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5-15 15:03:49 袁世凯的崛起，源于1884年朝鲜的甲申兵变，当时年方25岁的袁世凯，处置果断，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被61岁的李鸿章评论为“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加上袁世凯的父、祖皆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李鸿章自然大为关照，由此开始青云直上。

美国画报上的袁世凯

　　‘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厥惟袁世凯……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其人也。’

　　42岁的袁世凯要到天津走马上任了，这次不再是作为一名中层干部，而是直隶的第***和天下疆臣之首——直隶总督。

　　李鸿章去世的当天（1901年11月7日），还在流亡途中、正往北京赶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时，立即宣布了组织措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署理， 未到任以前， 着周馥暂行护理。”

　　李鸿章的去世，给大清帝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但也给年轻一辈的官员们腾出了一个巨大的“萝卜坑”，一连串的大中小“萝卜”们开始换“坑”了。除了袁世凯得到了最大的那个“坑”之外，王文韶接任对八国联军谈判的全权大臣，而袁世凯空出的山东巡抚的位子，则由他的亲家张人骏接任。

　　自此，天津开始进入了“袁世凯时代”。

　　非袁莫属

　　袁世凯本人及李鸿章，都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袁接李班的前景，袁世凯因此连李鸿章生病也不发慰问电，以免他多心，而李鸿章在病中也不推荐任何继任者，以免小袁不快。

　　《纽约时报》在11月9日用大标题报道：“接替李鸿章：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王文韶接任全权大臣”。正在华盛顿休假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通过11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表达，袁世凯接班是“在全中国范围内所能做到的最好的选择”。该报全面介绍了袁世凯的履历，特别提到了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山东居然在义和团动乱中保持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袁世凯展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能力”(show surprising ability)，“既控制住了这个不安分的省份，又有效地保护了领土免受虎视眈眈的列强的染指。”

　　但是，对于袁世凯离任之后的山东，舆论似乎还是比较担心。11月8日的《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说，袁世凯接任李鸿章是令人欣慰的，他将能对朝廷产生很好的影响，但他离开山东后，这个一贯动荡的省份是否还能保持安定呢？该报将袁世凯在山东的治理，称为“铁腕”(iron hand)。11月9日的《纽约时报》也似乎对接替袁世凯的张人骏并不看好，说他之前默默无闻、担任的职务也不显赫。当然，日后的历史证明了，张人骏在风云激荡中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的。

　　在这场历时2年多的大动乱中，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先后遭受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两场蹂躏，烧杀奸淫，毫无二致。而对大清官场来说，也经历了两场大扫荡，绝大多数的高级干部都是受害者，饱受政治“站队”的煎熬，其中一些人，因在错误的时间站在了错误的行列之中，丢了性命。

　　反对义和团的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等，被“亲义和团”的端郡王载漪（大阿哥溥儁之父）这一派血腥清洗，公开处决，这也是大清国开国以来因政治斗争而杀大臣最多的一次。而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除了帝师徐桐等人自尽之外，八国联军又确定了一批“战犯”，如庄亲王载勋、右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等，被朝廷下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则被处决；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虽因近支亲贵的身份而得以免死，也被发配新疆。更多的官员则与平民一样，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粗粗算下来，在这场浩劫中堪称“受益者”的高级干部并不多。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虽然没被波及，但也无大的收获，算是平过；军机大臣荣禄虽然自始至终地位不倒，但因为身处漩涡中心，饱受身心折磨，

　　袁世凯在初任封疆大吏时，就表现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卓越能力，这令他具备了在此非常时期挑起更重担子、包括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疆臣领袖”的资格。

　　盘算下来，还是略亏。

　　只有两人在浩劫之后是有“盈余”的：第一是李鸿章，他在被长期闲置后，于大动乱前被派往广东，远离京城的是非窝，获得了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机会；第二则是袁世凯。

　　义和团乱起，山东是重灾区，而山东巡抚毓贤的亲义和团态度，令列强极为不满。1899年年末，中央将毓贤调离山东，改任山西巡抚，而令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此时，袁世凯年仅40岁。袁到任后，一改毓贤的政策，将义和团看作破坏社会稳定的祸首，全力打压，山东秩序因此得以恢复。

　　后世史家多以为，袁世凯巡抚山东，主要工作就是打击义和团“维稳”，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袁世凯在山东采用的“铁腕”手段，名义上是针对义和团，实际上更多的是剑指德国，以防范内忧为掩护而防范外患。

　　1898年德、英先后强租胶州湾、威海卫之后，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多次给高层建言，应在山东做军事抗争的准备：“烟台为通商口岸，德屯据其后，不宜多屯兵，似应在青（州）、潍（县）一带，集成大枝，认真操练，切忌零星分散，进防威、胶，退固济南，并可遇事勤王。”（《养寿园电稿》）这一建议，成为后来他出任山东巡抚时的布兵方略。

　　备战山东、防范德国，这不仅是袁世凯的思路，也得到荣禄、刘坤一等人的共鸣，中央命令前后两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对德国“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

　　1899年5月， 袁世凯奉命率部进入山东，与聂士成所部进行针对德军的军事演习，公开名义则是“借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他的很多电文都涉及了对德备战的细节，如他从德州给亲信徐世昌写信：“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德人兵力有限，应不致谋我后路，伊必专心谋山东，各守瓜分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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