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教会及其领导人

关于基督教之传入芬兰，罗马教会也几乎是完全没有记载的。可供使用的教会文书档案没有关于圣·埃里克或（圣）亨利主教的材料。只发现过两个文件明确提到十二世纪中叶以后的芬兰（没有更早的了）。一个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72年的“至关重要”诏书，另一个是教皇英诺森三世1209年的“晓谕你们的”诏书。“至关重要”诏书表明，芬兰是被看做基督教世界在北欧的一部分，按照在罗马流行的看法，芬兰人一向不注意对他们的教士给予应有的尊敬，他们对于世俗事物的关心超过了对于解救他们的灵魂的关心。

在受到“敌人”（这就是俄罗斯人）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乞援于教会，从神父的帮助中寻求安慰；只要危险一过去，他们就看不起神父，压迫神父。诏书指示，将来必须强迫芬兰人对基督教的要义保持虔笃的信仰和忠诚。

1209年的诏书是关于任命芬兰的主教而发给隆德的大主教的（隆德是主教所在的地方，当时属于丹麦，直到1658年为止，仍属于丹麦),其中也没有关于六十年前的事情的材料。

从有关所谓1157年（或1155年）的十字军的“材料”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已经由一位芬兰历史学家加以概括，他对关于埃里克国王和享利主教的传说作了充分研究之后说：

这些传说中唯一可以被认为可靠的材料大概只有这一点：一个争夺〔瑞典】王位的名叫埃里克的人，在十二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对芬兰发动了一次远征（远征的目的我们不知道），一个名叫亨利的担任教职的人在芬兰西南旅行的时候被杀害，这两个人的活动有些联系。其他一切说法，特别是那些一向被用作关于那时瑞典与芬兰之间的关系的种种假设的根据的说法，都必须认为是站不住脚的，除非这些说法能够在其他方面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足以支持波尔散和其他十八世纪历史学家的结论，而那些结论在以前是被一群追随者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我们必须把传统的“十字军”的故事归入虚构的历史中去。

在这样把1157年的“十字军”的故事抛到日益增高的历史废料堆中去的时候，我们仍然剩下这个问题：基督教教会在什么时候、怎样到达遥远的芬兰海岸，去帮助那里新近被争取入教的勤劳的农民、猎人和渔民？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面对着在朴素的和幻想的猜测的海洋中漂浮着的少数片断的材料。然而这些片断的材料已足以引出某些确定的结论。它们除了表明其他事情之外还表明，在传说的十二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的十字军以前很久，基督教的信仰以及至少与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会相联系的某些习俗已经传到芬兰。

这一点除了其他材料之外还可以从下述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基督教的殡葬习俗（例如坟墓的东一西向）至少在“十字军”以前一百年已经在芬兰西南出现。基督教的殡葬方式看来在1050年左右以后的一百年里,在这个国家定居较早的地方已经很普遍了，而到1300年时，已经深入到芬兰的东南。由此可见，“原始的”基督教看来在十二世纪以前很久已经在芬兰存在，为罗马天主教教会在芬兰的统治地位打下基础，在它实际上是在罗马直接控制下的一个自治的芬兰教会的那几十年里，尤其如此。

在进入十三世纪以后很久、当罗马教会把芬兰纳入它的范围的时候，芬兰的教会是在丹麦隆德（斯康内连同隆德直到1658年才改属瑞典）大主教管辖之下，这个大主教正是在芬兰教会的重要的、形成的时期主持教会事务的。虽然乌普萨拉大主教区设置于1164年，但是直到1216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才把芬兰教会置于乌普萨拉的管辖之下，而且事实上，芬兰教会继续作为一个自主的教会实体，在它自己的、当地的领导下进行活动。

芬兰历史上第一个杰出入物不是一个世俗的领袖或显贵，而是活跃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里的一个担任教职的人—一个主教。这并不是偶然的。托马斯主教是一个英国人，曾在乌普萨拉大主教区任教职，并在芬兰传教。

约在1220年38（这个年份不能肯定；最早提到托马斯的名字是在1234年的记载中），他被召担任高级教职，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他都担任此职。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教士，对于巩固教会在芬兰西南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他长期艰苦地工作，向东面和北面扩大教会势力，想由此建立一条防线,以抵御当时仍然在基督教范围以外的内地的氏族和想在芬兰取得立足点的俄罗斯人（诺夫哥罗德人）。

托马斯主教担任教职之所以著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托马斯是在罗马的而不是在乌普萨拉大主教的直接领导下擘画与工作了二十五年。瑞典的教会对于他的工作并没有起指挥作用。因此，教会在芬兰进行工作的情况使教会暂时成为有些象自治团体的机构，它与罗马的联系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经过乌普萨拉大主教的。

大概说来，教会在芬兰的一般地位是和罗马教会在欧洲其他地方的一般地位相同。到十四世纪初期，它已经获得两项重要特权。1219年，教会财产被宣布为有不受国王征课罚金或其他税捐之权。到1250年时，王室不得向教会财产课税的原则已被普遍接受。教会的成员只能按照教会法加以审讯，并且不是由俗界法庭审讯，而是由教会自己审讯。

然而教会的权力不仅是限于对教士，对于被认为属于教会主管的世俗事务，如谋杀、高利贷、发假誓、异端以及一般违反道德和犯罪的行为，它要求有权作为最后的裁判者和法官，而且也成功地行使了这方面的权力。它也是当时芬兰的学校的创办者和主管者。但是直到路德教传入以后，教会对于本地的高等学府并没有什么深刻影响，其原因我们下面就要谈到。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教会既是人类灵魂的极为重要的解救者，也是一种世俗权威或国家。直到十三世纪中叶前后，芬兰教会基本上是独立于力量薄弱的王权之外的，国王对于权力的要求还没有向教会提出严重的挑战。芬兰最早的见于记载的税捐是由教会征收，供教会使用的。最早的行政机构是从教会举办的事业及其意图中发展起来的，在进入十四世纪以后很久，这种行政机构看来还是唯一真正的“政府”。

到这个时候，教会的势力已经大大地增长,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领导人总的说来都是能干而励精图治的，而且也因为瑞典和芬兰的教会是由罗马指挥的中央集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位于西方世界北部外围边缘的地方，在罗马教会已经达到它的全盛时期以后很久，才从异教世界里夺取过来。这一点大概是下述这一事实的原因：

北欧的教会避免了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破坏性的和延续很久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在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在北欧，没有引起动乱的授职权的纠纷使罗马的最高领导地位遇到麻烦，而在宗教改革以前，也没有任何重要的异端对教会的职权或教义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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