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最早出现在北洋政府文献中是1912年11月26日袁世凯发布的《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通令，1913年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选举前后，孙中山亲信控制的江西、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爆发武装革命，企图脱离中央政府独立。中国国民党称二次革命的原因是善后大借款及宋教仁被刺案，这些说法亦遭人质疑。[1]1913年6月，《大公报》转述《大陆报》的文章《中央政府与国民党之问题》指出，宋案与借款案只是引线，国民党早就处心积虑欲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即便没有两案发生，国民党的计谋也早晚会发作。[2]二次革命最后以中央政府北洋军击溃革命势力告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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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前中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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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912年2月，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同盟会在南北和谈之际，早于隆裕太后的诏书成立临时

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的五国银行团代表合影

政府。南方独立各省最终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1]

1912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同时被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孙中山散布谣言称袁世凯是暗杀背后的策动者。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孙中山于事发后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1912年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国民党人声称袁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但善后大借款是北洋政府不得不然之举，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早已破产，熊希龄回忆当时，“南京库储仅余3万，北京倍之，不及6万。”

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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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开端

发起“二次革命”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

1912年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1912年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中立。7月18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广东独立”。

1912年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南京。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8月11日，何海鸣率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旗讨袁，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北洋军展开血战。

1912年

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强行宣布独立

8月13日，拥袁桂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1912年南昌。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结果

1912年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

由宋教仁遇刺引发兵戎相见的二次革命，是民国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不少建立民主国家必须的举措，如将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于事后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

国民党联合资产阶级，并且没有兵权。政治基础不牢，武装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败原因之一。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仓促上阵的讨袁军，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缺乏战略协同，他们冷冷清清，孤军奋战，甚至连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

孙中山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贸然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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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

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但是，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随后又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

大部分的国人公开反对革命党人的暴行。在辛亥革命后做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事实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更是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因此，以“宋案”、“大借款”案为借口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大多数人的冷遇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后来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但革命党人的暴行使南京、上海等地遭受浩劫外。

反过来说，国民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 “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

在“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异志。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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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前中国格局

三种势力

[3]　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即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势力。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买办阶级。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以和平手段迫使清帝退位，于1912年3月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之后，强化国防建设，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2页。)

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等。受该派控制或影响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后三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派势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它同封建的旧社会秩序有着血肉相连的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又以改良主义来抵制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曾和革命派暂时联合反对清政府，支持袁世凯，这样，立宪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对势力演变为袁世凯的依附势力，由与革命派的暂时联合到公开对抗。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政治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所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之为中间势力。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革命力量非常薄弱，也没有领导统一全国的能力。由于力量有限，在表明上不得不接受袁世凯当选总统的现实，但私下一直在谋划着夺取大总统一职。日本成了他们对外依靠的力量。是北洋政府主要的反对派势力。以上三种势力，大抵可分别视之为执政势力（袁派）、中间势力（拥袁派）和反对派势力（反袁派）。若以对革命的态度区分，则可分别视之为反革命势力、依附反革命的势力和革命势力。这三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与抗衡，便造成了二次革命前一幕幕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定都之争，参议院的风波，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的更迭，张（振武）方（维）事件与江西民政长事件，国会议员选举以及宋教仁案等。

营垒

二次革命前，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三种政治势力的并存和争斗，实际上是两大营垒，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营垒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营垒的对峙，前者不断的尝试民主立宪体制，后者利用民主立宪体制的漏洞企图夺取权力，可是没有社会基础，夺权行动举步维艰。

袁世凯为了能不让同盟会节外生枝，对同盟会实施大力安抚举措。任命的第一任内阁中的总理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内阁部长半数是同盟会会员（包括农林、工商、司法、教育部长），故有人称之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1912年8至9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共商国计，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有意以相似于****的规格隆重接待。在28日，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致欢迎词说：“孙中山游历海外念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袁世凯还应允孙中山提出的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又委以全国铁路督办之衔。袁世凯在黄兴北上的途中，就颁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黄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人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黄克强先生年谱》第302页。)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袁世凯根据《临时约法》，在全国进行了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共和党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所属者。1919年3月18日，袁世凯发布召开国会的命令。距“宋案”发生之后不久，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08门礼炮声中正式召开。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要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孙中山等人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如宋教仁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实行国民党的责任内阁制度。甚至当自己被刺，命在旦夕之时，在致袁的遗电中说：“伏翼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宋教仁与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也注定了宋教仁成为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再次，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袁世凯也大力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1912年3月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50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30种。(方汉寿：《中国近代报刊史》第676一677页。)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70页。)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随着民主共和局面的开创，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发展实业。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将近达到1904—1911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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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上述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的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政治局势，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实际构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袁派和拥袁派为一方，反袁派为另一方，斗争的焦点是反袁派企图夺取政权。反袁势力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只能靠制造谣言攻击袁世凯，“宋案”和大借款成了国民党的借口。

宋案当时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径并未走完，各界也纷纷呼吁依循法律解决。倘若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法治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反而不顾国内民心思定，一意孤行坚持激进的武力讨伐。当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各政党和公共人物的言行，几乎无时不受到大众传媒的跟踪、监督。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和已付诸行动或拟议中的对策，无一不见诸报端。[4]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国会反对，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为自己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与国民党的声称相反，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以及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有舆论指出这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是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武力行动。另外，国民党在对袁世凯的指控忽略了两个事实，孙中山在1912年8月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当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善后大借款被国民党称为丧权辱国，然而，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的政治资本而加以婉拒。

马丁.路德.金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孙中山等人采取的手段为当时社会所不齿，注定要失败。

袁伟时指出:“政治领袖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以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袁世凯固然由早年积极推行新政的满清开明官僚堕落为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专制独裁者，而孙中山首开民国滥用武力、以刀枪分“是非”之先河，对此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武人干政、军阀混战事件实难辞其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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