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公元1900年前后中国清末，中国甲午战败后，在西方列强对华渗透侵略日益加重、对清廷控制日益加深、华北遍布教案的情况下，在中国北方发生的以华北农民和部分清军为主体，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在华西方人及华人基督徒的保国保种暴力运动及其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其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贬称则为“拳匪”。义和拳本来与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省）一带的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宗教有关。

　　在义和团运动中，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野心，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由于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也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较差。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清人有人认为与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这一观点为现今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

　　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份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1898年由赵三多首次提出）。

　　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1、白莲教说，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2、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3、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4、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教案事件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宗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华北的山东和河北，正是教案频繁的地区，义和拳活动与教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汤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怒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　非白莲　念咒语　法真言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4]

原因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②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③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④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⑤教会自身问题

这些国家的政府曾经侵略中国，传教士自然不受欢迎了。一般来说，这些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传教士是在侵略条约的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外国政府用保护传教士为借口，挑起争端。其实传教士来中国，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基督的爱带给中国人，这是传教士们积极传福音、翻译圣经、办学校、开医院从事社会服务等活动的唯一目的，可惜中国人还是不能饶恕传教士。1897年，在山东曹州教案中，就是德国首相命令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设立教堂，藉此引起中国乡民滋事，杀了两个传教士，造成德国政府威胁中国的借口。传教士就这么可怜的被利用了。以达到外国政府的卑鄙目的，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的利益。

有一些流氓假装信主加入了教会，宣教士因为不了解底蕴，于是接受了他们，并为他们施洗。后来这些流氓打架，滋事还得到宣教士的保护，使中国人大大反感。后来传教士明白了，不再甘心为虎作伥，但已经惹起中国人不少误会，难以解除。此外，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吵架一事，也带来很坏的影响。在中国人眼中根本不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这实在是很不好的见证。

⑥民族主义的刺激

从1860至1899年间，共有三次的反教高潮：光绪十年(1884)有48宗，光绪廿一年(1895)有60宗，光绪廿四年(1898)有77宗。主要是受当时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列强瓜分等事件的影响。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 刻有聂军门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重要首领

阎书勤（1860—1900），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省威县）人，领导了冠县起义。

赵三多（1841—1902），领导过冠县起义，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义和团失败后参加景延宾起义而在此过程中殒命。

朱红灯（？—1899），领导过平原起义，击败县令蒋楷，在森罗殿战斗中战败，后被捕处死。

林黑儿（？—1900？），自称“黄莲圣母”，是红灯照的领导者，天津失陷后被俘，不知所终。

王立言（？—1899），山东义和团主要首领之一，朱红灯死后在山东坚持战斗，后失败被杀。

倪赞清（1862—1902），字翼臣，组织和指挥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1901），天津义和团首领。在老龙头火车站与八国联军激战。

张德成（1846—1900），在独流镇创建“天下第一团”，后率部赴天津与联军战斗。

刘呈祥（1881—1900），别号刘十九，1900年19岁时在天津西郊高家庄设乾字坛，后在天津打击八国联军，天津失陷后仍坚持战斗。

景廷宾(1861-1902)，直隶广宗人，1902年4月同赵三多等在巨鹿厦头寺领导起义，改旗号为“扫清灭洋”，7月失败就义。

　　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近代史》）。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1900年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在1900年6月3日抵京。

　　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 ，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

　　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

　　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1900年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不久之后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

八国联军兵力

国家

战舰（艘）

海军陆战队（人）

陆军（人）

备注

日本

18

540

20,300

俄国

10

750

12,400

英国

8

2,020

10,000

大部分为印度人，英国殖民地也有派遣军队，澳大利亚派遣海军

法国

5

390

3,130

派遣自印度支那

美国

2

295

3,125

派遣自菲律宾

德国

5

600

300

意大利

2

80

最初由战舰上的水手组成，后派遣自意大利本土

奥匈帝国

1

75

总数

44

4750

49255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义和团迅猛的发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团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刘呈祥带领义和团在天津郊区抵抗侵略军，保定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部在山区坚持战斗，义和团首领郭逢春在广昌与侵略军和官军战斗。侵略军在华北的其它许多地区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镇压。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Settlement 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 Treaties）。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 Rebellion），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中国虽然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美国改变策略，主动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以培养亲美势力。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英国后来也退还了部分赔款。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强奸、抢劫、纵火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公然发出“布告”下令天主教徒抢劫，规定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归公集中均分。从8月18月开始，教徒连续抢劫了8天。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

