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十骏马，换阿巎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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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里巎巎[náo]（1295年~1345年），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蒙古族“康里”部，元代著名书法家。

历任秘书监丞、礼部尚书、监群书内司、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制诰、知经筵事等职。

他的书法融合了汉文化和游牧民族的气质，在元代书坛独树一帜。

康里氏为色目人（西域突厥部落），属元朝“二等族群”。其父不忽木是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臣，官至平章政事（宰相级），家族世代受元廷重用。

康里巎巎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精通儒学、史学，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是文官最高职，深得元文宗、元顺帝信任。

色目人因政治地位优越，成为汉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康里巎巎的成长背景，体现了蒙元帝国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巎巎”是蒙古音译，原意为“忠诚”或“蓝色”，蒙古尚蓝；一说与突厥语“狼”，象征勇猛。

他憎恶问他全名，一听到“康里巎巎”反白眼：“叫我阿巎行不行？”

康里巎巎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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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里巎巎不喜慢慢写的楷书，最中意龙飞凤舞，写到狂风扫落叶。

他以“行草”成就最高，其风格：师承晋唐，兼容并蓄。取法王羲之、王献之的飘逸，又融入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笔意。

受赵孟俯“复古”书风影响，强调个人性情表达，突破赵氏的典雅范式。

他用笔“迅疾如风”，线条劲挺爽利，起笔多露锋，转折方硬，字势欹侧跌宕。

章法疏密对比强烈，字间连带自然，节奏感极强，被称为“一笔书”。

其书法中蕴含游牧民族的豪放气质，与汉文化的含蓄典雅结合，形成“雄健中见灵秀”的独特风貌。元代文人评其书“如快马斫阵，健鹘摩空”。

代表作：《谪龙说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内容为柳宗元寓言《谪龙说》，全卷行草相间，笔势连绵不绝，墨色枯润交替，极具韵律感。字形大小错落，疏密对比强烈，如“龙”“神”等字张扬飞动，体现其“迅疾”的典型风格。

《李白古风诗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草书书写李白诗，用笔圆转与方折并用，线条如钢丝盘曲，张力十足。章法上忽密忽疏，墨色由浓至枯，展现强烈的情绪起伏。

《奉记帖》（私人收藏）。小行书信札，笔法精微，结体宽博，可见晋人风韵，反映其对传统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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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俯代表江南文人书风的典雅精致，康里氏则展现北方书法的雄健奇崛，两者共同构成元代书法的两极。

色目书法家的成功，打破了“汉人独擅书法”的传统观念，证明文化交融的艺术可能性。

其迅疾书风影响了明初草书家宋克等人，甚至被日本“禅宗墨迹”吸收。清代包世臣赞其“骨力遒劲，足乱旭、素”。

元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记载康里巎巎自称“每日须写三万字才罢休”，一日三万字，赵孟俯要追到气喘，是书法界的“速度王”，常人不及的疯狂。

他曾对友人笑谈：“余书未成，笔已秃数管矣。”即使政务繁忙，仍坚持练字，甚至以“悬腕书空”训练笔力。

勤奋，成就其迅疾如风的草书风格，也反映了元代色目精英对汉文化的极致追求，以艺术精进弥补族群身份缺憾。

色目出身，汉文化玩到出神入化，逼得汉族文人快要跪低。

康里巎巎与赵孟俯虽风格迥异，却意气相投。

赵孟俯见康里作品，感叹：“巎巎书如雄鹰击空，吾不及也！”

康里则回应：“子昂书如仙子凌云，乃真妙品。”

康里书法有意突破赵氏的“复古”框架，以豪放笔意开辟新境。

康里巎巎身居高位，以书法隐喻劝谏元顺帝推行汉法，未被采纳。

元顺帝命其书写《千字文》，康里特意在卷末题写“臣不敢苟且，惟陛下察之”，暗讽帝王怠政。顺帝不悦，却因其书法精妙未加责罚。

他深谙儒家忠谏之道，上书建议“行汉法、用儒生”，皇帝不用。

他的书法中隐含儒家士人的理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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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流传康里巎巎书法价值连城，有人用良马求字。

一日他在酒肆挥毫，一色目商人见其字惊叹，愿以十匹骏马换一幅草书。

康里大笑：“马留塞外驰骋，字赠知音足矣！”遂拒马赠字。

元代书画市场繁荣，豪贾是重要的收藏群体。康里作品在当时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元代多族文人交游频繁，康里常参与诗酒雅集。

宴席上，高丽使臣以汉字诗文挑衅，康里巎巎即兴挥毫，以草书录其诗，笔走龙蛇，众人瞠目。

使臣拜服：“笔锋如剑，破我藩篱！”

书法成为超越语言的身份认同媒介。

康里巎巎晚年病重临终：“当年不该跟赵孟俯比快，应该跟他比谁活得久——他活了68，我才51，血亏！”

交代后事： “我那卷《草书述张旭笔法卷》，烧给我，但别烧全本——留半截在人间，考考那些考据专家。”

留下绝笔的传说：弥留之际他用手指蘸药汁，在床单上写下“忠孝”二字，随后掷笔而逝。

此举既呼应其名“巎巎”，也暗示儒家思想价值、在族群身份与文化归属之间的挣扎与拥抱。

近年有书展，曾以“康里巎巎：丝路上的笔锋”为题，其名终不再被“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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