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芬兰与瑞典的和平共处与司法制度

作为瑞典一部分的芬兰在考察芬兰教会的创立和指出十六世纪前它的地位和领导的某些特点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历史发展情况。我们也暂时搁置了一个重要而引人深思的问题，即历史学家提到芬兰是瑞典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后来称为瑞典和芬兰的这两个7国家在当时的关系是一个较大的整体（即瑞典王国）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排除了1157年的“十字军”，认为那在历史上是不可靠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抛弃了这种看法：芬兰与瑞典在政治上的联合,最初是通过武力实现的。我们反对这些说法，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同时代的材料或记载足以作为这些说法的可靠证据，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说法同后来社会和政治情况的许多基本方面不符——那些社会和政治情况是只有在一个被承认为与瑞典人处于平等地位的自由人（这些人与瑞典人组成一个共同王国）的社会里才可能出现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瑞典成为统一的国家以前几百年，或者换句话说，在统一的过程已经使各省不再是政治组织的基本单位以前，芬兰就已成为瑞典的一部分。在超越各省并独立于各省的各种法律观念、行政成规和政治权力获得明确规定的意义以前，芬兰与瑞典的联合（“联合”一词在这里是从广义来说的，并不含有用于比较近代的联邦国家时的那种意义）过程早已开始，而且向前发展着。

芬兰是瑞典王国的外围边缘地区之一，它慢慢地形成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我们也许可以说，到十四世纪末叶，芬兰已经成为组成这个王国的许多省份之一。到那时候，“瑞典法”已适用于其全境；瑞典本部各省的第一部普通法典只是在大约前五十年（约在1350年）才编制完成。

因为当时对法律和法律施行的改变是很缓慢的，有时需要几代的时间，所以看来这样说是正确的：到1400年时，芬兰与瑞典联系的纽带并不比把波的尼亚湾对面那些瑞典“国土”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松一些。很有可能，芬兰西南部同斯德哥尔摩和这个王国中部地区的联系，比起瑞典本部北部和西部各省同斯德哥尔摩和这个王国中部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

芬兰居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权利，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国家与瑞典王国其他部分的关系。芬兰人拥有瑞典本部居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48权。不论是在各省缓慢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统一的王国以前的较早的时代，还是在后来十六世纪世袭的君主国家已经出现之后，瑞典人和芬兰人在法律上都没有任何区别。在波的尼亚湾东岸和西岸的居民都同样是“瑞典人”。

芬兰本土被认为是王国各省中的一省，参加国王的选举，这可以从1362年的一项法规看出来，这项法规中有一段说：“因为每一个主教区的十二个代表……以及他们的执法人〔法官】应代表所有人民选举国王，而芬兰是一一个主教区，所以按理〔芬兰人】在将来应被授以其他主教区所享受的特权……凡要选举国王的时候，执法人应会同神父和平民的十二个代表，代表所有人民选举国王。”这项特权在国王由选举产生的时期，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

虽然参加国王的选举是重要的（有时，这种权利实际上不过是对一次已经举行的选举加以确认而已），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其重要性还比不上那些主要是地方性质的权利或特权。地方政府掌握在自由民从他们自己当中选出的人士手里。在司法方面，建立在悠久而牢固的传统之上的陪审制度规定普通人参与作出司法判决，这对于他们的关系常常比选择这个或那个王位争夺者更为密切。

下述事实对于表明芬兰在王国中的地位是颇有意义的：芬兰人，就担任公职来说，在法律上都是“瑞典本土人”。最后，从代表会议的最早时期起（直到十七世纪瑞典议会完满形成时，代表会议可以称作瑞典议会），直至1808--1809年芬兰与瑞典的几百年之久的联系断绝时为止，芬兰在瑞典议会中都有代表参加。

这些情况说明了在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那几个世纪中，芬兰这方面的发展为什么与芬兰湾南面那些地方的发展有显著的不同。当条顿骑士团在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确立他们的统治时，土著4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和自由，沦为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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