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他说，他父亲曾告诉他，他家祖上是生意人，满清的时候勾结上了贪官和珅，于是发了家。到了民国，他家卖了家产祖业，盘下来四百多亩地，但是他的太爷爷和他的爷爷好赌，二十年输掉了将近一百亩。那时又有洋人、日本人频频闹事，衙门风口紧，他家为了保住根基，他爷爷和他父亲又送出去一百多亩地。幸好他父亲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又会经营，手里攒了点钱，在1971年建了两所小学。他父亲知道读书的好处，在他小时候就送他去读书，但他不上进，总在学校里惹事，因为学校是他父亲建的，所以没人敢表示不满，又恰赶上十年大改，老师们名声不好，他就跟着外人一起骂，老师们只能闷下气。后来，他父亲花了钱，让他去震旦大学做旁听生，但他只念了两年，剩下的两年几乎在酒厅、歌舞厅和夜场度过；不仅如此，他还搞大了一个大学女同学的肚子，甚至花钱让女同学做了流产。毕业时，他花了不少钱打点学校的领导们，最终拿了毕业证。几年后，他父亲的腰椎得了病，并且全身力软，只能躺在床上休息，他迫不得已开始接管家业。他说，他是从接管家业时才懂得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接手没几年，政府就派人来抓他，他父亲让佣人们关住他，然后替他顶了包，惨死枪下。他给他父亲办的葬礼很风光，两所学校的老师们也来悼念，来人除了亲朋好友，还有许多受过他父亲恩惠的乞丐。他父亲的葬礼结束没多久，就遭到了抄家，抄家的人还把他母亲的右手打断，他也被围殴了一顿，幸好他提前轰走了佣人们，才让他们免遭毒手。他母亲重病去世后，他就复仇了，逃到这里。他与一家烟行的女儿十分相爱，但每每论及婚事，他就闭口不谈。再往后，也就是上山出家了。

当他讲完，夕阳只剩下残余的一角，他眼里又泛起泪光，我见此景后，也讲起了我的故事。

我说，我家庭一般，没什么存款，父母忙活一年只能攒下将近一万。我上大学后，不顾家人反对，硬是读了文学，还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便回到家乡。当时有好几所小学、初中、高中放弃了教资门槛，争着聘我。我选择了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初中就任，做了三年老师，最终因为受不了学校的弱智规定，以及一些压迫学生、老师且违反法律和道德的事后，便递上了辞呈。因为我的教学能力强。我教的那些孩子中考分数高，所以学校的领导们把我围起来，七八个人一起训我。最后，我忍不了，就把他们前前后后做的勾当全罢了出来、辞职后，我把那个学校所做的事全写了下来，掺杂着大量的照片作为证据，以每周一次的速度递上省教育厅和县、市长办公室。没过几个月，学校里的领导班子大换血。据说，还有两个主任因为贪污受贿被判了。一时间，我在县城内声名鹊起，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关于我的事迹。自那时起，我就成了整个县城教育体系的头号公敌。也正因此，我开始在家写作。我先前写了两本书，多是自然风光、田园生活，投到出版社后，全被退回来，迫不得已才挂在网上，多多少少能挣些钱维持生活。后来，我改变了风格，写了几本小说，看得人多了，挣的钱自然也多了。但也因此，我经常想“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写一本书，写一本好书，而不是为了蜗角蝇头的利益。我想模仿一些成功的作家，去农村体验生活，写一写真实的社会现象。可惜事与愿违，我的飞机航线上突然出现暴雨，只能紧急迫降，因此我来到这里，成了半个出家人。

我讲完时，月亮已经爬上青天。那天晚上，我们边走边聊。

他七十二岁，我二十八岁，我们加在一起有一百岁，但聊起来似乎有几千几百岁。我与他无话不谈，自古至今各种事他几乎无所不知。

对于我来说，最好的事是他不再将自己关起来，我也不再将自己关起来。或许，当一个人的心门真正打开时，无论有多少杂尘，都会被皎皎明月扫净——每个人，本都不是别里科夫。

那晚我们都未回到房里，我们俩在点凤阁里谈天说地。他对“道”的理解极为深厚，我很难用语言形容。心肺敞开的他，可能是我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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