的独特力道，字中可见斑驳金石痕迹。

代表作《石鼓文四屏》（上海博物馆藏）：晚年巅峰之作，字形开张，墨色焦润相生，如千钧铁骨立纸面。

《临石鼓文轴》（故宫博物院藏）：突破原帖结构，强化疏密对比，被誉为“活石鼓”。

《行书自作诗卷》：行笔如风卷残云，笔势连绵中见金石铿锵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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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受业于俞樾、杨岘，学习训诂与书法；与任伯年亦师亦友，任伯年曾鼓励其“以篆籀笔法作画”，助其突破画艺。

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等皆受其影响，齐白石诗之“老缶衰年别有才，金石丹青一例开”。

他 自称“三十学诗，五十学画”，实则谦辞。其画早年受任伯年指点，后以书法、篆刻功力反哺绘画，大器晚成，七十岁后画名日隆。

1920年华北旱灾，他联合海上书画家义卖作品，所得尽数捐赈，自题“书画本是济人物，敢比千金一粒丹”。

友人赠其古缶（陶罐），吴昌硕爱不释手，遂以“缶庐”为号，并作诗“以缶为庐庐即缶，庐中岁月缶为寿”，彰显其朴拙自然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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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官做得不开心，就刻个章骂自己是 “酸寒尉” ；当一个月的知县就愤然炒老板鱿鱼，凿个印——“一月安东令”自嘲。

印 “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陶渊明做了80几天才走，我比他心急50日。

一月安东令边款刻狂草诗文，刀笔合一，豪气逼人。

晚年耳聋，自刻“聋于官”“大聋”。人家细声讲他坏话，或者赞他，他都说听不见；子女轻语说他偷吃零食，他马上听见即刻反驳……他把“选择性失聪”玩到出神入化。

剃头师傅说最怕为络腮胡刮面，他搭嘴：“我胡须少，有23根！”

师傅：“你等于无胡须。”他不生气。

70岁时索性刻印叫“无须吴”，边款：“咄咄留须表丈夫，无须吴，无须吴。”

日本刻了个吴昌硕铜像摆在西泠印社的小龙泓洞。有人竟然烧香跪拜。吴昌硕笑：“怪不得我头痛，原来是他们拜到我头昏！”

西泠印社，响当当的“天下第一名社”。

有班粤地“食神”，将招牌“西泠印社”从右到左读作“杜即冷面”，以为是面铺，想进去食冷面。想必吴昌硕大师会激得弹起身。

西泠印社是高大上的艺术殿堂，创社社长，却是个“盏鬼”的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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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赞：“余见缶老六十岁前后画，尚未能自立门户……八十后则遒劲苍古，无人能及。”

潘天寿颂：“昌硕先生以金石治印之法治书，更以书入画，开一代新风，实为近代艺术之转捩点。”

日本艺术界誉之为“中国最后之文人”，其作品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近代书法与南画。

吴昌硕的艺术人生，“诗书画印”融通，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绝响，其作品中至今仍为艺术界仰望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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