　　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Ament)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

　　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即主要原因）

主观原因：“扶清灭洋”中的“扶清”使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义和拳运动的结果之一是朝廷体制内的守旧顽固派被清除，改革阻力减少，因而在1901年清政府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灭亡。

　　在中国仕绅阶级看来，清政府在事件中对联军势力无能为力，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各地督抚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祸患。

　　义和团事件亦改变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减缓了当时列强殖化中国的步伐，正如当时谚语所讲：“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强意识到利用虚弱不堪的清政府统治中国百姓，显然比列强直接派总督统治百姓有利。

　　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团暴乱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当时北京满大街都是居民自制的太阳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标语”。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

　　义和团运动虽然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掌握朝政的中国慈禧太后也认识到无论先前她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各大帝国中，日本由于率先协助军事镇压义和团拳乱而得到国际威望，这也是日本皇军第一次被视为一只国际力量。如上所述，由于日本皇军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而长期与沙俄军队的矛盾最终使得两年的谈判破裂并爆发战争。德军在镇压义和拳暴乱后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在沙俄方面，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美军第九步兵团因其在战役中的表现被冠以绰号“满人”。直至今日，该步兵团（驻扎在韩国Camp Casey）仍然会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纪念那次惨烈的战役。能够成功完成的士兵将被授予一面绘有中国龙的绶带。

　　义和团运动无法反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不平等条约的爱国精神，因为在整个运动中，愚昧无知的滥杀占绝大多数，真正反抗西方侵略者军队几乎没有。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虽说为期不过三个月，并且最终还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陷于失败，但是，它的丰功伟绩却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绩，概括起来说是：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些功绩，主要是在中国方面；不过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了世界方面，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

　　义和团运动是通过拳民的英勇战斗，在瓜分危机三次缓解的基础上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这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是：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

　　义和团运动以其英勇战斗的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来一个紧急刹车，中止他们的瓜分罪行。单凭事业的正义性，而不靠英勇的战斗去把它付诸实践，最后也必是一番空话，一事无成。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因为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强盗行径的非正义性而停止其疯狂罪行的；不然的话，何以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了呢？这种人们所谓的“一种可怕的真理”（an awful truth），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义运动，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种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不了的。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证明，它虽屡经镇压，却此伏彼起，更加茁壮成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性质的缘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它的这种性质就更明显了，规模也大得多了。

　　义和团运动既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它就相应地保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悠久的文化，使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得以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存在下来，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直接后果。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本来是互相影响，彼此渗透，互相补充的。毋庸讳言，中国近代由于西方产业革命没有波及到中国，它是落在文化发展的后面了，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正像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代表中国文化的四大发明，曾经有助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结束一样，中国文化和文明在将来也是很可能对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勇的拳民敢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号称“八国联军”的“挑战”（Challenge）作出“应战”（Response），就把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未开化的群体”，“一批没有活力的群众”，“一群没有民族热望的东亚病夫”，所谓中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是“一个垂死的国家”等种种诬蔑，一扫而光，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的文化并未衰老，而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挑战所作出的应战证明，中国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价值和权力的，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并借此得以保存，义和团运动的功绩是不朽的。

　　1900年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如果说它曾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曾经相应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瓜分中国领土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不曾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话，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后来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不过，这时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多半不会是日俄战争，却很有可能是英俄战争；也有可能不只是两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以上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也有通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协商来进行和平瓜分中国的可能性，虽说这种可能性很难实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正是在义和团运动前后，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the Spanish-American War），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the Anglo-Boer War）已经表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矛盾是可以，而且在事实上也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

　　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这个政治口号的变更上，我们看到了义和团运动曾经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1900年1月到5月31日以前，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发展很快，但在这段长时期内都没有一个外国人或外国传教士在直隶曾被拳民伤害过一事，便可为证。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正式提出，它在当时是适应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农民的认识水平，并且它在客观上也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因为当时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助于联合清政府的爱国官兵，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军，这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当然，这个口号有局限性，它使拳民丧失对清政府背叛义和团运动的警惕，因而在背腹受敌的形势下京、津沦陷。中国人民正是在义和团运动中，亲身经历到了清政府的可耻背叛和出卖，亲身经历到了中外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亲身经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的事实，大大提高了觉悟，才最后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帜的。

　　义和团运动不仅在当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和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且还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是这样地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观察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功绩的。他在《讲话》中说：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毛**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

　　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如御史徐道焜上书：“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称自己“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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